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顶峰，唐玄宗在位的45年又是唐朝经济发展的顶峰。史书上对这段历史给予高度肯定，记录“开元之盛，汉宋莫及”，认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繁荣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故史称“开元之际，几致太平”。所谓的“开元盛世”，确实不虚。然而浩荡的封建雄风，掩盖着的其实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凉世态。
很快，唐王朝盛极而衰，唐玄宗统治的最后几年间发生了安史之乱，繁荣昌盛后接踵而至的便是动乱和衰败。
安史之乱固然是将唐朝从强盛打进衰落的最猛一拳，但是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为什么会在一代帝王40余年之间，就发生如此惨烈的沧桑变迁？是什么原因让繁荣的大唐王朝走向衰败？
日益严重的三种主要社会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严重，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深刻原因。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矛盾的激化经过隋末农民起义之后，唐初统治者不能不有所警惕，尚能推行舒缓宽松的统治政策，如均田制、租府调制等。但这些政策只是一时怵于农民战争的威力，而非出于改良民生的直正目的。
时间一长，随着农民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贯彻执行这些政策的动力日渐弱化，困难势必越来越多，最终使其沦为种不伦不类徒有其表的形式主义，阶级矛盾也必然再次激化起来。
从土地制度看，唐朝虽然实施均田制，但并未完全按照均田制的规定授田。从敦煌发掘出的户籍残卷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明显证据。更何况均田制本身也存在许多问题，即使实行了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土地的兼并和集中。
早在太宗、高宗时已有土地兼并的记载，到了玄宗时期变得相当严重，农民自己耕种的土地愈来愈少。虽然年年丰盈，堆足了官府和大户的仓廪，农民的生活却难以维系。玄宗年老后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重用擅于聚敛的官员，听任其在地方胡作非为，肆意盘剥。农民生活更加雪上加霜，走投无路，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玄宗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最终导致唐王朝覆灭的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等恶习都形成于这段时期。藩镇之祸，源于十节度使的设置及其掌握了大量军队，得以与中央朝廷抗衡。
虽然节度使之名在南朝时已经出现，节度使之名在唐初亦已存在，但节度使的大量设置和军权膨胀，则出现在玄宗时期。唐朝的宦官之祸，超过了前代的东汉和后代的明朝。唐朝的宦官掌领禁军、任枢密使和监军，此三者皆系唐朝后期宦官专权的重要因素。
此三端之肇始，皆源于玄宗时期，如宦官带兵，即源于开元十年宦官杨思率军十余万对安南“梅叔鸾”作战。以后杨思又在开元十二年、十四年、十六年三次带兵对“五溪蛮”、“罩行章”、“梁大宾”等西南蛮族地区作战。
宦官领兵监军是历代宦官最易为害之处，也是自玄宗起的唐朝宦官专权的集中体现。朋党之争是激化玄宗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另一重大问题，它实际上以宦官专权为背景和依托，又复受其制约。
朋党之争的最激烈表现是，李德裕和牛僧孺两集团之间的牛李党争。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
与周边民族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在玄宗后期也激化了起来。在唐朝前期，除了东、西突厥构成了对唐朝封建国家很大威胁，先后为唐王朝乘其内乱所灭以外，唐王朝对周边的众多少数民族实行了较少歧视、较多宽容的民族政策，发展了和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民族矛盾，甚至民族战争，但整体民族关系还是好的。唐玄宗当政数十年后封建帝王的开疆拓土意识逐渐浓厚，开始屡屡发动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加之此时中央集权已经削弱，藩镇割据初露端倪，朝廷政治腐败日甚，民族矛盾也有所扩大。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朝先与吐蕃在赤岭“分界立碑”，以示和好，不久又借援助勃律(克什米尔东北)为名，派兵与吐蕃进行战争。唐、蕃之间的矛盾上升，长期处于失和状态。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南诏立国并被唐王朝册封为云南王。
但玄宗为崇尚边功，又在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和十年两次进兵南诏，“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南诏为求自保，不得已转而西向，与吐蕃结盟，共同对抗唐朝，并欲一举驱逐唐王朝势力出云南。
由于玄宗两度轻率对南诏用兵，导致了唐、南之间关系破裂，互相兵戎相见。西南民族关系长期不得安宁，进而加剧了内地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促发了安史之乱和唐王朝衰期的隆临。
统治者内部阶级矛盾、农民阶级矛盾以及周围少数民族矛盾，激化让唐王朝从兴盛转向衰败，遗憾的是唐王朝历代帝王一直未能解决这几个矛盾，这“三大矛盾”也一直持续到唐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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