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时，老师组织我们去看电影《知音》，要理解英雄美人，千古知音之间的情愫，那个年龄还早了点。可老师对我们说:“蔡锷将军是我们邵阳的。”因为和将军同乡，也因为邵阳自古民风尚武强悍，大多数男孩向戎马关山北的军旅生涯，蔡锷将军便成了我少年时的偶像。
年岁渐长，我听说了老人们给我讲过的许多关于松坡将军的传说。蔡锷的母亲是童养媳。有一年邵阳大旱，路上贫民倒毙者甚多。蔡锷的祖父一天外出，看到一个小女孩“自挂东南枝”，他想可能是女孩的父母都饿死了，女孩自己活不下去，便寻了短见。
这位善良的汉子将女孩抱下来，准备去安葬，突然发现女孩鼻息尚有。马上背回家抢救，用自己家仅有的一点米，煮粥将小女孩救活。小女孩和蔡家的男孩年龄差不多，再加上成了孤儿。蔡家便收留她作了自家的童养媳。
如果没有蔡家爷爷当年的善心，便没有了后来南天树义帜，为民争人格的蔡大将军。
村里老人据此说，这就是善有善报。
蔡锷生于1882年，属虎，因此起名为“艮寅”，艮代表山，便字“松坡”，这条“山中之虎”东渡日本后，才改名为“锷”，果然是宝剑锋利，斩断了帝制旧梦。将军从小聪颖过人，但家境贫困，无力供养他读书。
后来蔡氏族长说，这个伢子是我们蔡家的千里马，将来蔡家得靠他光耀门楣。遂决定用宗族祠堂的公田(旧时乡下宗族的公田，主要用于供养族中孤寡之人或培养有潜质的贫寒子弟)供蔡锷读书，后来他也是靠着宗族的“希望工程”去了长沙的时务学堂。
有关蔡锷另一则神奇传说就是他13岁便中了秀才。
他父亲当时背着他去宝庆府(邵阳旧称)赶考，考官看到一个骑在父亲脖子上的小孩和其他一些老童生一起来考试，便觉得很有意思，想“为难”一下这个“神童”，出了个上联“为何子骑父当马?”蔡锷马上对出下联:“只因父望子成龙。”考官再出一上联:“宝庆考生八十名，唯汝最小”。
蔡锷立马对上:“孔门弟子三千众，数回居先。”自比颜回的松坡真是一语成谶。
蔡锷将军的家乡今天属邵阳市郊区，民国时代为邵阳东路。邵阳当时分东西南北路，东路的交通在邵阳是最便利的，距衡阳、长沙较其他山乡更近。因此常常开邵阳风气之先。
谈蔡锷的成就，必须提到他的两位老师樊锥和梁启超。他童年的老师樊锥是湖南名士，而且思想特别开明，戊戌变法前，康梁组织“强学会”，樊锥也在邵阳组织分会，后来被守旧乡绅赶出了邵阳。
由于受樊锥变法思想的影响，中了秀才不久，蔡锷步行300公里，到长沙入“时务学堂”，成为当时梁启超门下最年少的弟子。
康梁流亡后，蔡锷不久也追随老师，去了日本，先学经济，不久他便对梁启超说，中国饱受外敌凌辱，要自强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于是投考了日本士官学校(后来老蒋也进了这所学校)。在军校时，他和蒋百里、张孝淮被誉为“士官三杰”。蔡锷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后，立即回到了中国。
在日本留学时，蔡锷就形成了“军队中立，军人不党”的理念，立志做一个杰出的职业军人。但是他的“军人不党”是指军队不为小集团使用，军人不能成军阀。在国家民族之大义面前，军人却不能置之度外。1911年年底他在云南宣布独立，脱离清廷，1915年毅然回滇反袁，正是基于这种理念。
蔡锷高于同时代其他军人，不同于袁世凯“北洋系”培养出来的各大军阀的原因应该和他的经历有关。他早年受过儒家传统的“济世救民”的教育，后又受梁启超的影响，他对宪政的理解甚至高于杨度这样的“宪政专家”。
“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蔡锷迥然不同的态度就能看出他对宪政、对军队的见解。
孙文因为宋案而发动“二次革命”时，蔡锷没有附和，并不是他首鼠两端，而是因为他认为当时袁世凯是合法的国家元首，此时反袁，就是军人干政。后来袁世凯背叛“共和”，改元称帝，成为独夫民贼，起兵反袁，是为“四万万中国人争人格”。
我在读大学时，才有机会去拜谒蔡锷将军墓。
1990年早春，我北上读书在长沙做停留时，朋友陪我来到岳麓山。岳麓山几乎成了湘人民气血性的积聚地，成了湘人的精神符号，因为黄兴、蔡锷、陈天华、刘道一等许多清季民初的三湘伟男子都长眠于此。其中黄、蔡两人的墓和庐最大。蔡锷的墓在山腰，墓前两棵老枫树，正如将军的碧血丹心。
那天有点小雨，我在目前伫立良久。麓山寺的蔡锷墓庐门悬孙中山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把蔡锷比作投笔从戎，扬大汉声威的班超和奠定西南边陲的马援，倒是很贴切。
黄兴和蔡锷两位生前志同道合，逝世后能毗邻而葬，三湘父老真能理解两位英雄。
这两位同乡、挚友、民国的英雄，竟然七天内先后病逝，黄兴42岁，蔡锷34岁，再加上两年前被暗杀时才32岁的宋教仁，还有更短命的陈天华、刘道一，缔造共和的三湘精英们大多如匆忽的彗星，划过天际，便把自己燃尽了。上天爱我三湘?竟让三湘四水生出如此多的英杰;上天恨我三湘?竟让如此多的三湘英杰短命而亡。
黄兴逝世的消息传到日本九州时，病榻上的蔡锷悲伤地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再对照克强生前赠蔡锷的对联:“寄字远从千里外; 论交深在十年前。
”可知二人的情谊。
黄、蔡身上能看出湘军将领的传统，做书生不空谈，做军人不鲁莽，文可兴邦，武可定国。陈炯明当时为黄、蔡的逝世合写了挽联:“两君子，首造共和，再造共和，遥睇周原咸释赐。一周间，先逝七日，后逝七日，九歌楚些为招魂。
”，“首造”与“再造”之功，归于一对挚友，而一对挚友，又先后而亡，难道不是上苍的有意安排么?
蔡锷逝世后，最引人注目的挽联，当属他的老师梁启超和红颜知己小凤仙献祭的。
痛失高足的梁启超这样写的:“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引出一段英雄美人传奇，为再造共和冒险帮助蔡锷的小凤仙写了两副挽联。其一是:“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其二是:“万里南天鹏翼，君正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廿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
英雄短命，知音痛失，百年后再读这些挽联，依然怅然落泪!后来蔡家将小凤仙接回邵阳老家，这位出自青楼的侠义女子，其作为蔡家人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再联想到梁红玉、柳如是等人，多少满口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其气节远不如有些烟花巷里的风尘女子。
今天再翻看当年将军的行迹，再读将军的诗文，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卫共和，争民权，提倡军人不干政，其功勋和见识远远超过了他那个时代。
像黄、蔡这样的人，为共和而生，亦为共和而死，遭天妒而短寿，虽然令人惋惜，可是他们以短寿而造伟业，史册长载;那些为自己私利而弄权的政客们，赖在高位上，即使活到100岁，当成一抔黄土后，谁愿意提起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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