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时代的禅让传说真假与否很难断定，即便历史上这三位远古帝王（更准确讲应该是部落首领）真的存在过，他们之间的王权更替也不会如孔子所讲的那样简单美好。
所以，大禹把位子给了儿子启，也不能简单的以心胸狭窄、自私自利来评价。
假设尧舜禹的故事是真的，那么他们之间的权利变更可能接近于此：
第一，尧传位于舜并非“禅让”，而是政治妥协。
“禅让”一说，是周朝开始出现的，无论是中国的第一部史籍《尚书》，还是之后的《论语》、《孟子》、《墨子》都在歌颂“禅让”的圣贤之为。不过，与之同时代的诸子百家中，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韩非就指出所谓“禅让”根本不存在，事实是赤裸裸的“以下犯上”和“篡夺”：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同为儒家的荀况也毫不留情地评价所谓“尧舜禅让”说，不过是浅陋之语、虚妄之言。
战国时期的史书《竹书纪年》也记载的也是与《史记》完全不同的篡位版本：尧为舜所囚，舜被禹流放。
姑且不论谁是谁非，既然在同一时代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而且都是出自大家先贤之口，可见，无论“禅让”还是“篡夺”都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所依据。
尧舜时代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学术界把这段时期称为酋邦阶段。
当时中国大地上分布着不同的部落、民族，从考古资料上看，当时已开始出现国家的雏形，阶级分化，私有制逐渐出现，各部族之间时有纷争，为了取得战争上的胜利，文化同源、血缘相近的部落之间会采取合作联盟的形式，共同御敌。
唐尧所在的部落亦是如此，尧应该是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较为强大的部落或者部落联盟的首领。联盟首领大多由民众“选举”而出，他虽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联盟中的重要决策活动仍是在“集体意志”下进行。
从史料上看，尧对于后任继承者的备选人上不是没有考虑过儿子丹朱，但最后因为某种原因丹朱落选了，而其他贵族推举的人物尧又以各种理由驳回，在我看来，这应该是各方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出现的僵局，为了打破僵局，众人不得不妥协从民间选出候选人，最后选中了“舜”这枚棋子，谁知尧棋高一着，通过联姻的方式，把舜拉拢到自己一方，成为真正的赢家。
综上，尧传位于舜，只不过是政治博弈下的一种结果，他内心应该更愿意由自己的儿子接替王位，可惜失败了，只能选择了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
第二，舜传位给大禹也不是“禅让”，更接近于“篡夺”。
如果说尧舜的更替还算平和的话，舜与大禹之间可谓是火药味十足了，我们都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的父亲鲧也曾被派出去治水，可惜没有成功，以此为借口，舜诛杀了鲧（这在《史记》、《尚书》中有明确记载）；
接着，又委任大禹出去继续治水，以我拙见，这应该是舜铲除政敌的手段之一，要知道，大禹一家可是黄帝和颛顼的直系后裔，比起来自民间的舜来说，更加根正苗红，各族宗亲牵扯也必定很深，所以，舜若想坐稳位子，或者壮大势力，就要铲除一部分对手，“治水”简直就是绝佳的方式。
可惜，大禹很聪明，他吸取了父亲血的教训，改堵为疏，成功控制住了灾情，舜不仅没有理由杀他，还让大禹借机攒够了政治资本，可以与其一较高下。
我推测，大禹在其他贵族集团，如皋陶氏的支持下，通过政变的方式赢得了这场胜利（陶寺遗址晚期文化层的破坏上可以证明这一点），迫使舜退位。
三、原始选举到世袭制的转变
大禹也许流放了舜也许没有，不过这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卧薪尝胆十数年成功之后，大禹加快了中央集权的步伐，把儿子启安插到机要之中，不断积攒势力，累积资本，最后，大禹与启两父子合力完成了氏族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彻底转变，打破了部落联盟的旧有规则，以压倒性的优势结束了过去的原始民主选举制，使其变成世袭制，从而开启了“家天下”的时代。
总结：与其说大禹终止了所谓的“禅让”，是他“心胸狭隘”、以权谋私，还不如说是时也命也，时机成熟，顺势而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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