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太平天国运动的中外历史背景分析——《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大思想文化人物评说》(§1—1—2·A)
2，汉朝时期中国的法、道、儒三家思想文化消长格局综述
任何一个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不能不问到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洪秀全会抛弃中国本土的孔儒文化信仰转而去崇拜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无可否认，洪秀全之所以抛弃中国孔儒信仰而崇拜西方基督教上帝，即有西方基督教文化向世界普世扩张的因素，也有基督教本身的排异文化传统因素，还有洪秀全连续落第之后对孔儒文化失望的失落造反心态因素，但是，洪秀全作为一个在浓郁的孔儒教育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举子，为什么那么容易的就放弃了自己民族的千年信仰，且转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了致命的攻击，这，实在是太发人深省了！某种程度上讲，洪秀全组织拜上帝教且去攻击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科举文化中的孔儒理论架构有相当的脆弱的一面…………
我们要梳理中国古代文明文化传统的脉络，那，是一定要仔细研究汉朝文化的变迁问题的。
中国在春秋时期曾经产生过许多思想文化学派，但是，随着历史本身的不断融会和筛选，到战国末期，中国的思想文化道统基本上就形成了以老子的学说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和以韩非为代表法家文化的三种主流思想文化格局了，这三家文化学派不仅吸收了以前各家学派的思想文化成果，而且，他们三者之间也是开放的，彼此之间也在互相学习和互相作用及其互相渗透，或者说是互相在争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A，儒、法是中国北方文明的思想文化产物
从农牧业经济的发展的角度审视，孔子儒家思想文化和韩非法家思想文化都带有很强烈的北方地缘政治、经济的历史印痕，他们是中国北方思想文化的一组对待关系，这，是目前许多人尚未注意到的问题。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春秋末期鲁国人，一生中主要生活在现今的山东一带。韩非（公元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人，生前主要生活在现在的河南一带。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北方地区尚是农耕和渔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并存，农耕也还没有大规模进入精耕细作和水利农业形态，这样脆弱的人地关系，只要一遇到天灾和人口增加，必然发生战争，而战争不仅仅消减掉了多余人口，重新调谐了人地关系，同时，还使人们产生了统一国家形态的政治要求，因为，统一的国家形态可以和平调谐各部族方国之间各种矛盾，也可以总体规划和合理配置自然和社会的各种资源，这就是说，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自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是战争奠基了国家的产生！所以，中国北方的国家文明文化中，蕴涵着相当的战争经验传统。
综观中国早期历史可以知道，除了夏禹王朝是通过传播水利技术而形成协商禅位的大一统国家文明外，商周两个王朝都是北方民族通过战争而获得的。而且，自秦汉以来的中国分合历史中，北方地区的统一几乎都是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而南方的分合历史中，却有许多和平协商统一的事件，武力对抗往往少于和平协商，这，也就是中国南北不同的国家文明观的区别体现吧。
为什么中国南北方的政治文化格局会有这样的差别？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根据竺可桢1973年的《中国近五千年来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看，中国北方地区在距今3000多年前曾经出现了寒冷期，这就是说，距今3000多年前，中国中原一带还属于亚热带区，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摄氏度，正月比现在高3——5摄氏度，如此推算，中国高纬度以外的地区，也比较温暖，适合人类农牧业生产，但是，相当于中国商末周初的时代，中国北方高纬度以上的地区转冷，这样，这些地区的人们就难以生存了，这，大概就是自周朝以来，中国北方地区战争连年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吧。中国北方高纬度地区的部族不断向南迁移，试图融会于适合北方民族生存的中原地区，于是，也就必然导致历史上一系列的战争。纵观中国有记载的历史，中国的文明变迁史，几乎就是一部北方民族不断向南方地区运动和北方民族不断融会于南方民族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南方就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中国南方物产丰富，山高路险，人们往往安居乐业与部族方国间隔绝，所以，中国南方人往往自由散漫，缺乏北方人们那种集团协作精神。
从历史秩序上看，儒家思想当然比法家思想产生得更早，虽然儒家思想在中原一带传播甚广，但是，由于儒家一直提倡和宣传礼乐文治，所以，这在彼此战争不断的战国时代并不实用，于是，儒家思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都没有真正被各战国政治家所采用过，儒家思想真正登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位置，应该是在东汉“白虎观会议”以后了，而且，儒家即使在“白虎观会议”上，也只仅仅跨了一只脚进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儒家真正全面登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是在元明清三朝，而且，那也是变种的儒家思想文化，这，就是蕴涵着“洛学”传统的程朱理学。
战国末期，韩非与后来担任秦国相国的李斯曾经共同师于荀子。荀子，赵国人，既生活在现今河北一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就是说，荀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儒、墨、道三家，他并非后来人们所认为他是什么儒家传承者，这，就是他培养的两个学生后来之所以都成为了著名法家人物的原因吧。
韩非后来回到韩国为官，韩非所处的时代，正是魏、齐、赵、韩、楚、燕、秦七国处于最后统一决战阶段，他本人坚决反对儒家文治，倡导严法用兵和强化君王专制王权，其理论却不得韩王所用。后来，韩非出使秦国献计于秦始皇，其法家思想为秦始皇和李斯所重用，并最终帮助秦国统一了中国。
韩非所创造的强调君王权威和重视法律的法家思想理论，主要源于战争中的军事对抗经验，这正如他所说：“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治，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也。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韩非子·六反》）。这就是说，韩非之所以推崇君王强权和法禁人民，主要是针对“人主”霸业而言的，所以，中国的法家文化带有很强烈的君王专制理论色彩。
法家的这种君王专制理论，反过来说，也可以说成为是战争军事需要而造就的，正因为韩非具有这样的国家文明观，所以，他反对国家内部施行仁政和道德治国思想文化路线，这正如他说：“爱多者则法不立，成寡者则下犯上，是以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韩非子·内储说上》），也正如他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持人之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持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其。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这意思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相信人的道德自制是国家之本，也不相信人们可以自觉遵守国家税法和各种政治规定，所以，他要求君王以强权和严厉刑罚的方式去统治国家和人民。
战国末期，受韩非思想影响的秦国完全演变成为了军事国家形态，他们南征北讨，终于使用武力统一了中国。秦国武力统一中国以后，针对原各国的不同文明文化形态情况而施行了一系列强制性质的一统文化举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和“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革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秦始皇所坑的“儒”，并不是专指的国家中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指的后来各朝代中的“儒生”，而主要是指的当时各个被灭亡之国中所遗留的具有反叛分裂行为的贵族、方士、知识者等人，同时也是指的社会中的一些神汉巫师类的人。
随着秦朝“暴政”的灭亡，韩非的强权国家文明观因为“严而少恩”（《史记·太史公自序》），而遭到了人们的极大非议，中国的道家思想文化和儒家思想文化后来才得以机会逐步崛起而成为了中国的两大政治显学。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道家和儒家后来取代了法家思想而成为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以，自太平天国以来，特别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中国人都把中国历史中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之帐，全算在儒家文化身上了，其实，这样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起最大的文化冤案！综观中国战国以来的中国意识形态变迁情况，就可以发现，中国的法家道统中的君王强权思想一直就没有退出过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而是经一些政治家使用道家和儒家思想文化的多种包装，一直活跃在中国思想文化舞台上，最终形成了中国历史中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习惯。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直到现在，中国战国时期产生的韩非法家思想都还存在于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这，就是我们今人依然能够从现实生活中切实所感受到的“官本位”文化习惯和蔑视道德建设的习惯！这就是说，中国的民主建设，恰好不是要去反什么儒家文化传统，而是应该多去检讨和批判法家的君王强权思想文化道统。
我们现在当然也不能够简单的说韩非的国家文明观就是错误的，这正如司马迁所说：“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就是说，任何国家文明形态内部，都需要一种上下隶属关系式，否则，就要乱套，而法家开创的这种“君臣上下之分”，也是国家文明所需要的。但是，通过韩非法家思想理论和秦王朝的历史实践情况，我们今人至少也应该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法律社会并不一定就会必然造就民主社会，因为，制定和执行法律的往往是社会中的少数强势群体人员，所以，单纯的实行法制和法治，必然要造成“官本位”的强权社会形态！从而造成“国富民弱”的历史悖论，甚至严重出现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
正因为中国法家思想文化产生于战争条件下，一旦社会进入和平建设和发展时期，中国法家的强权理论必然与历史的需要不相适应，所以，韩非法家思想伴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而退出中国思想文化的显学位置，也是必然的历史选择。
法家的君王强权道统退出了中国的显学意识形态以后，中国的政治家在选择什么样的国家统治意识形态方面，曾经走过一段漫长的探索之路，一直到了宋朝程朱理学的出现，才真正使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系统理论架构。然而，宋朝建立起来的重视宗法伦理原则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架构，因为排斥和浪费了中国其他学派的思想文化资源，从一开始就有严重缺陷，这样有缺陷的国家意识形态架构，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和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在洪秀全的内乱下，终于发生了雪崩！从而导致了我前面说的中国文明文化长达160年的剧烈震荡和内乱。
汉朝初期，道家思想曾经和法家思想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结合，这，就是从汉高祖到汉武帝时代的100多年的时间中的黄老政治文化格局。汉初的黄老政治文化格局，其实就是当时的一种国家政治学的配置，也就是政治家们将黄老道家思想更多推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前台，而国家内部的管理，依然是法家的君王强权法统。我们现在没有更多资料来证明为什么当时的政治家们会选择这样的道法两家政治文化配置，但是，笔者判断这样的政治选择一定和当时的政治家们在管理中国多元文明文化信仰格局上的力不从心情况有相当的关系！因为，汉武帝王朝之前，当时的中国方国林立，各地伦理价值观各不相同，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威不时受到威胁，犯上作乱的事情时有发生，为了建设出一种大家都能认可的国家价值标准，最好的办法，当然要去选择那种与具体人文背景条件下的伦理少有关系的学问去作为国家的一统意识形态，这样，大家才能够都认可这样的意识形态，这正如班固所言：“《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治身者斯须忘礼，则暴嫚入之矣；为国者一朝失礼，则荒乱及之矣。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能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汉书·礼乐志》）。这，大概就是汉初之所以选择黄老道家为国家意识形态显学的原因吧。
中国历史上的黄老学派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道统，长期以来，人们并不很清楚，一直到了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称》、《经法》，《道源》等作品以后，人们才对黄老学派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其实，所谓的黄老道家，是一种以当时的天文、地理、养生、数学等知识去作为自己理论宗旨的学派，他们使用这样的知识去制定国家的各种法理和伦理。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早期的黄老道家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宗旨，与波普指意的19世纪流行西方的“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有很相似的一面。由于黄老道家所执的“自然伦理”原则，是依靠的人类理性狭窄认识中的天文地理数学等知识，这样，就必然造成一些牵强附会的社会现象产生，于是，“谶纬”之术也就应运而生了。中国在前后汉的400年间，社会中一直流传和弥漫着各种谶术，这，反过去又对国家的管理造成了许多不可克制的紊乱。
究竟什么是谶纬呢，谶纬，其实就是一种类似于现今“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现象，或者就是被波普批评的那种“泛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现象，就是当时的一些人试图利用自然科学的一些发现和定律去硬套人类社会伦理和治国方略，并牵强附会的使用易理、五行、洛书、天文、地理甚至春秋等知识去诠释各种社会现象。然而，自然科学知识毕竟是属于人类知识中的狭隘知识范畴，远远不足以承担起复杂人文国家文明的治理重任，或者就象我在“前言”部分中所说的那样，“科学”知识本身不与社会发生作用，其一定是先通过历史学再去与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等知识形式产生联系，然后再通过社会中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管理政策才会与社会发生作用。这就是说，由于当时中国社会中的中间学科发育不全，这就给各种打着黄老术名义的骗子和神汉的猖獗留下了泛滥的空间，于是，政府机构又不得不采取各种压制措施，从而造成社会管理中的恶性循环。中国汉朝的谶纬历史实践经验，应该是很发人深省的。但是，非常糟糕的是，近现代史中的许多人现在依然还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西方19世纪的孔德实证主义和中国自陈独秀胡适以来的一批科学主义者，一直就还沉浸在这样的历史虚妄之中，直到笔者写作此文的今天，这样的“科学主义”者依然还在中国和世界上极其猖獗，他们，还有可能打着“科学主义”的各种旗帜而继续危害社会！
汉武帝时代，贤良（享受政府一定津贴但没有政治管理权的专以议论批评政事为职业的知识者）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眼见社会混乱不堪，他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曾经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经也，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汉书·董仲舒传》）。这段话，就是后来人们说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源头之语。但是，作为没有任何实权的贤良的董仲舒并不可能那么容易就改变历史格局，所以，董仲舒死亡以后，汉朝的政治格局基本上还是延续老一套的管理方式，只不过，知识者中赞成董仲舒主张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已，这，为儒家后来逐步走上中国主流思想文化舞台奠定了一定的舆论基础。
东汉王朝建立以后。董仲舒的尊崇孔儒的建议都还没有被官方所采纳，所以，东汉初期，也就是汉光武帝执政的公元56年，国家政府甚至都还宣布图谶为官方之学，并推行全国，结果，社会效果依然不好！由此可见，西汉到东汉初期的200多年时间中，官方一直都在苦苦地寻找着利于国家安定团结和发展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一直到了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上，才开始由班固等人确立了三纲三纪的政治文化路线，从而给中国社会寻找到了一种能够暂时平衡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理论主体骨架。
公元79年11月，东汉章帝诏诸儒会议于白虎观，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扬终、班固等人，会议上，这些官方文人讲论五经异同，统一了五经文本，确立了儒家三纲三纪的官方思想文化路线，会议以后，班固将会议纪要整理成了后来巨大影响了中国文明文化格局的《白虎通义》，中国统治阶层的的“三纲三纪”的政治思想路线即肇始于此。三纲三纪，即是“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白虎通·三纲三纪》）
东汉的“白虎观”会议，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历史转折，后来，中国儒家文化才开始与法家的君王强权理论相结合，逐步将中国演变成为了一个“官本位”的文明国家形态。这就是说，中国后来的君王专制文化，或者说是后来一直主导于中国社会中的“官本位”社会伦理价值观，实际上是东汉时期的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选择结果，而决非儒家思想文化本身的罪过，甚至不是法家思想文化的罪过，现在的人们认识到这点，特别的重要。这就相当于我们烹调一道菜的那样，我们不能够因为炒出了一盘有问题的菜肴，我们就去怪罪菜肴的材料，而是应该从烹调技艺上去寻找原因。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不是出在象道、法、儒、释等这样的思想文化本身上的，而是出在社会中的政治学配置不合理的问题上了，而政治学和社会学，应该是单独的学科，尽管这些学科和历史学、哲学、科学有紧密联系，但是，它们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情。
我在前面多次说过，任何一门历史学学问（含科学、哲学、人性学、历史知识），其都不直接和社会各领域的管理知识发生作用，而是必须通过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等一系列知识形态，然后再去参与社会各种具体法律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所以说，中国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绝大部分“革命者”由于自身知识的缺陷，他们普遍没有从中国社会文明文化的结构上去寻找中国产生“官本位”习俗的原因，而是极力举着各种外来意识形态妄图去替代中国的儒释道等思想文化传统，这，完全是天大的闹剧！结果，自太平天国以来的一系列“贬中扬西”文化革命运动，不但没有使中国社会从根本上破除掉“官本位”习惯，反而，这160年来的“官本位”情况较“封建时代”更甚了！这，实在是发人深省！
儒家文化，从伦理宗旨上讲，与法家有很相似的一面，他们都倡导天尊地卑和君尊民卑，他们都维护君王权威和国家上下尊卑的秩序，但是，儒家是一种礼乐文化，是强调内心文治。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本是一家亲，只不过他们一刚一柔而已。这就是为什么黄老道家和法家的结合，在历史上的效果不好，而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一旦结合，就能够合成为一种有机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黄老道家毕竟是中国南方文明文化背景中的产物，在其哲理道统方面，与北方的法家和儒家理论宗旨存在着许多本质上的冲突，而儒法本来就是同一历史文明文化条件下的产物，他们当然会有许多相亲之处了。
儒法结合，是中国自王莽新朝变法失败以后的社会潮流，王莽变法失败，基本上标志着以老庄（老子、庄子）和严扬（严遵、扬雄）为首的中国南方思想文化道统开始退出中国政治的主要舞台，而进入到民间发展阶段。之所以造成这样的思想文化局面，同样有历史的多种必然性在其中。这就是说，儒法结合的思想文化道统之所以能够在东汉以后开始走上中国主要历史舞台，原因有三，一是当时中国北方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问题更多，这需要政治家们必须选择一种大家都熟悉的北方思想文化理论体系去解决北方的问题；二是因为老庄、严扬的思想道统需要性命知识的支撑，而汉朝时代，这样的性命知识还很不完善，所以，他们必须退回到民间去发展自己，并伴随中国性命知识理论实践的发展而去逐步的去丰满自身；三是因为《易经》和《太玄经》毕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历史动力价值取向，这在国民知识素质还普遍很低的时候，只有极少的人能够理会到这两部经典具有珠联壁合的妙用，而大多数的人则只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去选择其一，就象朱熹那样，在极力伸张易经的时候，他却要排斥太玄的理论思想宗旨。严格说，朱熹是个带有自己的知识偏见的政治学学者，他的“扬孔孟贬老释及扬雄”，给后来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后遗症。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儒法道统在中国占据进两千年的历史主流位置，中国道家和蜀学等南方思想文化道统在东汉以后逐步退出中国历史主流地位进入民间发展，的确是中国历史本身的选择，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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