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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即位后，为治理国家呕心沥血，他不仅能够将国家治理好，而且处处彰显个人修养，用美德感化了许多人。
“玄武门之变”后，秦王府中有人主张乘胜杀尽李建成、李元吉的党羽，并“籍没其家”。与此同时，许多人在不断搜寻宫府集团的成员和兵勇，争相捕杀邀功。
在这种肃杀的形势下，宫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自安，李世民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采用了明智的安抚政策。
一、他一方面禁止秦府人员滥捕追杀，另一方面以高祖的名义诏告天下，安抚宫府中的人。宫府集团的人被李世民的大度折服，纷纷放下武器，向朝廷投诚，
其中最杰出的人才有魏征、韦挺等人。在玄武门之变前，魏征几次劝太子李建成及早除掉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太子党人纷纷逃亡，魏征却没有逃跑。
魏征被抓住后，李世民当众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征毫无惧色：“假如太子早听我的话，那么他就不会有今天的祸患了。”
李世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赞扬了他的忠诚坦荡，封他为詹事主簿，后改任谏议大夫。
唐太宗在一次出游时，一个卫兵在失重情况下一把拉住他的龙袍，险些把他拉倒。卫兵顿时心惊胆战，李世民并没有生气，反而安慰他说：“这里没有御史法官，不会问你的罪，不要担心。”
唐太宗不但善于用兵，而且还擅长书法。有一次，他与群臣饮酒。酒至半酣，他命人准备笔墨，随后挥笔而就。
他将作品高高举起道：“此幅书法作品谁能得到，就赐予谁。”此言一出，群臣争先恐后。其中有一位官员手疾眼快，登上皇帝的座椅，一把把书法作品抢到手。
这位官员意识到自己因登龙椅而犯了不敬之罪后，马上叩头请罪。唐太宗却哈哈大笑道：“今日没有君臣之礼，不要破坏了饮酒的气氛。”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戒奢崇简，而且以身作则。
在历史上，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却不允许那样做。他仍然住在隋朝时建造的宫殿，尽管宫殿的大部分已破旧。
同时，他还禁止铺张浪费的厚葬习俗，并明确提出要求，令五品以上官员和皇亲贵族严格遵守。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
在唐太宗的影响下，唐朝在贞观初年形成了一种良好的节俭风气，出现了许多廉俭大臣。
比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而魏征的家里连个正堂屋都没有。
二、唐太宗的做法减轻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封建社会，法律能否被顺利贯彻执行，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态度。
贞观时期，唐太宗不但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的约束，而且对自己的亲属要求也非常严格。一旦有人触犯刑法，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徇私枉法。
因此，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大多数官吏都能够做到清正廉明，很少有人违法乱纪，欺压百姓。
为了对全国执法加强监督，唐太宗设立了死刑复奏制度，规定京城在两日内要五次复奏，各州要三次复奏。
这种制度的形成，也可以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比如“诬告反坐” “诬告反坐”虽于秦汉已见于刑律，但历代的诬告案件总是层出不穷。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它往往是统治阶级在进行内部斗争中用来打击、陷害对方的手段之一。
所谓“诬告反坐”，是指以原告诬陷被告的罪名对原告进行量刑，使诬告者自食恶果。 《唐律》中规定，“诸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对犯有“谋反”与“大逆”罪者，依法当斩。
而对那些以“谋反”、“大逆”罪名诬告他人的人，如果查实确属诬告，那么诬告者当被处以斩首的刑罚。
三、贞观三年（629年），朝中发生了霍行斌诬告魏征的事件。当时魏征已被唐太宗提拔为秘书监，可以参预朝政。霍行斌是长安县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诬告魏征参与了“谋反”，想要以此置魏征于死地。
魏征自玄武门事变后归附唐太宗，屡屡犯颜谏诤，已经深得太宗赏识与信任。因此，太宗根本不相信霍行斌的话。
他直接说：“此言大无由绪，不须鞫问，行斌宜附所司定罪。”霍行斌依法被处以死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魏征得知此事后，非常感激，向唐太宗顿首拜谢。
太宗对他说：“卿之累仁积行，朕所自知，愚人相谤，岂能由己，不须致谢。”
贞观九年（635年）八月，岷州都督高甑生诬告尚书右仆射、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的事件发生了。
当时，李靖统领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和利州刺史高甑生等征讨吐谷浑。
高甑生因未能按期到达会合地点而受到李靖的责备，于是对李靖怀恨在心。 战争结束后，高甑生与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联名诬告李靖“谋反”。
唐太宗大感意外，虽然不相信李靖会谋反，但考虑到高、唐二人身为高官，又是开国功臣，不得不谨慎行事。
他依照司法程序派法官进行调查，查实后发现纯属诬告。根据当时的法律，高甑生应依法处死，但考虑到高是开国功臣，只给予其流放的处罚。
这时有人为高甑生求情，请太宗宽大处理，太宗回答说：“旧是藩邸勋劳，诚不可忘。然理国守法，事须划一，今若赦之，使开侥幸之路，且国家建义太原，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若甑生获免，谁不觊觎？有功之人，皆须守法，我所以必不赦者，正为此也。”唐
太宗这番话，既表明了他维护诬告反坐的意识，不徇私情，同时也反映了他维护唐代一切法律尊严的鲜明立场。
四、为了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唐太宗完善了以往的国家法律。他根据唐高祖时制订的《武德律》，主持制定了《贞观律》。
经过长孙无忌等人做注后，便有了后来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并被保存了下来。
另外，唐太宗还制定了令、格、式，组成了完整的法制体系。 在用人方面，唐太宗求才若渴。当时，朝野上下的官吏大多擅长习武，对于如何处理政务显得力不从心。
为了选拔出一批精通政务的人，唐太宗费尽心思，不计恩怨、不避内亲，积极去发现人才和提拔人才，真正做到了唯才是举。
除此之外，唐太宗还继续推行科举制度，不断选拔文官。 贞观三年（629年），天下大旱。按传统的说法，这是因为朝政出了问题，上天示警惩罚。
太宗坐立不安，颁布诏书令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中郎将常何乃一介武夫，不善文理，门客马周代他起草了一份奏章。
唐太宗收到常何的奏章后大吃一惊，因为奏章里陈述的二十多件事都合乎他的意思，而且文章条理清楚，批评和建议都很中肯。
唐太宗知道常何是粗人一个，根本没有这个能耐，于是将其召来询问。得知奏章出自马周之手后，他立即召其进宫，令其在门下省任职。
马周见事敏速，能言善辩，深识事端，处事平允，又敢于直言进谏，以至于太宗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
后来，马周步步高升，一直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名彪史册。 在唐太宗积极求才的影响下，唐朝上下人才济济。
这些人功不可没，都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由于长期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唐初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民生凋敝。
五、面对百废待兴的形势，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从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积极推行各种优厚政策，逐步恢复经济生产。 唐太宗发展经济的措施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等。
在贞观初期，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得到修复，大量的排水和引水工程也逐步完善。水利工程的修建，有利于防旱排涝，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连年战争使得全国劳动力普遍缺乏，影响了社会生产。为了增加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间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可以结婚，人口增长与否将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由于这种政策的推行，全国户数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比唐高祖时代增加了一百八十万户。
在大力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唐太宗还特别注意边境上的安定。唐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遂率领20万东突厥骑兵南下，直逼唐都长安城。
随后，他按兵不动，派使者入城与唐太宗讲条件。在如此危机的形势下，唐太宗果断将来使扣押，然后沉着布阵。尽管唐军在数量上不及突厥兵，但唐太宗指挥若定，举重若轻，唐军既有严整的军容又有旺盛的士气，令颉利可汗不敢轻举妄动。
接着，唐太宗单骑来到渭河桥上，与颉利可汗杀马盟誓。唐太宗智勇双全，保全了长安城，使黎民百姓免遭一场杀戮。
六、唐太宗考虑到东突厥还会再来冒犯，决定灭掉东突厥以绝后患。贞观三年（629年），唐高祖一面联合唐高祖时已经臣服于唐朝的西突厥，一面派李靖率兵攻打东突厥。
东突厥腹背受敌，遂假意求和。统帅李靖乘机率精兵深入东突厥腹地，俘虏了颉利可汗。随后，唐太宗一鼓作气，统一了北部边境上的少数民族，后又收复了西域诸国。
丝绸之路再次畅通后，唐太宗把它作为了一条外交的主要干道。贞观时期，长安城不单单再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还是唐朝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不仅有国内各地的商人来此经商，而且有亚洲其他国家来此进行文化交流和经济交往。
唐朝的茶叶、瓷器、丝绸、造纸术、法律体制等纷纷传到了波斯、日本、朝鲜、阿拉伯、印度等国家，而外国的佛学经典、摩尼教、菠菜、胡椒也纷纷传到了中国。
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唐朝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积极措施，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
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人民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到贞观中期，国家出现昌盛景象，这个时期便是有名的“贞观之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很难出现的太平盛世。
结语不过，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不再像以前那样励精图治了。
他开始大兴土木，追求各种物质享受，不再唯才是举，不再虚心纳谏，对朝中位高权重的大臣渐生疑心。
不仅如此，他竟干涉史官记载的起居注，破坏了流传已久的中国传统，玷污了史官的神圣使命。
另外，唐高祖变得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明知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是穷兵黩武、东征西讨，却不听房玄龄之劝，偏偏要仿效隋炀帝攻打高丽。
两战两败后，唐太宗并不吸取教训，反而令人加紧造船，欲再次兴兵。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在战船造好之前带着遗憾与世长辞。不过，他的遗憾对于黎民众生来说，也许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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