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惠州府海丰白町乡（现汕尾·海丰）人。粤系军事将领，中国军事家。光绪二十四年中秀才。光绪三十二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光绪三十四年以成绩优等毕业。宣统元年被推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著名的黄花岗起义，黄花岗之役中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未中。
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1911年11月9日广东“和平光复”后不久，任广东副都督，后为代理都督。1912年4月，任广东总绥靖经略，后任广东护军使。1913年6月继任广东都督，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讨袁。后其属下师长苏慎初炮轰都督府，自立为临时都督，陈逃往香港、新加坡。1915年12月，回到东江一带，组织民军起义，翌年在惠州附近成立广东共和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袁死，黎元洪出任总统后，陈交出兵权，被授予“定威将军”称号。后到上海，参加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11月21日朱庆澜任陈为省长亲军司令。12月2日，孙中山任陈为“援闽”粤军总司令，经10个月奋战，打败了福建督军李厚基所部，占领闽西南20多个县。这时，陈炯明除整军经武外，又致力“刷新政治”，创办《闽星半周刊》、《闽星日刊》，提倡“新文化”，以响应“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传播。 1920年8月奉孙中山之命回师广东，10月28日攻克广州。孙中山任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年4月，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这里，陈是反对非常大总统选举的。陈炯明认为：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当前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陈反对孙中山任职，不参加就职典礼。孙任非常大总统后，任陈为陆军部总长兼内务部总长，并说服陈加入国民党。
1922年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因护法运动（这里的法是孙中山1912年3月11日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而合作，又因政见分岐而决裂。陈炯明主张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仿照美国，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相仿的联邦政制，逐步走向全国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 “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主张「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以便自己夺取政权。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
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陈派及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都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4月9日，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1922年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个营的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孙中山竟然公然拒绝履行承诺、拒绝辞职下野。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之前的 “护法” 革命口号，也因此而露馅，大失民心。甚至段祺瑞都对曹汝霖说：“以前，孙文以临时约法被蹂躏为旗号，闹革命，可是，现在临时约法已经恢复，孙文却还要坚持造反，从今以后，就变成是他不对了。”陈炯明也对孙中山表示不满，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1922年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1922年6月16日凌晨，叶举开始行动。但他并不想置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孙中山离府后，粤军围攻总统府，要求守军投降不遂，而开土炮“三响吓之”。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和英、美两国外交官的报道，1922年6月17日，孙中山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的大标题，炸死无辜平民过百人。 陈炯明政治主张为“联省自治”制省宪，效美国宪法之联邦体制，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历史观点一直认为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承认北洋政府国体的统治现状，实质仍会导致变相军阀割据。亦有人认为他是中国联邦宪政的实践者。
刘凤舞历史小说《民国春秋》所描述的陈炯明残杀幼童事件，只有小说做为来源。
1920年12月15日《香港华字报》转载《上海新申报》对陈炯明的评论云：“陈氏为人刚毅果敢沉默寡言，其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章太炎誉陈“清操绝于时人，于广中弥不可得”。孙逸仙曾坦言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无论是国民党主导的国民政府，还是共产党主导的中共政权，在教科书上描述陈炯明都以“逆党”、“叛军”、“叛徒”称之。1990年代以后，部分学者开始对此进行考证，尤其是陈炯明之子陈定炎查阅了当时的大量报刊资料，方才让世人重新认识陈炯明。但陈定炎的资料中也并非全无偏颇。 潘采夫在《陈炯明：悲伤的乌托邦 》一文做了详细介绍。
全文如下：
历史学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面目出现的，作为反对孙中山的可耻下场，来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无论国民党史还是共产党史，都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他的所谓贡献，总是被一笔草草带过。
不过，折戟沉沙铁未销，时间总能磨洗出一些真相，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发现，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他的自治理想与实验，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人们才发现，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在知己相惜的情怀之下，似诉英雄心中不平事。可以看出，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鲁迅去世的时候，徐懋庸曾写过一副对联挽鲁迅，“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敌，友，知，罪，倒是陈炯明与孙中山这两位辛亥元勋一生关系的写照。
1933年9月，陈炯明去世之时，香港《工商日报》评价道：“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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