商鞅:薄情寡义被分尸 (历史人物系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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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当然就是战国时代主持秦国商鞅变法的那一个人。他本是魏国宫室庶出的公子,本姓公孙,后因当了秦国十年的丞相,被封于商地,故被史家称为商鞅,也叫商君。

  公孙鞅年少之时,喜好法家之学术,在魏国丞相公叔座家中担任高级的家丞,名为中庶子。

  公叔座知道公孙鞅十分聪明能干,本想将其推荐给魏国君主魏惠王。但公叔座还不及推荐,自己就卧病了。

  魏惠王见丞相病了,亲自来问病说:“相国的病万一有所不幸,俺们国家可怎么办呢?”

  公叔座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是奇才,希望君王以后把国家交给他掌管就可以。”

  魏惠王听了,默而不答。到了魏王快要离去时,公叔座斥退左右,单独向魏王说:“国王如果不听从臣的劝荐,不把国家交给公孙鞅掌管,那就要杀掉他,千万不能放他离开国境!”

   魏王这才答应着走了。

  魏王走了以后,公叔座召见公孙鞅,对他说:“君王刚才问我谁可以接替我为相国,我推荐了你,君王显出不许可的颜色。我接着又向君王说:‘君王如果不能听从采用公孙鞅的话,就应该杀掉公孙鞅,以免他走出国境!’所以,我劝你赶快离开魏国,不然就要被抓来杀了!”

  公孙鞅说:“不用怕!国王既然不听从你的推荐而采用我,又怎么会听从你的劝解来杀掉我呢?他根本没有把我放进眼中。再说,相国你生病未死,君王怎么能杀我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公孙鞅的判断是正确的。

  魏惠王回到宫中之后对左右的人说:“公叔病重了,这真是令人痛心的事情。他劝我把国政大事委任给公孙鞅,这不是荒谬透项么?公孙鞅还是一个刚成年的少年,他能懂多少事?”

  公叔座果然病故了。公孙鞅这时才感到了自己的危险。刚好此时从秦国传来了消息,说秦缪公死了,他的儿子继位为秦孝公,秦孝公下令在国内外广求贤才,以继承缪公的霸业。于是决定逃出魏国,投奔到秦国去。

  公孙鞅偷偷地逃出了魏国。西行到了秦国。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公孙鞅见到了秦孝公,景监向秦孝公举荐说:“公孙鞅是臣的好朋友,请君王接见他。”

  秦孝公接见了公孙鞅。公孙鞅向他大谈三皇五帝时的孝道故事。秦孝公对此毫无兴趣,听着听着竟然打起瞌睡来了。公孙鞅只好告辞出来。

  秦孝公责备景监说:“你的朋友只是夸夸其谈的狂言说古者,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任用他呢?”

  景监将此转告给了公孙鞅,亲且告诫他说:“对君王你怎么可以夸夸其谈呢?”

  公孙鞅说:“等过几天你再向君王举荐我一次吧!”

  过了几天,景监又向秦孝公推荐了公孙鞅。秦孝公又第二次接见了公孙鞅。这次公孙鞅从远古三皇五帝时的孝道故事,谈到了施行孝道,教化黎民的艰苦过程。

  秦孝公兴趣比前一次好,但听着听着还是觉得不着边际,摸不着头脑,时不时哈欠连天,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公孙鞅只好又辞了出来。

  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朋友有进步,但是离得到重任还差得远。”

  景监又将此话转告了公孙鞅,并且告诫他说:“你对君王说话,怎么能尽说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呢!当今君王只希望成就霸业!”

  公孙鞅说:“再过几天,你再向君王举荐我吧!”但是景监再也不敢举荐公孙鞅了,他转而请公子虔向秦孝公去举荐公孙鞅。公子虔是秦孝公太子的老师,他当然更有面子了。

  又过了五天,公子虔通过太子之口向秦孝公推荐了公孙鞅,公孙鞅向秦孝公说:“君王,当今天下,四分五裂,诸侯争雄,君王难道不想做成一番事业,成就霸主的勋业么?”

  秦孝公这下子来了兴趣,忙说:“寡人正想如此,你可有何良法辅助寡人么?”

  公孙鞅说:“君王向国内外广求贤才,意在建立霸主勋业,可是我前两次所谈的孝道故事,正就是成就霸主勋业的基础。君王怎能不尽心听取呢?”

  秦孝公说:“寡人知道那些孝道忠良的故事的重要性,但没有用,先生请仔细讲讲如何建立霸主勋业的具体方法吧!”

  公孙鞅说:“我正在制订一个辅佐君王实现霸业的详细规划,但现在这规划还没有制订完成,所以我今天还无法向君王详述。要得详细叙述,只好请君王再等几天了。”

  公孙鞅说罢,又告辞了出来。

  这下子勾起了秦孝公的极大兴趣,他一天三遍地催促景监说:“你的朋友制定的计划完成了吗?怎么一拖就是这样久?”

  景监又将此话转告给了公孙鞅,并告诫他说:“你的计划应该尽快作完,不能老是拖下去了!”

  公孙鞅说:“什么什么呀?我的计划其实早已作完了,一整套推行,决不会误事。哪里需要我临时再作计划呢?”

  景监惊诧道:“那你怎么推诿说计划还没有作完,怎么让君王老急着等你?”

  公孙鞅说:“等与不等完全不一样。早先我求见君王,向他讲按授孝道故事,他爱搭不理,瞌睡连连。如今让他急着等我,他就听得进去了。”

  景监说:“别让君王再等了,明天你就去对君王仔细呈报!”

  公孙鞅说:“明天不行,让君王再等五天,等得他心急毛跳了,我说的每一句话他就都听进去了。”

  果然又过了五天,秦孝公急切得不行,催公孙鞅赶快说出自己的计划和主张。

  公孙鞅说:“君王要成就霸业,其实只有两个字就行了,哪两个字:变法!”

  秦孝公惊问:“变法?变什么法?”

  公孙鞅说:“变远古之法!变传统之法!使远古传统之法,变为辅佐君王完成霸主勋业的法规!有了这个法规,全国人人得而遵之,施而行之,君王一人说话,等于全国人说话,君王欲建立霸主勋业,等于全国人民都要建立霸主勋业。有了这样的法,君王还愁霸主勋业不能完成么?”

  这下子就把秦孝公的兴趣全部调动起来了。两个人越谈越投机,秦孝公再也离不开公孙鞅了,接连和他谈了五天五夜。决定启用公孙鞅来施行变法,但又怕臣子议论,众人不服,于是召集重臣甘龙等人一同来商讨。

  秦孝公对众臣子说:“寡人欲行变法,又怕众人心存疑惑,故尔请大家一起来议论一番。”

  公孙鞅说:“疑惑足以造成祸害,疑惑难以成就勋业,因此疑惑是最大的敌人,官吏若要做成伟大事业,第一要务就是要消除人民之中的疑惑心态!”

  秦孝公说:“很好!”

  参与辩论的重臣甘龙争辩说:“不对,公孙先生把消除人民之中疑惑心态作为第一要务,这其中的前提就是把官吏看成是人民的主宰者,就是说人民都要听从官吏调遣,那样一来,当然是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了。这不首先就是把官吏和人民对立起来了么?”

  公孙鞅说:“甘龙先生所说的情况确实存在,但那只是世俗的常情。世俗常人苟安于旧世俗,文化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议论旧法之外的新事物了。当前的情状是:三代不同礼数,而各王天下,王霸不同法律。而各成就霸业。我们所要的情状就是:做聪明人不做愚蠢人,聪明人和愚蠢人其实只有一个评判标准,那就是:聪明人能制作新法,愚蠢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愚蠢的人却要被旧礼教所束缚。聪明人制作了新法就要推行,而要在人民之中推行新法,不首先消除人民之中的疑惑心态又怎能行呢?”

  参加辩论的另一重臣杜挚说:“公孙先生所说似是而非,实际的情状应该是这样,那便是: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十倍就不换器。所以说,效法旧制度是没有过错的,遵循古礼教也是对的。”

  公孙鞅驳斥说:“杜挚先生所说又错了,我并没有说不效法旧制度,但关健是要看实际效果,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可谓十分深刻:商汤、周武不遵守古制度而统治天下,万古流芳;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致亡国,遗臭万年,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么?所以说:反对旧制度不一定应该受到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所夸奖!”

  公孙鞅将群臣的非议驳得体无完肤。

  秦孝公高兴异常,说:“公孙鞅说得很好,寡人决定以公孙鞅为左庶长,推行变法。”

  左庶长的官爵并不高,才是当时普通推行的二十等级爵位中的第十级,顶多只是一个中级官爵而已。这在朝廷众多十八级、十九级、二十级大官爵面前,显得无足轻重。

  有所谓“人徵言轻”的说法,就是说官爵不显,说话没人听。

  但公孙鞅丝毫也不计较这些,他自有一套树立自己绝对权威的作法。

  公孙鞅明明制定了一套“保甲连坐”的严峻刑法,却是不公布实行。

  突然有一天,都城的南门口竖立了一根木头杆子,旁边出有布告说:

  “能将此木杆从南门搬到北门者赏十金!”

  人人得见,议论纷纷。都说:“这木杆顶多二十斤,哪个成年人搬不走。从南门搬到北门不过两三里路,搬到那里就赏十金,笑话,谁信?”

  于是谁也能搬却不搬。过了两天,这木杆边上的布告又改了:

  “能将此木杆从南门搬到期北门者赏五十金!”

  一下子把赏金提高了五倍,其余的一字未改。

  于是有个大胆的游氏禽说:“我且搬了去试试,他能赏给我五十金更好,不能赏我我也没少掉什么?”他果然把这根木杆轻而易举地搬到北门去了。

  此时左庶长公孙鞅出来了,他不但按布告上所说赏给游氏禽五十金,还任命他为法卫,意思就是执法队长。官薪丰厚,足以抵得一百个农人的收益。

  于是人众又议论纷纷,都说:“左庶长说话,果然算数!”

  左庶长公孙鞅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法而不行,形同虚设。今有新法颁行于世,敢不信者,严惩不贷!”

  于是颁布了“保甲连坐”之新法,这连坐新法规定:每五家为一“伍”,每十家为一“什”,每“什”中如有一家犯法,其余九家要告发,不告发者,则九家有罪连坐。其赏罚分明,标准如下:凡不告发奸恶者,要斩腰处死;凡告发奸恶者,与军人斩敌首级同样受赏;凡藏匿奸恶者,与投降敌人同样受罚。

  另还规定:凡一家人中有两个以上的有生产能力的壮丁者,必须分家生产,凡不分家生产者,加倍征收赋税。

  凡作战有功者,各按分赏的规定,接受上一等的爵位;为私事而打斗者,各按轻重情节,接受大小不同的刑罚。

  新法鼓励人民群众致力于农业耕织生产,凡奉献谷子布帛多者,免除其徭役。而从事无关民生所需的工商业者以及因懒惰而贫穷者,全部收编为奴仆。

  因为皇室宗亲(嬴姓)而没有军功者,一律明告不得列入贵族名册。不得享受特权。举凡爵位与俸禄,都依军功的大小而论其高低;而嬴姓贵族所能拥有的田地、房屋、奴仆、衣服等,均因其爵位的高低而定其多寡。任何没有军功的人都被剥夺其特权。

  很显然,公孙鞅这一部“新法”是极其冒进而严峻的新法,其矛头既对准了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因有“什”家连坐法管着),更对准了既得利益者的权贵们(因为规定他们没有军功就将被剥夺贵族特权)。

  但由于公孙鞅是“说一不二”的“法家”,已经有“移杆赏金”的事例摆在前面,所以谁也不敢说“新法”有什么不妥。公开不说,私下又如何呢?

  公孙鞅的新法施行了一年,都城的人私下说“新法”不便者数以千计。公孙鞅说:“胆敢说‘新法’不便者,割舌重刑!”他并当众割了几个人的舌头,于是谁也不敢私下说闲话了。

  但是,太子说话了,他说:“新法如此峻厉,而又剪其口舌,真是不想让人活了。”

  这还了得,太子公然敢说“新法”的坏话,这可是犯了大法了,公孙鞅岂能不严加惩处么?但是,太子是未来的国君,如何给以处置?

  公孙鞅有的是办法,他说:“法令之所以不能行,乃因为上层阶级犯了法无法惩处。然而果然就无法惩处么?太子犯法,错在其师傅监教不力。因而,应当惩处太子的师傅公子虔!”

  公子虔就是当日向秦孝公举荐公孙鞅的人,当然是公孙鞅的大恩公了。于是他向公孙鞅说:“左庶长,古人有言,薄恩寡义,殊非上乘之人。我想左庶长绝非想作‘下乘之人’者也!”

  公子虔这话说得明明白白,意思是劝诫公孙鞅不要做“薄情寡义”的小人,不要对自己用刑了。

  公孙鞅说:“岂有此理!你想用‘恩义’二字来买通我么?做梦去吧!着令:给公子虔脸上刺上‘刑’字,以让他永远带‘刑’做人,足足羞杀他也!”

  公孙鞅的薄情寡义嘴脸暴露无遗。

  公子虔被公孙鞅用刑刺字,成了终身的一个奇耻大辱。

  但是这样一来,更没人敢说公孙鞅“新法”的坏话了。

  正相反,有些曾经暗暗说过“新法不便”的坏话的人,如今又全都说“新法”如何如何好了。

  公孙鞅说:“正是这些刁民扰乱教化,过去说新法的坏话,现在说新法的好话,这还得了,全部捉来充军!”

  于是,秦国都城内被充军到边疆去的数以千计。

  这一来,谁还议论新法的半个不字么?说“好”说“坏”都不可,干脆就没人提“新法”的事了。

  公孙鞅就这样在秦国从左庶长到大良造,又由大良造到秦国丞相,一路高升。公孙鞅当了十年丞相,将变法事宜推到了极限的地步。

  又一次,公子虔犯了法,当然又是议论公孙鞅太过峻厉的意思。公孙鞅说:“一个‘刑’字刺面仍然未能管住公子虔的嘴巴,干脆,再施刑罚,割了公子虔的鼻子,让他再没脸见人!”

  这一来当然国内是治理好了,果然实现了“路不拾遗”的太平景像;因为谁也怕犯在公孙鞅手里。

  秦孝公大喜,将公孙鞅封于商地,所以公孙鞅就成了“商鞅”。

  此时的秦国与魏国接壤,商鞅最怕的当然就是魏国的强大胜过秦国,于是他向秦孝公说:“眼下秦国与魏国,犹如一个人之腹与心,这‘心腹’毗邻而居,非此即彼,不是我秦国兼并魏国,就是他魏国兼并我秦国。此前魏国与齐国打了一仗,魏军元气大伤。我等若不趋此良机去兼并魏国,以后怕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秦孝公说:“丞相所说极是,寡人就派你为将,率军去兼并魏国吧!”

  于是商鞅命令前去攻打魏国。

  魏国也派公子印为将率军反击。

  秦、魏两军列成对峙,当然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偏偏商鞅摆出了“友善”面孔,他派人送信给魏国将军公子印说:“吾曾经与公子友好交往,亲密无间,如今各为两国将领,不得不各为其主而战。然不忍相攻,故约公子相见,结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二国。”

  魏国公子印信以为是,乃与商鞅会见欢饮。

  两人饮宴正欢,并结下了友好盟约。突然,秦国商鞅预先埋伏的甲兵尽出,俘虏了魏国公子印,将其杀戮。并趁势进攻魏军,消灭了之后,才班师回朝,就是率军回到了秦国。

  秦国丞相商鞅如此薄情寡义而消灭了魏军,秦孝公甚为高兴,极力赞赏商鞅,说:“商鞅乃吾国之栋梁!”

  商鞅因此越更趾高气扬,更加肆无忌惮地得罪皇室宗亲贵族。弄得权贵们怨愤百出,然而敢怒而不敢言。

  偏偏此时有个名叫赵良的秦国大臣敢于说话,他私下里对商鞅劝解说:“孔丘有句话说:‘举用贤能,可使上位者进身;聚用不贤能,会使王业败退,’孔丘此话何意,丞相不会不知道吧?”

  商鞅反问道:“你是不高兴我治理秦国么?”

  赵良说:“外能听纳别人叫聪,内能审视自己叫明,克制自己的欲望叫强。虞舜说:‘自我谦卑方受人尊敬。’相国何以不能纳谏而行虞舜之德呢?”

  商鞅说:“最初秦国实行戎狄的习俗,父子没有上下之别,男女混室而居,不知羞耻。我为秦相,重新立了门规,定了习俗,使男女有分,居住有别。你看我治理的秦国与当年五大夫百里奚治理的秦国相比如何?我与百里奚谁更能干?”

  赵良说:“一千头羊皮的皮毛价值,不如一头狐狸的腋毛高贵;一千个人的低声附和,不如一个士人的直言争辩。周武王因有直言之士而昌盛,殷纣王却令众臣沉默而致灭亡。我别无所求,只求能直言劝谏,不受刑罚,这可以吗?”

  这是赵良的聪明之处,他要先排除自己直言进谏的危险,而后再说话。

  商鞅果然中了赵良的下怀,他回答赵良说:“俗话说:巧美之言,是花朵;真切的话,是果实;苦涩批评,是药石。你只管直说好了,我不怪罪你。”

  赵良这才敢直言以告了,他对商鞅说:“当年的百里奚是楚国的乡下人,听说秦缪公贤能,就准备去求见。百里奚没有盘费能到秦国,便把自己卖给秦国的客商当奴隶,身穿粗布衣服,做个喂牛的下人,终于随客商到达了秦国,并会见了秦缪公,谈出了自己治理秦国的高招。秦缪公果然贤能,就从喂牛的低贱身份来举用百里奚为相,来管理秦国人民,并封百里奚为五大夫。百里奚为相秦国十六七年,教令颁于国内,恩德施于诸侯,他得到了秦国内外的一致赞赏。他在国内行走时,劳顿不坐车,随身不带兵器,也不要武士护卫;而他的英名记于史册,藏于府库。到他死了,秦国男女痛哭流涕,孩子不唱歌谣,舂米工人杵米还流泪。五大夫百里奚的德风流传久远啊!”

  商鞅说:“听你如此赞美五大夫百里奚,是在批评我治理秦国不好吗?”

  赵良说:“你以小人景监的门客之身晋见秦王,又以公子虔的举荐而入秦国。但你为相之后,寡义薄恩,对公子虔施以刺字割鼻之刑,对魏国公子印施以诈计除灭。你怎么可以和当年五大夫百里奚相比。你与百里奚比,你只是一千头羊的不值钱的皮毛,而百里奚是那一张值价的狐狸腋毛。你根本不配和百里奚相比!”

  商鞅动怒了,说:“赵良,你如此辱骂我,就不怕我杀了你吗?”

  赵良说:“怕有何益?怕死就能不死吗?《诗经》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这就是说:连老鼠都要有肢体,做人怎么可以没有礼仪呢?你可以将昔日的恩人公子虔刺字割鼻,你可将昔日的朋友魏国公子印骗来杀掉,这哪里还有半点礼仪可谈呢?你不会有长寿,而且后运堪忧,我怕你何来。如今被你刺字割鼻的公子虔闭门不出有八、九年了,他在等待秦王一旦去世而抛弃你的时刻。你今天就是杀了我,我也无所畏惧,因为我毕竟当你的面说出了你的真实面目。信与不信,自有后来印证。你若能改邪归正,舍薄恩寡义而礼仪周全,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你看着办吧!”

  商鞅不服气地说:“我就不信你的预言,我且不杀你,留下你,看看将来如何吧!”

  商鞅当时不杀赵良,是因为他所依靠的秦孝公已病了好几个月了,病体怏怏已久,自己的危险已在眼前,商鞅有一点不敢胡作非为了。

  果然这之后不出五个月,秦孝公死了,由他的太子继位为秦惠王。秦惠王就是当日讲直话的太子,当时商鞅说太子犯了法,又不能处罚他,便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拿来处罚刺额。如今闭门八年的公子虔出了门,要找商鞅报仇。他以商鞅向南自称“寡人”为依据,向秦惠王举报商鞅的谋反之心蓄谋已久。

  秦惠王早就恨透了商鞅,如今便下令缉捕商鞅。

  商鞅四处逃遁,逃到了函谷关下。他要住旅舍,旅舍的人不知道他就是商君(商鞅),就说:“商君早有法令,旅客没有印信证明来住店,我们将要受累致罪!”所以拒绝让商鞅住店。

  商鞅唉叹说:“唉!我实行新法的流弊,已然到了此种地步。真真可怕呀!”

  商鞅逃到了魏国,魏国人对商鞅昔日薄恩寡义骗杀公子印的事情了如指掌,对商鞅恨入骨髓,不收留他。

  商鞅又想逃亡他国。

  魏国人说:“不能让商君再逃了。我们不如捉了他送回秦国。”于是对外宣传,秦国强大,不敢得罪。商君是秦国要缉捕的罪犯,我们只有抓了商君交还秦国以讨好秦国了。

  于是,商鞅被魏国抓住送还了秦国。

  秦国新国君秦惠王在公子虔等昔日亲友的举报之下,将商鞅叛为罪人,剥夺了他所有的封赏,给他以五牛分尸的处置。昔日不可一世的商鞅,终因薄情寡义而被分尸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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