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向西南挺进，到1934年12月，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征途，红军主力直抵乌江南岸，于12月31日抵达贵州瓮安县猴场。
当天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要求下，在猴场宋家湾一名商人的宅子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周恩来主持会议，经过讨论，会议重申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决定，实现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的准备。
可以说，这次会议是“伟大转折的前夜”，为了庆祝新年，鼓舞士气，朱德总司令还当当天夜里发布命令：全军每人发元旦菜钱两角，以资慰劳。
从朱德的这条命令，可以看出，当时中央红军所处的困境，在12月初，红军渡湘江时，损失惨重，部队锐减至3万余人，此时正是中央红军最低谷的时期。
看到此情此景，在猴场会议紧张，周恩来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冷少农，这里是他的家乡，他曾是周恩来的得力干将。
为保卫中央苏区安全，冷少农在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身边潜伏，是中共中央军委派驻南京地下党军事情报工作的负责人，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他深入龙潭虎穴，获取许多机密情报。
在反“围剿”作战期间，他曾将国民党军前三次反“围剿”红军的机密情报送到中央，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堪称中共历史上最杰出的“红色特工”之一，却在1932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3岁。
周恩来在想，如果冷少农没有牺牲，还会有重要的情报传来，那么中央红军的处境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想到冷少农为中共情报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却没有等到革命胜利的一天，周恩来就十分伤感，想到这里，他派人化装后，声称是冷少农的朋友，前往地处乡间的冷少农家里，看望他的尚在世的母亲及妻儿。
当时冷少农的母亲和妻儿不但不清楚他的红色特工身份，更不知道他已经牺牲的事情，但是周恩来吩咐前去的人，不要告诉他们，因为红军很快就会撤离这里，告诉他们真相，恐怕要受到牵连。
只是赠送了十块银元以作抚恤，冷少农的老母和妻儿不知这是抚恤金，在生活困难时都花了，最后只剩下两枚银元，目前这两枚银元一枚保存在冷少农烈士故居，另一枚则有冷少农的后人捐赠给了江苏国家安全教育观。
这两枚银元看似普通，实则是冷少农烈士在隐蔽战线上不朽丰功的见证，也是无名英雄最闪耀的军功章。
冷少农，这个陌生的名字上，有着怎样的历史，能让周恩来这样惦念呢？
冷少农于1900年出生于贵州瓮安县，从小就因为父亲的过早去世变得家境贫寒。
虽然家庭条件困难，母亲却坚持供他读书，6岁送他去上私塾，辛亥革命后，各地成立新式学堂，在他14岁那年，进入瓮安县立小学读书，虽然年纪有点大了，但是他通过勤奋刻苦学习，于191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贵州法政专门学校。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在冷少农身上有着更深刻的体现，为了完成学业，家里早已支撑不起，冷少农不得不四处借贷才读第三期法律本科。
在校期间，阅读了很多忧国忧民的进步书刊，为了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他准备了一个题名为“可则录”的笔记本，把那些他认为报刊杂志上的可以的内容，摘抄下来，进行分析研究，以塑造自己的思想。
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别的同学要么回家改善下伙食，要么呆在学校看书，只有冷少农认为只有到农村去进行深入调查，才能了解到社会的顽疾所在，他在日记中曾写道：“见民间普通劳动者或受军阀蹂躏之事，即欲力求改善。”
从那时就立志以后做一个有良知的政法工作者，帮助那些饱受军阀摧残的苦难群众。
据瓮安县档案馆副馆长胡茂勋查阅相关资料后说到：冷少农在贵阳求学时，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经常摘录报刊上的重要文章及新闻以备研究。他信仰和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痛恨军阀的残暴，认为“军阀残暴必败，革命事业必成”。
1919年5月4日，由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当时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通过示威游行、罢工等多种形式对抗北洋政府，是为五四爱国运动。
由于学生们的反帝爱国示威游行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全国很快掀起抗议活动，贵阳的学生也无比愤慨，很快组织成立了包括“全国学生联合会贵州支会”、“少年贵州会”等组织。
冷少农总是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在此期间，不断加大对进步书刊的阅读，通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文章，找到了革命的真理和救国济民的道路，于是将原名“冷肇隆”改为“冷少农”，表示要摒弃个人升官发财之路，终生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奉献。
1923年，冷少农从政法专门学校毕业后，先后任职于《民意日报》和省筹饷局工作，这两份工作更加触动了冷少农的内心，在报社担任编辑期间，他看到很多不公的社会现象，在筹饷局工作期间，更是深刻体验到军阀的残暴统治给人民带来的疾苦。
他本以为自己学了政法，可以用法律来拯救劳苦大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发现，在军阀反动统治面前，谁有枪谁就是王法，谁的拳头硬，谁就说得算。
1924年，心怀救国救民思想的冷少农见不惯这些腐朽的社会现象，一怒之下辞职回乡，打算来一个眼不见心不烦。
然而事实证明，他还是年轻了，当时家乡正逢几十年一遇的大旱，老百姓本身已经苦不堪言，希望得到政府的救济，然而反动军阀政府和土豪劣绅趁机联合起来提高粮价，让老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恰好在此时，他听闻国共两党精诚合作，在广州建立根据地，正准备进行一场全国性的革命，改变这种落后的社会现象，他曾在贵州法政学校的老师何应钦也在黄埔军校担任总教官，一时风头正盛。
何应钦在贵阳期间，在五四运动中，组织了“少年贵州会”宣传民主与科学，并且支持学生爱国运动，抵制日货，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中签订的条约，冷少农对其颇有好感。
冷少农于是决定到广州投奔老师何应钦，投身革命，1925年7月，冷少农辞别老母和妻儿，自己一个人上路了，途径贵阳时，一向孝顺的冷少农想起自己的寡母，都说母在不远游，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他必须做一个不孝子。
他抽空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儿此去的目的，完全尽忠革命，为国家为人民尽应尽之能力。”
经过艰苦的行程，冷少农从广州不远千里来到广州，首先去谒见了曾经的老师何应钦，当时的何应钦虽然日理万机，但是却对这个忧国忧民的学生印象深刻。
简单聊过几句后，感觉到一丝亲切，何应钦知道他的志向，革命时期正需要冷少农这样的人才，于是派人将他带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办公室报到，搞政工工作，正好适合冷少农的专业，可以说何应钦还是很关照这个学生的。
当时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正是兼任中共中央两广区委委员长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周恩来的身边，冷少农很快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特别是从贵州出来的王若飞、周逸群、李侠公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由周恩来、周逸群作为入党介绍人，冷少农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0月，由于陈炯明背叛革命，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东征，冷少农随军出发，经过十多天的浴血奋战，获得了二次东征的胜利。
鉴于冷少农在东征中的表现，党组织调冷少农、陈赓、李侠公三人到中共两广区委会担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冷少农与周恩来建立了更亲密的工作关系。
1926年5月，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誓师北伐，冷少农、周逸群被派到北伐军总政治部参加工作随军出征，北伐军浩浩荡荡向北进发，取得了重大胜利，冷少农为革命做了大量的贡献。
正当冷少农准备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去时，蒋介石却在1927年4月12日于南京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和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在武汉效仿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那是中共党史上至为黑暗的时刻，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身处白色空度当中。
冷少农也曾害怕过，在当时他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干的事情是一种危险的事情，生命保得几时，自己都不知道，行踪自然是没有一定，生活时常动摇。”
但是冷少农却并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尽管前途黑暗，他却心中充满光芒，在中共转入地下活动期间，党中央决定派遣一些人进驻到南京从事地下活动，冷少农被任命为南京地下党军事情报工作的负责人。
当时的南京无异于龙潭虎穴，一旦真实身份暴露必将死无葬身之地，但是冷少农欣然接受任务。
1927年10月的一天中午，在南京码头，一艘客轮缓缓地在南头停靠，待客轮完全稳定之后，从客轮陆陆续续地有人走出来，一位穿着西装，文质彬彬的人走了下来，手里拿着一个皮箱，故意压低帽子遮挡自己的脸，躲避军警特务的目光，他快速地走出了码头。
冷少农来到南京后，并没有采取那种东躲西藏的地下工作方式，而是直接找到何应钦，让何应钦帮他安排一份工作。
前文已经讲过，冷少农在贵州法政学校读书时，何应钦就是他的老师，除此之外，何应钦也是贵州人，跟冷少农算是老乡。
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水涨船高，与蒋介石在日本有“同学”之谊的何应钦也深受蒋介石的信赖，而何应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够在国民政府中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则因为在东征中，蒋介石指挥部被敌人重兵包围，一时消极，这时何应钦给他打气：“既然非拼即死，那么我就去了！”
经何应钦奋勇杀敌，挽救了颓势，挨到了援军到来，蒋介石当即放话：“有我蒋介石，必有你何应钦。”
从此确立了何应钦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随着何应钦地位的抬升，也亟需拉拢一批人形成自己的团体，冷少农的出现，让何应钦十分高兴，很快将其安排到训练总监部为自己担任秘书，他绝对不会想到，冷少农当时已经中共的红色特工。
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是掌管全国军队及其所辖学校的教育，以及国民的军事教育等，相当于管理全国的军校，符合何应钦一直以来的职务。
冷少农当时在何应钦身边当秘书，那妥妥的一个肥差，因为想要在国民党系统中有发展，必须得到军校系统学习或者是进修，就像杜聿明那样的黄埔一期生，后来照样得到中央军校高级教育部深造个三五年。
这些都在何应钦的管辖范围，毕业之后分配到哪里，何应钦也有话语权，此时何应钦的秘书冷少农，也成为红人，别人见了他都要客客气气的。
冷少农在此期间，一边正常完成秘书工作，建立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网，另一边与熊冲、秦世昌等在大沙帽石将军港十号建立地下联络站，并与总指挥部参谋处中校步兵监郑坤（经冷少农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一起从事地下工作，搜集大量情报，使党的活动很快就恢复了起来，同时也很好地保存和发展了党的力量。
冷少农建立的地下联络站很快成为党在南京的地下交通站，成为当时发展中共党员的重要基地，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冷少农是情报来源的第一贡献人。
凭借机智勇敢，冷少农深受何应钦的赏识，将他当作嫡系来培养，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自己最信任的人，屡屡把重要情报传递出去。
1929年2月，因“分赃不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军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全面开战。
3月2日，蒋介石任命何应钦兼任“讨逆军总参谋长”，率兵攻打桂系，冷少农随同何应钦一块出征，当时党中央要求冷少农将重要情报务必第一时间转交给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李克农。
冷少农的情报，让党中央有更多的时间研判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发展趋势，以便做出应对，借机在工厂和学校进行广泛的动员和宣传，吸纳新的革命力量，壮大革命队伍。
蒋桂战争结束后，中央军大获全胜，1930年3月，何应钦调任军政部任部长，冷少农随同升任军政部少校秘书，继续在敌人更深处进行秘密活动。
冷少农在外工作多年，每月只是把薪水的一部分寄送回家里，当家人听说他在国民党那里当了大官，每天寄回来的还是这点钱，感觉很奇怪，家里多次来信指责他“不忠不孝，忘恩负义”，母亲以为他做了国民党的败类，成了跟以前鱼肉乡亲的官僚一样的人；妻子怀疑他在外面另娶她人，忘了家里的妻小。
实际上，冷少农除了把一部分钱寄给家里外，剩下都用来做活动的经费，自己过得节衣缩食。
然而，这些事情，他并不能言明，很快冷少农怀着痛苦给家里写了一封长达5000字的信，针对母亲的痛骂，他回道：“……我是把我的孝顺转移到大多数受苦的人民了，忠实的为他们努力……”
“我们这样的做法，自然有一般人不满意，又有些是不了解，有些是对于他们有利害关系，随时都在阻碍我们，反对我们，甚至要杀害我们……”
针对妻子的质疑，他更是直言：“我觉得我既把我的身子许给一般穷苦的群众，愿为他们实现他们的利益，解除他们的痛苦，如果在娶一个老婆，那不是更多连累……”
面对家人三番五次地催他回家，他却说这是不能确定的事情，革命迟一点成功，或者中间遭了挫折，他自己就死在外面了。
1930年，蒋介石通过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逐渐获得了国民党内的独裁统治地位，然而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在城市和农村双线发展，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蒋介石为了实现更大的野心，在当年6月实施了两项政治措施，一是全面肃清共产党，对中央苏区实行全面清剿；二是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设置总统制的约法，好实现他自己当大总统的梦。
何应钦作为他当时最信赖的人，被委任为武汉行营主人兼湘鄂赣三省剿共总指挥，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很快调兵遣将，展开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当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一次“围剿”。
何应钦被委任为湘鄂赣三省剿共总指挥，制订了“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战略方针。
蒋介石认为，先剿除红军主力，即擒贼先擒王，并且重金悬赏缉拿朱德，毛泽东，彭德怀等人。
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冷少农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想方设法在获取准确情报后，火速传递到中央苏区。
由于有了武汉行营方面的情报，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和“中间突破”的游击战术，很快让张辉瓒十八师的两个旅孤军深入，陷入包围当中，最终以优势兵力发起围攻，不但全歼来犯之敌，还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红一方面军五天内打了两个大胜仗，共歼敌1.3万余人，缴获各种兵器1.2万余建，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心情愉悦的毛泽东当即填写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围剿”》。
当时蒋介石正处于军事巅峰时期，在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中，先后击败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新军阀巨头，本以为十万大军剿灭红军还不是易如反掌之事，结果却遭遇如此大败。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很快吸取了第一次“围剿”失败的经验，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于1931年2月，任命何应钦为剿匪司令兼南昌行营主人，准备进行第二次“围剿”。
在有了充足的准备后，何应钦信心满满，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兵分四路，大举向中央苏区进攻，然而让何应钦没有想到的是，他做得如此精妙的布阵，却在还没有出兵之前，他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行动时间等重要情报，全部被冷少农传递到党中央那里。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中央特科领导干部之一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经红色特工钱壮飞破译中统的密码本，拦截了此重要情报，成功地掩护党中央及中央领导撤离，然而钱壮飞也因身份暴露，不得不迅速离开南京。
钱壮飞是冷少农军事情报的重要传递途径，很早之前冷少农就与在“正元实业社”的钱壮飞建立联系，将所获得的情报从钱壮飞那里经李克农转交到陈赓手里，再传到党中央。
如今少了钱壮飞这条线，传递情报的危险增加，但是冷少农等人，依然秘密地将大量情报传递出去。
党中央也因此对何应钦部队的动向了如指掌，毛泽东、朱德根据这些情报制定了“诱敌深入、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
5月16日，中央红军歼敌两个师，并乘胜横扫敌军七百里，歼敌3万余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毛泽东于6月1日大获全胜后，率领红军进入建宁城时，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经此两次围剿后，党中央认为蒋介石下次进攻一定会间隔很长时间，因此下达命令，让各部队进行休整。
然而蒋介石却在仅仅一个月后，于1931年6月21日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顾问到南昌自任总司令，打算亲自指挥，并且任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发誓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掉红军。
冷少农很快将这份情报传到了党中央，中央苏区刚刚下达命令让部队休整，就得知蒋介石即将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由于当时信息传递不及时，负责传递消息的通讯员不得不立即骑马去通知，得益于我军强大的组织能力，很快完成部队的集结。
1931年8月，各路国民党军队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企图把红一方面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狭小范围，进而围攻。
冷少农当即将国民党高层的作战企图传递出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8月5日晚上，出其不意地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二十公里的空隙，于6日午前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三战三捷，歼敌万余人，从而夺回了战场主动权。
然而国民党军队毕竟占据绝对优势，很快将主力调来，红一方面军再次处在被国民党军队重兵合围的境地。
根据冷少农传来的情报，毛泽东经过分析，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将一部分兵力继续向东牵开敌军，以掩护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回到兴国隐蔽，等待时机。
于是红12军佯装红军主力，大张旗鼓地向乐安方向移动，吸引敌人主力向东北方向调动，由于红军善于运动，红12军借助熟悉的地形，将国民党主力在此一带拖了半个月之久，敌军的补给和战斗力都遭受巨大的挑战，然后毛泽东、朱德再亲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两万余人，趁着夜色向敌人发起进攻，取得了老营盘、方石岭战斗的胜利。
9月15日，红军攻占会昌、寻邬等县城，使得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标志着蒋介石亲自指挥下的第三次“围剿”彻底失败。
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奉行“不抵抗政策”，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内战上，引起广大民众的愤恨，社会各界一再呼吁国民政府放弃内战，一致对外。
中共中央决定号召群众开展反帝斗争，冷少农等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围绕这一任务，开始组织社会各界进行反日救国大游行，给国民党高层施加压力，让其放弃内战。
在此期间，党组织发展了一批优秀青年学生入党，其中包括南京大学学生吴越等人，吴越于1932年担任南京市委组织部负责人。
除此之外，南京地下党决定，要尽快策动国民党军队兵变，把策动的队伍拉上天目山，建立新的根据地，当时南京军警中就有一支队伍被策动参加红军。
在冷少农策动的队伍中，国民革命军85师的影响最为轰动。
之前冷少农在训练总监部任职的时候，在南京中央军官补习班里，遇到一个叫舒葆初的学员，口音跟冷少农一样，一打听发现是贵州瓮安的老乡，冷少农在外地遇到老乡，感觉格外亲切，通过多次接触，觉得这个人还可以，就把舒葆初秘密发展为中共党员。
舒葆初在补习班学习结束后，党组织决定派他回到85师发动兵变，85师当时驻地在湖北崇阳，舒葆初在该师的职务是教导大队一中队长。
中共长江局委任舒葆初为鄂南总支部书记，负责崇阳周边几个县城的地下党组织。
舒葆初很快在军队中发展了大批共产党员，并且成立了党的支部，自己担任支部书记。
不久，党中央指示冷少农与舒葆初取得联系，准备做85师的的策反工作，85师是黔军序列，并非中央军嫡系，因此有策反空间，舒葆初多次派人到崇阳大河与红八军联系。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舒葆初决定先拿范揭成团小试牛刀，通过舒葆初的策反，除了团长范揭成逃跑外，该团300多人成功投奔红军。
不久，党组织再次派人向舒葆初传达指示，做好85师策反的准备，最好能够做到活捉师长谢彬以带动全师起义……
就在舒葆初做好一切准备的前一天，由于叛徒郭绍藩的出卖，舒葆初等党支部除了两名共产党逃脱外，剩下十余名共产党员全部被捕。
敌人经过严刑审问，依然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就舒葆初在内的所有被捕党员于农历五月三十日夜全部杀害，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崇阳惨案”。
冷少农得知舒葆初的遭遇后，十分气愤，但是他没有就此消沉，更没有被困难所吓倒，而是化悲愤为力量，继续在敌后潜伏，尽自己所能，发展党的力量。
冷少农、李耘生、宋月波等同志在敌后深入群众，发展党员近200名，建立10多个支部，积蓄了一支十分可贵的革命力量。
1932年3月，由于叛徒吴恕和路大奎的出卖，导致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敌人从叛徒口中得知，冷少农是中共中央军委派驻在南京地下党军事情报工作的负责人时，十分震惊。
中共特工竟然出于军政部，就在何应钦的眼皮子底下搞情报，难怪前三次“围剿”中，国民党军竟然败得如此惨痛，原来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红军的意料之中。
对于冷少农的罪行，何应钦十分恼怒，更没有人敢来说情，尽管地下党组织多次对冷少农的营救，却都以失败告终。
在监狱中，敌人要他写出地下党的名单，任对方如何拷打，冷少农都没有写一个名字，敌人随即又以高官厚禄引诱，只要他自首，交待出中共地下党的名单，不但保留他的原待遇，还可以升官发财，衣食无忧，但是冷少农依然不为所动。
当时与冷少农关在一起的复旦大学教授笪移今后来回忆冷少农时说：“他神情泰然自若，毫无消极悲观的情绪。”
然而负责审讯敌人早已恼羞成怒，无论软硬，冷少农通通不吃，就这样耗着。
后来敌人根据路大奎交待的名单，抓捕了李耘生、吴越等同志，敌人认为冷少农已经失去价值，决定将冷少农等人枪毙。
1932年6月9日凌晨，一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冲入监区，打开铁锁准备带走冷少农、李耘生等人时，冷少农当即领头唱起了《国际歌》，由于被关押的地下党有三百多人，大家很快一块跟着唱了起来，声音震彻监牢。
冷少农、李耘生等13名革命同志很快被押出监狱，带到南京雨花台刑场，准备实行枪决。
在刽子手即将开枪之前，冷少农与李耘生等革命同志从容镇定，举起带着手铐的双手，发出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随着敌人的枪声响起，冷少农、李耘生等13位革命者在雨花台英勇就义，李少农年仅32岁。
没有被执行枪决的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吴越后来回忆冷少农等13名同志被枪杀的当天：“全狱三百余人静默无声吃不下饭，表示哀悼。”
新中国成立不久，瓮安县也迎来了解放，然而冷少农的家人却一直不知道冷少农的消息，一直到1951年，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筹建的时候，从南京千里迢迢来瓮安两位干部，说是要搜集冷少农的遗物和有关资料，很快地方干部敲锣打鼓给他们家送“光荣之家”的牌子，他们才知道冷少农是红色特工，为了国家和人民，在雨花台牺牲接近20年来了。
冷少农的母亲含着泪说，错怪了儿子，原来他不是做高官忘了家里，是真的在做伟大的事情。
冷少农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十分伟大，作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为救国救民而奋斗。
就在2021年内5月13日，在南京理工大学，展开的专题“永不湮灭的荣光”——隐蔽战线红色特工系列寻访纪念火种之《红色特工冷少农》，面向青年学生讲述了隐蔽战线英雄冷少农烈士的革命事迹。
在活动中，主办发特意邀请到了冷少农烈士的长孙，担任南京市委组织部等单位所聘烈士亲属宣讲团成员冷启中带来《我的爷爷冷少农烈士》讲座，在讲座中跟大家分享了祖父冷少农写给母亲和儿子的信。
在冷少农牺牲的前一年，他接到了刚刚能读书写字的儿子的信，十分激动，在给儿子回信中，他写道：“希望你很好努力, 以期无负于家庭,无负于社会……我之爱你,是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位平凡而又有能力为一般劳苦民众解决不能解决之各项问题。铲除社会上一切不平等之现象。”
字里行间，透露的不止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期待，更是一名共产党人对后代的教育。
这封信一直被冷启中父子珍藏，将其视作传家之宝，传承下来，冷启中通过祖父的真实的故事，翔实的史料将冷少农“为国家为人民尽应尽之能力”的追求生活的展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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