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看似是唐玄宗骄奢淫逸，对统治掉以轻心，宠幸奸邪导致的。实际上唐朝由盛转衰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是均田制的破坏，由于唐朝初年施行的均田制授予农民的土地往往不足，永业田和口分田可以转卖，这就为均田制被破坏埋下了伏笔。高宗、武后之后，由于新兴地主阶级大量涌现，均田制就日益破坏，土地兼并盛行。玄宗时土地兼并更为盛行。而官府征收租调又以足额进行征收，这导致了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佃户或流亡。
第二是军事制度的变更和军队部署格局的变化。在均田制被破坏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难以维持，加之府兵地位的日益低落（对外用兵延长了府兵戍边的时间和兵员消耗，作战勋赏有名无实，唐政府甚至加重对府兵家庭的剥削。）到了天宝年间，折冲府已经无兵可发，官府停止了折冲府的铜鱼符使用，府兵制已经名存实亡。
府兵制破坏后，唐王朝中央宿卫开始募兵充当，开元十一年招募十二万人，称为长从宿卫，后改称彍骑。天宝之后应募彍骑的多是市井无赖，战斗力很差。州镇地方出现了一种团结兵，也称土镇兵，春秋务农，秋冬集合训练，免除其赋税。边疆地区招募丁壮戍边称为“长征健儿”，是终身作战的职业兵，终身免除课役，官府提供衣粮装备，其随军家属就近给予房屋田地，因为其长期驻扎于边疆地区，训练有素，所以战斗力较强。
从彍骑、团结兵和长征健儿的组成来看，边镇的长征健儿实力要强于其他两者，且数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于是当时的唐军军力部署格局从内中外轻变成了内轻外重。一旦边疆地区手握重兵的将领发难，中央政府很难集结力量肃清叛乱。
第三还要说的是节度使一职的设立，唐初设置总管（后改为都督），都督只管军事，不管民政，边防地区的都督往往“使持节”，有权杀二千石以下官员，因为都督加持节，渐渐形成节度使这一称号。唐睿宗景云二年正式确立节度使这一名称。
到唐玄宗开元年间东北、西北的边疆地区大多设置了节度使，节度使又往往兼领地方各项大权，天宝年间已经设立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并且多用蕃将充任节度使，而且节度使的任期也从四年一任极大地延长了。最终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在叛乱前就兼任三个藩镇节度使。
第四是上述因素进一步导致的副作用。府兵制破坏后，彍骑、健儿、团结兵都需要国家提供军备物资，加之唐玄宗晚年穷兵黩武，军费支出大大增加，折冲府名存实亡但其机构官员仍然存在，唐朝官僚机构膨胀也需要大量开支。这些开支形成了唐王朝巨大的经济负担。
最后还是要提到唐玄宗的个人原因，因为他是唐帝国的君主，也是唐朝衰落的直接责任人。唐玄宗晚年开始怠于政事，外用李林甫、杨国忠，内宠武惠妃、杨贵妃，统治集团穷奢极欲、日益腐化，又任用聚敛之臣竭泽而渔，横征暴敛。最终形成了大厦将倾岌岌可危的形式，等到安禄山起兵之时，唐朝的国运便开始由盛转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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