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当代历史事件存疑的探究

　　本文告诉你天主教中国枢机主教于斌的真实历史；告诉你中国教会如何被分裂；告诉你台湾教会掩盖歪曲中国教会当代历史的真相。请各位读者帮助将此文转给所在国的华人天主教会的主教、神父、和你认识的基督徒。有愿意转帖的朋友，我在此表示感谢！

　　中国天主教当代历史事件存疑的探究

　　——台湾教会始终从中共建国后论述大陆教会：因大陆教会部分神职背叛，于1957年7月加入成立的爱国会，从而造成团体分裂，形成地上、地下教会等等。这一论述从此成为普世教会接受的中国天主教当代史唯一的认知。

　　——国共内战从1946年6月全面爆发，到1950年7月结束。这场历时4年跨越国共两朝的内战与中国天主教的命运紧密相连，但在中国天主教当代历史却完全缺漏，就连于斌总主教在国共内战时期被中共宣布视为战犯的重大事件，台湾教会在2011年之前都没有片言的文史记述。为什么要隐瞒历史？因此带着诸多疑问，开始探究中国天主教在国共内战时期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在此声明：本文正如标题只局限历史事件存疑的探究，而非完整的历史。

　　《一》抗战时期的于斌主教

　　——1936年9月20日于斌被祝圣为南京主教。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此于斌主教发布了《为芦沟桥事件告南京所属教胞书》的首封牧函，内容重点有二：祈祷和平，准备应战。同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就占领首都南京，暴行持续6周，有30万同胞遭日军屠杀，无数家庭遭劫掠，妇女被强奸，直到1938年2月秩序开始好转。牧函号召所属教胞应战后，于斌主教在日军统治下要保持民族气节已经成为他必须要面对的考验，此时软弱的人性驱动于斌主教，趁日军立足未稳之际，借旅欧之名于同年7月回程时，不顾一切抛弃血海苦难中的羊群，逃离南京教区的岗位，只身来到汉口当时民国政府所在地求托引荐，寻求由政府支持的民间援助抗战的工作，掩饰软弱逃离的亏欠与耻辱。因此，于斌主教在当时中国教会就已经是倍受非议的人物。在逃离南京教区岗位7年时间，于斌主教以『南京惨案』见证人配合政府，有8次赴欧美从事国民外交的旅程，揭露日军侵略暴行，争取国际支持。在国内，也从事政府背景的民间援助抗战的工作，但这些都只是亏欠与耻辱的补赎。献身精神是爱国品格必须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如果将于斌主教软弱逃离的亏欠与耻辱的补赎提升到爱国品格的高度，无疑是对浴血疆场的将士们的羞辱。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同年9月于斌主教返回南京教区履职。

　　《二》国共内战时期的于斌总主教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当年中华民国天主教会发行的《益世周刊》收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益世周刊》提到的『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于斌总主教倡议与各宗教代表共同发起成立，其性质在《益世周刊》第三十卷三期有明确记载：“为全国各宗教徒参加戡乱救国工作起见特派总干事卫立民赴各地督导。”以上教会史料证明，『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于斌总主教支持国民党内战，和督导天主教徒与各宗教徒参加内战工作而成立的机构。此外，国共内战时期于斌总主教也有4次欧美外交旅程，最后一次是1948年底，在国民党政府呈现强弩之末时，于斌总主教再应蒋介石总统及夫人的邀请，显然是国大 、亲信受命总统特使，而非国民身份，赴欧美为即将崩溃的国民党政府获得支持进行外交游说。对此中共立刻做出强烈的反应，于1949年1月宣布于斌总主教为战犯。

　　——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对共产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没有好感，有些人因为政府官员腐败及施政不当表达抗议而与共产党合作，还有些人对政府领导阶层完全不抱希望，在绝望中变成了共产党人。显然，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国民党政府自身腐败，必须通过政经改革获取人民的支持，而非共产党的问题。正如中华民国外交部叶公超次长向美调查团石博思表达的看法：如果有一个良好值得他们支持的政府，有很多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中国人可能就会离开。注：史料来源（2）

　　——于斌总主教作为中国天主教的领袖，本当以维护生命、和平与正义的宗教良知带领教会，表达人民利益与社会的期待，促成一个受人民欢迎的廉效政府，从而在根源上清除滋生共产主义的土壤，这才是天主教主教必须做的事情。然而，于斌总主教却完全不是这样。

　　——内战时期于斌总主教任国大议员被推举为国大 ，他的政治活动都有政府背景，迎合了蒋介石独裁的利益，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所以，在八年举国之力抗战胜利后，国家经济民生一片凋零百废待兴时，于斌总主教不顾民生疾苦与社会的期待，不惜违犯天主戒命，支持血腥杀戮的内战，造成数百万无辜的平民死亡和更大的民生灾难，从而加重刺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中国迅速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

　　《三》中华民国教会领袖的榜样

　　——于斌总主教是具有影响力的中华民国教会的领袖，中共宣布视于斌总主教为战犯，其目的在于通过震慑瓦解教会，并有更深层的意图。

　　——1948年至1949年期间，教宗庇护十二世命令中国所有神职必须坚守岗位。然而，在1949年4月解放军要渡江之际，于斌总主教在美国违抗教宗命令，指示秘书龚士荣神父带领部分神职搭乘货轮撤逃台湾，迫使教廷接受这些人在台湾的既成事实。而后，于斌总主教通过教廷的朋友谋求在台湾分划新的监牧区担任署理。1949年7月，于斌总主教擅离岗位逃到郭若石总主教管辖的台湾，但随后就接到教廷命令。据罗光总主教说，于斌总主教接到教廷命令他立刻离开台湾后写信告诉他，在年底结束南美之行后将返回云南或四川工作。于斌总主教面对教廷的命令先以南美之行滞缓，然后再以回到云南或四川工作婉拒教廷要他坚守南京岗位的命令。此后国军第十三兵团在1950年7月前都驻守云南，从越南、缅甸到云南的陆路空航都畅通，而于斌总主教写信说年底回到云南工作也食言了，显然是决意抗命逃离大陆。既已丧失领袖的责任与担当，再勉强他回到岗位情况更难预料。之后，教宗庇护十二世批准于斌总主教暂居美国。在美暂居10年期间中国大陆教会的情势日趋恶化，而中国教会领袖却在国外实不堪言。1959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批准于斌总主教到台湾，委以辅仁大学在台复校校长，只分管校务行政琐事，办学教研由圣言会、耶稣会负责。于斌总主教到台湾后长达10年没有归属他管辖的教区和教堂，这种形同停职的非常冷遇，反应了教廷圣座对于斌个人及主教牧职的评价。1969年4月28日，教宗保禄六世任命于斌总主教为枢机才被重新启用，接替田耕莘枢机成为台北总主教区的首牧，开始完成他生命最后9年的牧职生涯，于1978年8月16日突发心脏病在罗马去逝。

　　——同期，田耕莘枢机主教于1948年6月请病假离北平先后在上海、香港治病。1949年10月，民国政府派飞机到香港接田耕莘枢机主教去台北，他也同意去，但在启程前一晚，教廷驻香港代办葛礼耕神父来看望田耕莘枢机主教，宣布教廷禁止他去台湾，并说应待健康恢复后回到北平总主教区的岗位。方若翰神父说也有人给他送去到天津的船票。田耕莘枢机主教对回北平有深切的安全顾虑，为此致信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总理请求保全，但发信后却石沉大海。最后田耕莘枢机主教和于斌总主教一样，为了保全自己拒绝回到岗位。之后，教宗庇护十二世批准田耕莘枢机主教先后在美国和欧洲隐居。1959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批准田耕莘枢机主教到台湾，委任台北总主教区的首牧。

　　《四》中华民国天主教会出现三种选择造成分离与分裂

　　——中共宣布视于斌总主教为战犯，标志着中国教会已经进入剧烈跌宕的时期。在国民党政府即将溃败，和共产党全面夺取政权之际，中华民国教会的神职普遍陷入前途危机。因此，中华民国天主教神职出现了三种选择：

　　（1）大概1948年底，于斌总主教就有撤退南京教区年轻神父及修士的计划，但教廷驻华公使黎培理不准。为了成全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法理存在，于斌总主教不惜违抗教宗命令，于1949年4月指示部分神职撤逃台湾，在教会产生强烈负面的深远影响，无论是对教会利益的损害，还是吃里扒外的良心亏欠都实在太多了。后来撤逃的神职集体在台湾监牧区重新建构了『后中华民国天主教会』，简称『台湾教会』。

　　（2）之后于斌总主教和田耕莘枢机主教也逃离大陆拒绝回到岗位，其领袖榜样严重瓦解了留守神职的信心，致使部分神职擅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因此留守神职团体出现了政治分裂。1950年《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后，各地都成立了『革新会』既『爱国会』的前身，在逼迫下教会原则也出现妥协，导致留守神职团体进一步分裂。这部分神职在文革结束开放后，接受政府归还的教堂公开进行宗教活动，因此被称为『地上教会』。

　　（3）还有以龚品梅主教为代表的部分留守神职，持守教廷与中华民国邦交的立场，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坚持与中共政府不合作，捍卫教会原则不妥协。龚品梅主教坚持承认中华民国及政府的政治抉择一生都没有改变。后来以龚品梅主教为代表的部分神职，在文革结束开放后，因拒绝爱国会组织受到政府的压制，所以，继续秘密宗教生活而被称为『地下教会』。

　　——上述三种选择使中华民国教会分离、分裂了，就此天主教在中国形成了『台湾教会』，和大陆『地上教会』及大陆『地下教会』三足之势的雏形，彼此关系纠结微妙。但是，台湾教会为了洗脱于斌、田耕莘两位枢机主教造成中华民国教会分离、分裂的责任，因此策划了三个步骤，让中国大陆留守神职承担全部教会分裂的责任。第一步切除于斌总主教支持国民党内战的历史；掩盖于斌总主教抗命指示部分神职撤逃台湾的史实；掩饰于斌、田耕莘两位枢机主教逃离大陆的事实。第二步以1949年中共建国划界，不顾法理事实强制切割，不承认龚品梅主教在内的留守神职隶属中华民国教会。第三步在上述两步完成后，再从中共建国起始论述大陆教会分裂，从而实现了大陆留守神职承担全部教会分裂责任的目的。台湾教会策划的三个步骤，最终完全掩盖和歪曲了历史真相。

　　《五》结语

　　——于斌枢机主教、田耕莘枢机主教其领袖人格存在缺失，才使得中共的震慑达到两个预期的效果：（1）逼迫领袖逃离可以使团体失去向心的凝聚力，达到瓦解教会的目的。（2）领袖保全自己的榜样可以打开人性软弱的闸门，使突破口由上而下被打开，从而实现国家操控教会的目的。

　　——历史必须真实客观，使其成为后事者的借鉴。所以，不论牧人的职务地位有多高，有错误就要承担责任，而且职务地位越高，影响力越大，承担的错误责任就越重大。这是对错误划分责任的普遍准则。

　　——探究历史的动机在文章开始就已经说明，探究完全根据史料和事实对当代历史事件做客观、中立的评述。目的是：还原中国天主教当代历史事件的客观面貌。为重新研究和论述中国天主教当代历史。如果认为文章与事实有出入，或认为过于主观、有失中立，并且有具体意见的，我会立刻反省改正。

　　史料来源：

　　（1）《益世周刊》收藏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和发行地贵州省图书馆。

　　（2）《国民党最后的美国诤友—魏德迈将军与中美关系》魏良才.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欧美研究》第32卷第2期（民国91年6月）341-386

　　（3）《天爵尊荣，流徒半生—记田、于二枢机》作者：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陈方中教授

　　地下教会产生的历史原因及沿革

　　——台湾教会这样论述地下教会产生的原因：因部分神职背叛，于1957年7月加入成立的爱国会，从而造成教会分裂，形成地上、地下教会。这是完全不符事实的论述。

　　——1950年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就受到逼迫。在中共建国初期，中华民国留守大陆的神职先后在政治抉择，与教会原则就已经产生分裂。1957年7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北京正式成立，之后的逼迫加剧了神职的分裂，这时期到1966年共有9年，但教会团体只有一个。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在全国范围要摧毁一切宗教，破坏、关闭所有的教堂，主教、神父、修女全部被逐出教堂投亲靠友监居管制，此时天主教爱国会实际已经解散，其成员后来被政府安排到工厂单位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教难时期信仰生活被禁止，除少数人，分裂双方的神职都会秘密为渴求的教友举行圣事，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秘密的信仰生活自然而然促生了地下秘密形态的教会，同时也造就了这种形态教会的生存环境。

　　——1976年文化大革命教难结束，国家拨乱反正于1979年开始陆续归还教堂。有多少自由就享用多少自由，当年就过上第一个公开的圣诞节。之后接受爱国会的神职陆续结束秘密的状态接收政府归还的教堂，公开进行宗教活动，由此开始被称为『地上教会』。而拒绝爱国会的神职受到政府的压制继续秘密的状态，就相对被称为『地下教会』。从此大陆教会分裂的外在形态发生了改变，形成『地上教会』和『地下教会』两个团体。……。教会学者对两个团体严谨的称谓是『官方教会和非官方教会』；或者，『公开教会和不公开教会』。

标签： 中国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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