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铁蹄踏上中国土地后，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不幸。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图为“七七事变”中与宛平城内国民党军对峙的日军
伟人审时度势，提出一个响亮的、影响深远的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对付国民党蒋介石的一个极有用的办法。
伟人深知中国人的爱国心与抵御外侮是分不开的。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势必要发生变化。
有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招，不仅可以遏制蒋介石疯狂的“剿共”行经，使当时处在弱势地位、并很有可能被蒋介石吞没的革命力量减轻压力，获得喘息的机会，找到合法存在的理由；而且可以赢得民心，扩大影响，把千千万万不满意蒋介石对日让步行为的人从蒋介石的圈子里拉过来，使自己得到发展壮大。
1931年，红军在伟人的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根据地一派喜悦。
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央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而此时蒋介石却内外交困，“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蒋一方面要继续对付他的心腹大患共产党，另一方面作为一国之主，又不得不面对日本人，再一方面，还要对付内部在抗战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和混乱。
九一八事变第二年，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挑起一二八事变。图为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在闸北与日军作战
伟人觉得时机到了，他提出的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巩固根据地外，主力应同赣东北的红军打通联系，发展到闽浙赣三省广大地区，而口号不是别的，就是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战。
支持抗战打日本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下子剥夺了蒋介石把枪口对准红军的理由，为红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无懈可击的根据。
可惜的是，这一精妙决策，没有被所采纳。
但形势继续朝着伟人预期的方向发展。蒋介石出卖上海抗战后，又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这不是让中国人打中国人吗？十九路军的弟兄们心里不是滋味儿：不让打日本人，却要我们来打中国人，有什么出路？于是发生了1933年的“福建事变”：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联合广东军阀李济深，公开宣布与蒋决裂。他们在福建成立“中国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的协定。
图中左上为“福建事变”中的李济深，下面为中国共和国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红军面前站着一个主动送上门儿来的盟友，而当时的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难时刻。伟人瞅准机会，不失时机地提出利用“福建事变”，令红军突进苏、浙、赣、皖四省地区，以解江西中央苏区之困境。
“福建事变”中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
但此时的伟人毫无发言权，良机又一次坐失。伟人一直为此惋惜，长征途中他用来说服反对者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当时中央没有好好利用“福建事变”，是一大失策。
遵义会议后，伟人获得了发言权，同时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又为他利用民族矛盾争取国民党军队的谋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1935年底，他在瓦窑堡会议上亲自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后，成立了党的白区工作委员会，专门做国民党军队的转化工作。在“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战”的口号下，利用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第一个转化对象是东北军的一个团长高福源。蒋介石没有在长征中消灭红军，于是又令东北军和西北军到陕北消灭立足未稳的红军。
这种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事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来说也不是滋味，他们的血不是洒在抗日的战场上，而是洒在反共的战场上。
高福源就是在与红军交战时被俘的。仗打的不明不白，现在又做了阶下囚，他沮丧、懊恼，只等杀头了事。没想到红军根据伟人的统战政策，对他这个俘虏百般优待，给予他比红军自己还好的吃、住条件，这使他明白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义，认识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置民族危亡于不顾。
红军的政工人员当然不会忽略东北军特有的思乡情结，他们向俘虏们提出了一个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抵抗民族大敌、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建议。民族仇恨加上红军的优待，终于使高福源感到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得人心。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时局的转换做出了贡献。图为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
高福源是张学良的卫队长和亲信，在他身上开展的工作没有白做。高福源果然不负厚望。他被放回东北军后，立即向张学良痛哭陈词，用他刚刚从红军那里听到的民族大义来劝说张学良。
张学良与日本人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又为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中背了“不抵抗”的黑锅。经过爱将这么一番哭劝，家仇和国恨一起涌上心头，张学良终于痛下决心，在“拜把兄弟”和“民族大义”之间，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今日国人只知张学良是“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功臣，殊不知在张学良后面还有个小人物高福源，而在高福源后面还有个谋略大师毛泽东。
“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历史的转折点。
张学良做出联共抗日的决断后，立即派高福源重返红军驻地，请红军派出正式代表与东北军商谈联合抗日的大计。当时，亲自接待这位“俘虏”特使的正是伟人自己，伟人感谢高为国家、为民族办了一件大好事，当然也是为共产党干了一件大好事。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张学良哭谏蒋介石，让他联共抗日，蒋介石不听，逼得张学良对他实行兵谏，由此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成为扭转时局的转折点。
伟人就是这样一个人，既有大战略，又有小策略。他洞大势于全域，察事物于微末，他善于在复杂的事物中抽丝剥茧，找到最核心的问题之所在，然后运用他高超的手法，解决问题于当解决之处，不愧为博弈高手，不愧为战略大师。
参考文献：《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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