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散曲崇俗趣，尚浅易，但一入文人之手，其曲中意象所蕴含的丰厚传统文化养分和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审美情趣，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一并打入曲中，读者在接受中就会联类比附，畅神驰思，在诗境中体味美妙，在美妙感受中得到身心愉乐。如果不解俗趣背后的雅趣，岂不憾哉！
元曲大家马致远早年积极用世，晚年历经宦海，大志消磨殆尽，对人世荣辱失去了热情，牢骚愤激之音，遂被恬澹的隐逸情怀所代替。【南吕】［四块玉］《恬退》小令四首，就是诗人初隐时描写对青山绿水和良田美宅的眷爱，表现了归真返璞的隐逸情怀。
这组令曲表面看来文辞通俗晓畅，浅易简淡。但仔细品赏，意象中确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蕴，俗趣背后充满着回味醇厚的雅趣。现以最后两首为例，做些具体探讨。先看其三：
翠竹边，青松侧，竹影松声两茅斋。太平幸得闲身在。三径修，五柳栽，归去来。
中间一句“太平幸得闲身在”是小曲的抒情主题，这一主题前烘以“翠竹”“青松”，后托从“三径”“五柳”，以此两类意象，不着迹痕而又贴切自然地展示了诗人隐逸生活中的自得情趣和傲世情怀。
乍一看，翠竹、青松，简陋的茅舍，婆娑的竹影，悦耳的松涛，这与世无争的大自然，使人何等惬意，让人会顺理成章地想到，这些景物不正是诗人乐隐安贫、恬淡自适的心情的抒写吗！表面看这种理解似得其中三昧。但若能站在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上，从中国传统文人的心态角度考量，在表面浅淡的背后尚含有更深一层的文化意义，此中真意，只有从曲中人文意象的联想中才能获得。
竹，劲节虚心，古人常以象人品；松，挺拔傲寒，古人常以比精神。《礼记》曰：“礼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贯四时不改柯易叶。”《论语》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国时魏刘桢有诗咏“亭亭山上松”，谓“风霜正惨凄，终岁恒端正。岂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
南朝梁范云《咏寒松》诗，赞松“凌风知劲节，负霜见直心”。江淹《效阮公诗》颂松竹“宁知霜雪后，独见松竹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自身，文人当不能为世所用，往往高蹈远隐，与万物为伍，与天地同化，以屈节媚世为耻。
正是这种古人崇尚的人格精神与松竹的物理属性的吻合，使松竹成为历代高人幽士的钟爱，“落叶逐霜风，幽人爱松竹”（唐元结《石宫四咏》），也成为古代诗人作品极为热衷的咏叹物象。所以，此曲中的“翠竹”“青松”，已不仅仅是诗人隐居处所“两茅斋”的点缀、烘衬，更蕴含着诗人精神品格的比照、象征意义。
“三径”“五柳”，作为隐士居住地的代语亦是源远流长。汉赵岐《三辅决录?逃名》载兖州刺史蒋诩因王莽专权而辞官隐居，舍中辟三径。晋陶潜《归去来辞》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语，而自作《五柳先生传》谓“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晋书》将其写入《陶渊明传》。南北朝以降，“三径”“五柳”成为历代诗人歌咏隐逸的常用意象而经久不衰。
唐王绩《东皋子集》卷上《游北山赋》可为典型：“昔者蒋元卿（诩）之三径，陶渊明之五柳，……或托闾闬，或历山薮。咸遂性而同乐，岂违方而别守！吾无所图，斯焉独游。属天下之多事，遇山中之可留。聊将度日，忽已经秋。菊花两岸，松声一丘。不能役心而守道，故将委运而乘流。”宋潘兴嗣《题濂溪》诗有“归来治三径，浩歌同五柳”之句（周沉珂编《周元公集》卷七）。
元人诗中的“三径”“五柳”更屡见不鲜。王恽《秋涧集》卷十八《寒菊》：“三径归来已就荒，更看风雨过重阳。……萧萧五柳门前路，何处斜川接醉乡。”许有壬《至正集》卷十八《和刘光远韵二首》其二：“何用门前栽五柳，但存松竹即吾庄。”《题徐复初竹西佳处亭》：“见说主人归不远，好开三径遍扶藜。”
标签： 元曲四大家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