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位传奇人物，曾有人说清朝的曾国藩是中国儒家文化发展到烂熟时期的产物，而李鸿章则是封闭的旧中国在面临欧风美雨的冲刷时中国文化变异的典型代表，那么张居正呢？他在明朝万历年间曾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他在不择手段地利用各种权谋机智终于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他在世时声势显赫，炙手可热，圣眷优渥，无与伦比，但隆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世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在一般的历史人物中也是罕见地。我们后人在读到这段历史时，怕也不能简单地以政治险恶、世态炎凉来概括总结。张作为一位政府的顶级官员，身上有着太多的个人色彩，因为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他在施政时颇有一番舍我其谁宁折不屈的大无畏气概。我个人以为，他身上的英雄色彩并不比刺秦的荆轲或是拔山的项羽淡薄。因为对他抱有极大的兴趣，我在第一时间里阅读了熊召正先生的《张居正》。
《张居正》是一部享誉良多的历史题材小说。而广大读者对该书的热烈追捧也绝不仅仅是我国历史题材小说热潮的余波所致。历史小说当然不能脱离历史----不但物质生活不能违反历史规限，精神上与观念上也不能违反。但它的本质应该是小说，是文学形式，而不是死板的历史。既然是小说，就应当有生动而紧张的故事情节，有丰富的人物，既有性格，又有内心生活，有他个性中情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有他的困难，他的坚强与软弱，他的迫不得已。而这些，在熊召正的笔下体现得淋漓尽致。
《张》共分为四部：
《木兰歌》：这是全书的第一部。也是描写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一部。所有的情节都围绕着权力斗争这条主线展开。其中最主要的是宦官孟冲与冯保，内阁高拱与张居正的斗争，再辅以外官与内宫的参与，各种势力相互勾结利用与争斗，而最终以冯保和张居正的胜出而暂告结束。为
《水龙吟》：张居正登上首辅之位扣，踌躇满志，意欲重振朝纲，力挽颓政，但国库空虚，只好以胡椒苏木折官员薪俸，岂料此举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朝臣百议汹汹。为折俸事，储济仓大臣以身殉职，宫中徇私舍宝救杀人元凶；六品主事穷悉自尽，高拱余党借机滋事。张居正出于无奈，借助后宫与太监的力量，实行京察，整顿吏治，揭开了万历新政的第一页。、
《金缕曲》：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划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与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威之骄横颟预，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词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城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地表现。小说仍保持了上二卷的艺术风格，情节跌宕起伏，气韵生动，人物性格丰满，呼之欲出。张居正之老成谋国，李太后之温婉严谨，冯保之狡黠圆滑，朱衡之梗直无辜，邵大侠之慷慨赴死，玉娘之知恩图报，均如跃纸上，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
《火凤凰》：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衮衮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花样翻新。张居正虽并不苟同，但心领身受，备极哀荣。小皇帝朱诩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陡增，秽乱宫闱，太后闻讯意欲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已诏”，诏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隙。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上。而在他去世仅三个多月时，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时数年的万历新政从此天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掘墓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间，无人敢言张江陵。
洋洋数十万言，中间不仅有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也有温婉甜蜜的儿女长情，不仅有权相铁腕治国的赫赫丰采，也有大明王朝富于生动气息的风俗画。
金庸曾这样评价张居正：“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时候无不钦慕向往……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但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张居正》一书在历史史实上也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人们常说盖棺论定，历史人物的形象在不同人的主观心目中虽然会有所不同甚至会是完全相反，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对其进行粉饰或是丑化。作者在创作《张》时，显然是要极力把张居正塑造成一个改革者的形象，甚至因此不惜篡改历史史实，窃以为这正是《张》一书最大的败笔。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作者对张居正腐败问题的粉饰上。
明史学者王春瑜先生认为,“张居正最大的弱点”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主要是行贿、受贿、滥用春药等”。这样的看法未免太过偏颇,“滥用春药”属个人私生活范围,怎可纳入腐败呢？令人费解。所谓“行贿”,系指王先生在《明代宦官》和《中国反贪史》序言中说的以三万两黄金及大批珍宝贿赂冯保,而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一)所记,那是万历十年十二月直隶巡抚王国参劾冯保奏疏中的话,说“辅臣张居正病故,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 万两、银十万两”,《天水冰山录》附录所记也当本此。既然所载有根本性的出入，那么恐怕这也不被当作攻击张行贿的证据。进一步说，如果事实如《明神宗实录》中所述，那么这样的行贿更是在张居正“病故”之后,不管有无其事,都不能关乎到他了,所以这项腐败也应予否定。这样,张居正“最大弱点”的“腐败”就只有“受贿”一项。
历史上真实的张居正，在辽王被废之后,曾将其府第占为己有。先后任湖广巡抚的汪道昆、赵贤等用公款为之营建私第,张居正也欣然接受。《明史》说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而在书中，熊先生将其美化为：“(隆庆元年)在众多地方官热心筹划帮衬下,加上儿子从北京也带了些银钱回来,几头一凑,张文明盘下了东门大街上的辽王府”。下文又说,隆庆二年辽王获罪被贬,“家产充公,包括荆州城中这一座朱梁画栋楼阁崔嵬的辽王府”,其后“物换星移人事代谢”,“辽王府变成了大学士府”。实在是太过轻描淡写！
至于抄家所得,《明史》张居正传载“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 《反贪史》称“折价约金银19.85万两”,大约包括各种珍宝。其实这对于一个十年宰辅而言，并算不了什么。毕竟作为一位高级官员，在礼节繁琐的封建社会，每年肯定都会有名目各异的人情往来。而张哪怕仅仅是出于身份地位的考虑，在往来时也不可能抱着完全对等的态度进行(如我老家农村亲戚间的生日往来一般)。其他官员的态度必然会与他恰恰相反，这样的一进一退，以十年之功，却也只有“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的家当，无论如何也不该算多的了。
但张居正被籍没时,他的田产在史料记载上却颇有出入。王春瑜写的《中国历代贪官传·序》说张居正被抄家时“有良田八万余亩”,在后来撰写的《张居正悲剧的启示》和《反贪史·序言》均易“亩”为“顷”,扩大百倍,与《反贪史》正文相合。在不知何者为是的情况下,姑且相信前者,但也很可观了。要知道,张居正为官之前,其家并不富裕,以致尚书顾“遗以金钱为膏油费”。《反贪史·序言》也特别指出:“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家中余粮甚少,遑论金银……若非贪污受贿,怎能有如此家底!”但小说第四卷第三十九回却写道“两地抄出的现银十一万两”,而黄金写作“三千余两”;田产只写“七千亩水田”,即使按八万亩计,也不足十分之一,后来朝廷留给张母养老的“田十顷”(一千亩)更被减至“一百亩”,亦只十之一。严肃的历史小说对人物的生活、心理等诸多方面都可以也必须作大量虚构,惟独一些史有明载且无虚假的重要数目字不宜更改、虚造,因为它是最容易也最应该被历史小说家尊重的历史事实。这些死的数字不写则已,写就应按史书去写,没有必要为古人讳,为尊者讳。小说接近尾声的数字大减法或大除法显然是粉饰主人公受贿的需要。在这一点上，《张》显得过于随便草率了。
第四卷写张居正收受贿赂有两件切实之事:一是回江陵途中收了知府钱普赠他的一顶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和两名侍女,二是收了戚继光送他的两名胡女和一箱“极品海狗肾”。两者基本是将史书所记略加改变和生发。但回避史书上的大宗记载，取其小枝，简单地把接受礼物当作受贿，仅仅以此来呼应张氏历史上的贪墨之名，也太过于儿戏了。
从我个人来说，我以为，张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贤相，这里的贤不是个人品性上的完美，而是政治眼光，辅国能力上的贤。相较于同时期的海瑞，张居正亲丧不归、勾结宦官、骄行皇戚、怒斥主上(有一次神宗谈《论语》，把“色勃如也”的“勃字”读作“背”字，张居正突然厉声纠正：“要读‘勃’字!”同列失色，神宗亦大吃一惊)，简直就如同禽兽一般，人人均可面唾之。但在步履蹒跚的明王朝那样人浮于事官不守道的时代，海瑞这样的清流才是国家发展或是中兴的绊脚石，他们整天考虑的不是富国强民，而是以儒家正统自居，谩骂苛责一切不合儒家学理或是大明体制的人和事。他们没有实际的办事能力，可为一乡之长，难为一市之长----海瑞在某地担任知府时，首先考虑的居然不是富民安民，而是向全市发布公告，指责以前的公文用纸边白太多太过浪费，以后必须按照新定的格式书写，幻想以此开源节流，岂不荒谬？整天尽想着改回祖制，毫无政治家哪怕是中层官员实际工作的能力与统筹全局的气度。张居正在位十年，实行京察考成，改革税法，兴建水利，培养人才，加强集权，整顿学政，与鞑靼通市，而最终使得国库丰盈，人民安定(经张居正十年努力，太仓存帑积至四百万两，国库之充盈，国力之雄厚，为明历朝之最。《明史》说：“神宗冲龄践祚，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这样的手笔，岂是海瑞之流能够办到的！张的腐败，远未达到误国的地步，仅仅只是满足了个人的威福心理，正如白壁之微瑕，根本没有粉饰的必要。如果熊召政先生能够秉笔直书，我想他的形象反而会更加的丰满鲜明和复杂。
从第三卷末的夺情风波开始,作品强化了历史真实性,第四卷的内容多由史迹生发而出,但作者在描写张居正因整顿学政而使人妄杀何心隐时，虚构太多, 书中写道：“(何心隐)人还没进来,就由抚衙的刑名师爷前来打招呼:‘谁敢沾何心隐一个指头,抚台大人就剁他一只手!’”“何心隐坐牢一个多月,不但没有受到皮肉之苦,反倒每日肥酒大肉的享受。”最后让何在谈笑风生、痛饮大醉近乎失去知觉之后被狱卒掐死毙命。但真实的历史却全不是这么回事。据《明儒学案》记载,湖广巡抚陈瑞曾奉命“捕之,未获而瑞去,王之垣代之,卒致之。”王之垣的《历仕录》对此也直言不讳。王之垣的曾孙王士祯在《居易录》卷二十一引述王弇州《朝野异闻录》云:
(何心隐)见抚臣王(王士祯注:“先曾祖讳之垣”)不跪,曰:“若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择健卒痛笞之百余,干笑而已。遂死狱中。
作者身为明史专家，想必不会对这番事不知不闻，这样的篡改不知是何用意。张居正的下属对付年约五六十岁的讲学“圣人”,竟特选“健卒”痛打一百余杖。这是何等血腥、残暴的文化专制。何心隐不是“病死狱中”的,而是被活活打死的。“不跪”与“干笑”将他的抗争精神也活现纸上。历史小说应循此导引而生发、想象,写出这种血腥的历史与惨烈的抗争,警示、启迪今人与后人。毕竟这样才能使读者离历史真相却更近,对专制者的揭露效果也更出色，进而从中体验到史料所呈现和隐含的撼动人心的力量。
张居正是万历新政的首脑和柱石,是代小皇帝执政十年的首辅,且是帝师,生前倍极崇信,但他在世时对朱翊钧的钳制过多，引起了朱极大的逆反心理，且朱是历史上在数的贪财皇帝之一，听得传闻说昔日的首辅在世时暴敛民膏富可敌国后，便再也忍耐不住了。张居正在世时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和太监总管冯保结成了人所共知的联盟，这是非常为言官和清流所不齿的。加上他好作威福，确实也不是很清廉。这样的种种因素合到一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惨淡的身后结局了。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缠绵病榻半年以后，在痛苦和污秽中死去。
十月，追劾者起，反攻倒算；
十一年三月，尸骨未寒，夺其官阶；
十二年四月，抔土未干，又籍其家。
最为惨毒的，万历在派司礼太监张诚，刑部右侍郎邱木舜等率锦衣卫查抄张府时，张诚和邱木舜对张府满门禁锢，追逼拷掠，致使张居正的长子敬修含恨自尽，次子懋修自杀未遂，家属饿死十余人。剩下的也都永戍烟瘴地面，充军发配。张居正这个家破人亡的最后结果，并不比在他以前的商鞅和在他以后的谭嗣同更好一些。
这样的结局，除了策划它的万历之外，怕是普天下谁也没料到的。震惊之余，人们对张居正惋惜的同时，也多了份深思。《明神宗实录》中就说张“威权震主，祸荫骖乘”，海瑞则认为这是张“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但任何一个稍具头脑的人都不仅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大智慧如张居正者，会连“天意从来高难测”这样明白的道理都不懂吗？会从不曾考虑过自己的身后事吗？与张居正同时期的老乡袁小修，有着这样一段说法：“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我想，这才是真实的张居正。就张居正的改革而言，其杰出的历史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肯定的同时，他的骄奢淫欲，恣情声色，刻薄寡恩，跋扈操切，也是后来人对其持保留看法的地方。清《四库总目》收其《张太岳集》，提要评论他曰“神宗之初，居正独掌国柄，后人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其威福自擅之罪，两俱不能相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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