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铁腕”管控佛教、道教、神祠
让佛教更产生一个“加速度”地衰落
自道光年就急剧衰落的佛教、道教、神祠等，在民国政府的严令和 “铁腕”管控下，更产生衰落的“加速度”！
一、历届民国政府严格管控佛教、道教、神祠。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将批判佛教作为反封建任务之一，但严厉管制与打击佛教等宗教，却是中华民国自1912年元月正式成立后，坚定不移贯彻的施政方针。
1.袁世凯主政将佛教和道教财产全部管控。1912年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即颁布《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将全国佛教寺产纳入社会公益事业，严格管控佛教和道教财产。“三十一条”的实施要点：以寺庙十分之七为校舍，其余作为僧道的居处；以寺庙田产等财产中十分之七供作学堂之用，其余作为僧道膳食之用；将使用庙产的总额明奏朝廷，以便表扬该僧道。1912年，“中国佛教会”、“中华佛教协会”、“佛教大同会”先后成立，组织了统一的“中国佛教总会”，要求政府保护佛教。然而，1915年，袁世凯明令取消佛教总会，总会被迫改名“佛教会”，勉强维持到1918年后，被袁世凯再次取消。
2.徐世昌管控佛教道教“萧规曹随”。袁世凯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各省军阀、地方官吏，以兴办教育慈善事业为名，将地方寺庙强行接收，对佛教界带来致命的打击。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死，揭开军阀割据时代。面对全国僧尼、寺院处于放任自流、无人保护之状态，佛教界向政府提出拟保护庙产对策十三条。1921年，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只将《管理寺庙条例（三十一条）》修改为二十四条，但只删除细节之处，重要条文仍保留如故。对袁世凯全部管控佛教和道教财产的政策，基本“萧规曹随”。
3.国民政府以反封建管制神祠、道教、佛教。1928年北伐成功后，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北洋政府”结束，国民政府登台便以“破除迷信运动”为由，于1928年10月颁布《神祠存废标准》，废除偶像崇拜和神祇信仰。同时制定《淫祠邪祀调查表》，要求各地分寺观性质填表上报，作为废除依据。全国教育大会通过没收寺产、充作教育经费、改寺院为学校的决议。
1929年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寺庙管理暂时规则》和《管理寺庙条令》21条，以行政命令严控佛教、道教。北京甚至成立了破除迷信会，诉请政府勒令所有僧尼还俗改业，“十月，北平铁山寺被电车工会工人子弟学校侵占，并捣毁佛像，驱逐僧众”。这种没收寺产、焚毁经像、庙产兴学的事件，在全国愈演愈烈。
后在佛教界多方争取下，1929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立法院第63次会议通过《监督寺庙条例》。将“管理寺庙”调整为“监督寺庙”，律令确定了寺产管理4条原则：1.各级政府对寺庙只有监督权，并不能处置寺产；2.划定寺产与私产的界限；3.确立寺产定期向政府报告的原则。4.“该官署得革除其住持之职”“逐出寺庙” 等项，则为“官权”插手“教权”留下打压后手。
特别规定了寺庙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的责任。“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还规定寺庙必须每年分两次向政府缴纳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的款项。1932年9月颁布《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规定了出资标准，后批准了中国佛教会拟具的《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
二、不惜动用军事手段直接驱逐僧尼
在革命与庙产兴学的浪潮中，甚至不惜动用军事手段，直接驱逐僧尼，火烧寺庙。
1927年，冯玉祥统治河南期间，以打倒迷信为由，将河南省数百所寺庙庙产统统充公，变成日后抗日军备一部分，30万僧尼一律驱逐，勒令还俗，强迫从军。开封相国寺为河南首刹，该寺住持叙惠法师勾结日本人，触怒冯玉祥派大批军警包围相国寺，驱逐所有僧侣，没收寺院全部财产，把相国寺改为中山市场。所有的佛像，除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被认为有美术价值予以保留外，悉数捣毁。
东传汉土第一座佛寺白马寺，提达摩面壁九年的禅宗祖庭少林寺等佛教重镇，全部改为学校、救济院、图书馆，或娱乐场所。
更为惊心动魄的是军阀混战中，少林寺主持妙兴，组织寺庙武装，被吴佩孚收编当了团长，少林寺成了吴佩孚部队司令部。结果冯玉祥手下的石友三，不仅杀了200多少林寺僧侣武装，还把少林寺付之一炬。
继河南之后，陕西、山东、河北等地，也都纷纷跟从。因此，华北佛教几乎灭绝，华北佛教的大部分财产，变成日后中国军队抗日的一项重要支持。
中华佛教总会报告：“近据各省支分部报告，如奉天、吉林……浙江等省，均纷纷攘夺庙产。假以团体名义，毁像逐僧者有之，苛派捐项者有之，勒令还俗者有之，甚至各乡董率领团勇强行威逼，稍有违抗，即行禀报该管官厅严行拘捕。”
中华民国历届政府近乎“铁腕”般管理佛教等宗教，一些公知精英组成的“国粉团”,为何闭口不谈？为何不声讨控诉？为何不要求“落实政策”？！
（文中配图忠新自拍，图一为大相国寺幸存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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