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贤德”二字，谁能比长孙皇后更胜任？这位女性，在传统儒家框架内，简直是白月光一般的存在。
只是以儒家的眼光看人，难免无趣。一个“德”字，就足以把原本鲜活灵动的“人”，变成冷冰冰的标杆和楷模。
日本作家原百代写《武则天》时，面对长孙皇后，发出这样的疑问：“女人啊，你为什么要成为偶像？”
依我看，原百代误会了她。众多仅称赞她为“贤后”的观点，也都小看了她。
长孙皇后，不只这么简单。
（一）
长孙皇后可谓家世显赫。
其祖上原为北魏宗室之长，其母高氏为北齐宗亲，父亲长孙晟则是隋朝有名的军事家、外交家。有个成语叫“一箭双雕”，说得便是长孙晟出使突厥大放异彩的故事。
而长孙皇后的姻缘，由她那眼光独到的伯父长孙炽一手促成。
唐高祖李渊的夫人窦氏，是个奇女子。当时，北周武帝娶了突厥公主，却不与她相亲，年幼的窦氏便劝告舅父以苍生为念：“要善待她，才能得突厥之助，以免江南、关东为患啊！”
小小的孩童，便有了政治家思维。待隋文帝杨坚篡了北周天下，窦氏勇武地喊道：“恨我不为男儿身，以解舅家之难。”
长孙炽认为此女不一般，她教出来的子女也一定出色，因此力劝长孙晟与李渊结亲。于是，两家便定下了长孙皇后与李世民的婚约。
但未等完婚，长孙皇后便经历了丧父之痛，接着，她与哥哥长孙无忌一起，被同父异母的兄长长孙安业赶回了舅舅高士廉家。
长孙皇后的不幸在于，八九岁的年龄，便开始见识同室操戈、人情冷暖。她的幸运之处则在于，虽然寄人篱下，他的舅父对她甚为疼爱，尽了抚养之义。
十三岁那年，在舅父的促成下，长孙氏与李世民完婚，此后，二人一起经历了隋末的动荡与改天换地的波澜历程。
长孙氏的成长经历，积累了诸多有利条件：能人辈出的家庭滋养了她的见识与气度；家族内部纷争使得她早早开始了解人生，不至于太过天真或脆弱；而亲身经历天下大乱，则让她对黎民苦难，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此外，她还是个书痴，即便在梳洗打扮的时候，也手不释卷，并且擅于借鉴古人之善恶以完善自我。
这些经历，都成为她后来履行皇后职责的宝贵经验。
（二）
公元626年，长孙氏被册封为皇后。至公元636年去世，十年皇后期间，她留下许多令后世津津乐道的“贤”事。
综合来说，长孙皇后的贤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宽厚大度。
长孙安业曾将她赶回舅家，她仍然善待这位异母哥哥，并在他卷入谋逆大罪时，亲自向太宗求情请命。
对待后宫，也没有宫斗剧的套路。她收养过世嫔妃之女，视为己出，并且常常在妃嫔生病时，资助御药。宫中诸人感念皇后的，是一个“仁”字。
二是主动抑制外戚。
唐太宗喜欢与她商谈国事，她却常常以“后宫不干政”为由，闭口不言。
对待自己的亲哥哥长孙无忌，她则力劝太宗不要对他恩宠过甚。
三是良言救忠臣。
太宗怒气冲冲的要杀整天刺儿他的魏征，长孙皇后特地换一身朝服，恭贺陛下得此良臣，瞬间消解太宗的脾气。
她临死前，还在帮被赶回家的房玄龄说话：“玄龄为陛下做事已久，善出奇谋，如果没有大过错，请陛下不要罢弃他吧！”
四是节俭自律。
长孙皇后物欲较低，衣服够穿就行，也要求孩子减少奢华的享受；
重病之时，太子要为她赦囚祈福，她不愿以一己之事搅扰天下；
临死之际，唯恐身后事劳民伤财，向太宗提出薄葬。
好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皇后，难怪让儒家念念不忘。
（三）
长孙皇后固然有“贤德”的一面。只是身为女性，历史往往只看中她的道德品质，却忽略了她的政治立场和能力智慧。
虽然没有“垂帘听政”的野心，但长孙皇后，是深度参与了初唐政治的。
高祖李渊执政晚期，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的关系日益紧张。当时的长孙王妃在做什么？
她尽力侍奉李渊，与李渊的后妃搞好关系，为李世民争取人心和支持。
玄武门之变，是一场兄弟相残的悲剧。而在这悲剧的序幕里，是长孙王妃亲自慰勉参与兵变的成员，史载：士兵群情激奋。
早在成为皇后之前，长孙氏便充当了外联与决策的角色。
成为皇后之后，表面上，她推三阻四，说什么后宫干政，非国之福，实际上呢，保谏臣、抑外戚、求薄葬，她的眼睛何时离开过朝堂？
透过这些熟悉的故事，长孙皇后所展现的，除了“德”之外，还有对人性的了解、对福祸的警惕和理性的认知。
先看她熟悉人性的一面。
为人求情，劝人受谏，是长孙皇后的强项。换朝服救魏征一事，已可窥见她的机智。
根据《旧唐书》记载，后宫每有获罪者，长孙皇后的办法是：假装怒气冲冲，要严惩宫人，与太宗共情，待太宗的脾气缓解下来，又徐徐开解，不令有人蒙冤。
古来劝谏帝王者，很容易以硬碰硬，怼得帝王下不了台，这一招，即便对普通人，也很难生效。
长孙皇后不挑战人性，而以更加柔和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背后是对人性的理解和尊重。
再看她居安思危的一面。
外戚专权是长孙皇后一辈子的心病。她坚决不允许长孙无忌荣宠过胜，太宗不当回事，她就密令长孙无忌辞去高位，不达目的不罢休。
她写了十篇《女则》，引历史上外戚乱政所带来的危害以自省。
皇室处处皆风险。她应当是了解兄长的性情的，总怕他因为亲戚关系身居高位后，滋养权力野心，为己为人，都带来祸患。临死前留遗言，还在要求丈夫不要给她的家族太重的位置。
可惜的是，太宗仍然没有重视。
到高宗时期，长孙无忌借房遗爱谋反案，玩弄权术，大肆牵连皇室成员，给高宗留下阴影。
后来，高宗借助武则天的鼓励，清算了长孙无忌。可怜这位国舅，落得异乡自尽的下场。
长孙皇后早已预料一切，可惜无力阻止。这是她的聪慧，也是她的悲哀。
人之将死，长孙皇后所表现的，是豁达和高度理性。
她坚持拒绝因她生病而行“赦囚祈福”之事，她的道理是：“死生有命，非人力所为。如果修福可以延寿，我从未做过恶。平生积善既无效，再求又有何用？”
她亦不迷恋死后哀荣，对于身后事，仅要求“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由此开创了帝王陵依山而建的传统。
综合以上，一个分寸感极强、擅于处理人际关系、严格自律、聪慧透彻而又不失仁爱之心的女政治家形象呼之欲出。
（四）
长孙皇后的“贤德”只是表面，内在隐藏的，是她卓越的才能。
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是很清楚的。作为她的丈夫，太宗给她的定位是“良佐”。
在他眼中，他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妻子，还是一个像魏征一样，能令他理智、清醒的伙伴。
太宗与长孙皇后一起见证过隋末的动荡和百姓的贫苦。
太宗才华横溢，又长期担任军事将领，骨子里有自视甚高和专横的一面，与隋炀帝的经历与性格高度类似。
也因此，他极度警惕自己重蹈隋炀帝覆辙。新朝伊始，休养生息、重用贤能、广开言路，便成了太宗的既定路线。
而长孙皇后同样是一个聪明、有见识、有手段，却偏偏可以节制和自律的妙人。相同的志趣和性情造就了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
有意思的是，两个在政治上自律到严苛的人，却在夫妻关系中，显现出难得的人情味。
太宗生过一场重病，长孙皇后昼夜不离地照顾左右，并暗暗备下毒药，预备太宗万一不测，她亦决不独生。
虽然她又抬出了冠冕堂皇的说法，说什么“不想成为吕后”，但我更愿意理解为，这是二人的感情使然。
这个理解可以从另一件事中得到佐证。
太宗驾临九成宫期间，柴绍突然警告有变，太宗立刻起身穿起盔甲，长孙皇后心急如焚，不顾病体，跟随太宗而出。
左右相劝，她却说：“陛下还在震惊中，我如何能心安？”
长孙皇后一生克制，唯有在对太宗的感情上，表现出极为动人的偏执和冲动。
而太宗也回报以长孙皇后同样的尊重和爱护。
长孙皇后逝世后，他在城内筑起层观，时时遥望妻子所葬之处，被魏征劝阻后，大哭了一场，方拆掉层观。
他这样表达对妻子的不舍：“我不是不知天命而不能割情，可就是无法停止悲伤啊！”
（五）
全唐诗中留存了长孙皇后的一首诗：
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
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透过这首明艳、妩媚、灵动的《春游曲》，可以看到，在那桃红柳嫩、蝶飞莺啼的上苑中，一个美丽的女子发出了大唐最初的强劲之音：“何须林下借问，论出众风流，我早已远近闻名啊！”
这种明媚与骄傲，岂是单纯的“贤后”可定义的？
在整个唐代姹紫嫣红的百花园里，长孙皇后是独特的。
她自信有之、自律有之、贤德有之、固执有之、感性有之、理性有之，她巧妙地把内在的锋芒转化为流水般的柔韧，如山谷幽兰，不张扬，却难掩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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