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88）

亲爱的粉丝朋友，从2020年4月23日起，《医药导报》推出《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事件》（北京大学历史系孙铁主编）连载，敬请持续关注！

遵义会议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被迫退出根据地。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伟大的长征。

“左”倾错误带来的损失

长征初期“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一切笨重的器材，使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湘南地区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提议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建议：“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

“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博古、李德拒绝了这些建议，消极避战，丧失了一次较好的战机。11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控制了渡口。但因队伍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过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受刚刚赶来的优势敌军的夹击。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

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一筹莫展。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先拿红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10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默不作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着，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准备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5日，红军攻占了贵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黎平会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12月底，红军进抵乌江南边的猴场(今草塘)。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后，红军强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五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后来张国焘竟说，遵义会议他没有参加，不能算。这真是不讲理了。

参加扩大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是：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主任是王稼祥，因为负伤，由李富春代理)；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三军团的彭德怀和杨尚昆；五军团的李卓然(九军团的罗炳辉和蔡树藩在遵义东北的循潭、兴隆一带负责警戒，八军团已经撤销，没有人参加)；还有担任《红星报》主编、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李德坐在靠会场进门的地方，椅子跨着门槛，门里头一半，门外头一半他没有怎么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在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博古首先作报告，他也承认了军事指挥上的一些错误，但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着重强调的是敌强我弱这个客观因素。他报告下来，大家都不满意。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承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且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也批评了博古，批评李德所提倡的“短促突击”和同强大敌人硬拼消耗的错误。他讲了以会后，情况一下子就变了。周是“三人团”成员之一，但毕竟同博古、李德不一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在实践中已经逐渐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这在黎平会议上已表现得很明显。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很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在博古和周恩来报告后，张闻天作了“反报告”，首先提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不认识与不承认”“战略战术基本上错误的。”张闻天同志的“反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主席、王稼祥和他三个人的看法，而以毛主席的观点为主导。

接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的长篇发言，着重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错误；并用反对敌人前四次“围剿”的事实，据理批驳了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随后是王稼祥、朱德和各军团的同志发言。除凯丰外，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这一边。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几点重要决定：一是毛泽东被选为常委；二是取消三人团，由朱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为军事指挥者，而周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取消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取消博古领导全党工作和李德指挥军事的权力。决议决定以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以后，常委进一步明确分工：一是在行军到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时，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因为当时没有设总书记，所以称“负总责”。二是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渡乌江前又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负责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

影响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起了关键的作用，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它的最大的意义是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全党的领导核心实际上已是毛泽东了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从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且最后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未完待续）

编排：戴卫 黎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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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国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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