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非我想象
——从《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说起
记不得自己的历史观从何时开始颠覆，只记得在本科的某一阶段，多年教育形成的历史观如大厦般在某一时刻轰然倒塌，只剩下一片片瓦砾。渐渐地，当历史的片段如风雨般不断袭来，那些残渣碎片也开始慢慢消逝。这时,我才发现历史在我心中的记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混沌，再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了。
《天朝的崩溃》就是这袭来的风雨之一，它记述着没落天朝的崩溃，同时也崩溃着所谓正统的历史教育为我们构筑的那座看似瑰玮的大厦。那座大厦是在几十年前由“权威”构筑的，它一直方方正正地矗立在那里，当每个幼小的心灵幻想建筑自己的房子时，那权威就把你领到这座大厦前，反复地告告诫你，房子是且仅会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从小学、中学、大学，都在兢兢业业的为我们讲述、描绘这座大厦的美。《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为我们展现的则是另一种进入历史的视角，它告诉你建筑房子都有哪些材料，这些材料都有什么样的用途，建筑的技术都有哪些？至于这座房子到底怎样建，建成什么？完全取决于你。
一、 塑造我们的历史观需要怎样的材料
一部好的历史著作应该为人们提供怎样的史料？决不是一些简单堆积的或经过某一部分人精心剪裁的所谓史实，而应该是尽量周全的历史细节，当我们深入每一阶段历史的深处，也即进行所谓“史料的微观探究”，会发现历史决不仅仅是某一个样子。套用老马的一句话——“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史料的采集也是历史观形成的基础。
茅海建为读者准备了一堆建筑材料。时殷弘在《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中把国际关系史料分成六类，即未刊档案史料、已刊档案史料、官方史、公开文件、回忆录（书信集、已刊日记、当时报刊报道或评论）、第二手资料。我想这种分类同样适用于其他史学研究。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作者尽量收集鸦片战争时期的可用史料，基本囊括了以上六类资料，这里无须一一列举，我所更加关注的是这样运用史料的意义。当我们仅仅知道鸦片战争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战争的简单过程或曰时间表，有哪些英雄人物、哪些卖国贼和哪些蠢材参与了这一历史事件时，我们没有真正了解那段历史，或者说我们很有可能形成对那段历史的残缺认识。例如，在“三元里抗英”问题上，茅海建对中英双方的文件进行详尽的对比分析。虽然最后我们看到的仍然不是“最终”史实，但是从事件的起因、参加的人员、整个的过程和最后结果的材料探究中，你会发现关于历史事件的若干可能：事件的起因可能是多样化的，可能是中西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可能是由于某些有着特殊背景的民众策划组织的；参加的人员是多层次的，他们的动机可能是多元化的，有些可能是公益的，有些可能是纯粹私利的，有些则可能完全是情绪化的；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可能完全被夸大了，这种夸大可能是出于多种目的，可能是官方的，也可能是民间的。当我们知悉了这些可能性，也就从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历史，也就不会再简单地得出“三元里抗英是一场由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一场反帝爱国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之类的荒谬可笑的结论。
史料的收集越广泛，对每一问题考证的材料越周全，我们观看历史的角度就会越宽泛。从简单的历史材料中得出结论是对史学研究的不负责任，它要么是出于这类治史者盲目的狂妄自大，要么是出于某种非研究性的动机。史料的广泛收集仅仅是写作的一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史料进行批判式的考证，辨伪存真，可能我们永远不会达到绝对真实的目标，但是我们会向绝对真实无限接近。
二、 我们通过怎样的路径进入历史？
史学研究不是简单的所谓“工程”，这是理工学科嫁接到人文领域最为荒谬的概念。工程需要事先构思，准备图纸，勾画蓝图，然后准备材料，付诸实施。人文研究则不然，最忌讳的就是由某些人建构一套理论并有配套的结论，然后去寻找相应的材料进行填充，它应该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循序渐进的过程，可能会得出某些结论，也可能完全得不出，就像苏格拉底所说，探究到最后，我们可能只是“知道我不知道”。
我们带着疑问进入历史，在不同类型的史料中对比、探究，试图发现回答问题的可能性，并不断在材料中探寻新的问题。《天朝的崩溃》是以“琦善是否卖国”这一问题开篇的。由这一问题扩散开来，作者联想到了一连串的问题：琦善为何要卖国？他是怎样卖国的？他处于怎样的环境下？动机是什么？琦善是个怎样的人？这个所谓卖国贼与英雄人物林则徐有什么样的差别？他的下场如何？通过这一连串的问题，去找寻资料。探寻这一连串问题的结果是我们对最初的问题产生了疑惑：琦善同志并非蠢材？才干可能并不下于民族英雄林则徐；他有着高贵的出身，有权并且财富不扉；他并不一直是“投降派”，他的转变有着一个微妙的过程；他之所谓卖国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和心理状况下发生的。那么其他卖国贼又是怎样的呢？作者带着相同的探究方式来回答这一问题，最后发现“投降派”大都有一个由“主战”到“主和”的过程。确切地说，当他们不了解前线战况时，他们都是主战派，当他们直面英军时，他们都变成了主和派。探究到最后，我们发现鸦片战争是没落天朝与兴盛帝国之间的战争，它的胜负决不是某一两个英雄或“汉奸”决定的。
再如面对“天朝几十万常备军打不过几万英军”这一尴尬问题，作者首先想到的是：天朝的兵制是怎样的？兵源结构如何？“兵”的功能是怎样的？兵力是如何分配的？武器配置如何？兵力如何调遣，流程如何？本地兵与外地兵的关系，兵与民的关系？动用兵力所需各种费用等等？当我们通过史料进入问题时发现，事实上，具体到每一场战斗，大多数时候，天朝的兵力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处于劣势。这时我们就不会再把战争的失败的责任简单归结到某些人的身上，而是看到这是两种制度的差别，是落后的制度的衰败。
我们应该怎样进入历史？不应该做一个建筑师而应该是一个裱糊匠，我们不断的为历史填补材料，我们再找寻漏洞，尽可能还原它可能的样子。
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
“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作者在序言中写下的这段话当为每一治史者鉴，“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这是一种谦逊的态度，也是重新进入历史的前提。它时刻提醒我们不要用自己所谓的“理性”去幻想历史，不要用自己的观念去打造一个所谓的历史。但是，我们并不放弃“求真”的态度，我们试图去接近它，尽可能地还原它的面貌。
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座瑰玮的大厦，我们可能只是要看到原来大厦的废墟，我们可能只需要其中的一片瓦砾，或许我们只需要看到大厦原来的位置，也或许，我们需要的根本就是跟建筑毫不相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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