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是由革命党人组织发动，为什么却选择黎元洪当领袖？黎元洪不是立宪派，而应该视为与立宪派、前清官僚合流，对内逐步掌控湖北实权，对外跪舔袁世凯的整个湖北反动势力代表。
日武昌起义第二天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虽然尊黎元洪为都督，然而黎元洪此时只是革命党枪顶着脑袋的一个傀儡而已。然而到了1913年底黎元洪被袁世凯招入北京软禁以段祺瑞取而代之之前，黎元洪附和袁世凯反对孙、肆意镇压屠杀湖北革命党人，已经俨然是湖北的实际掌控者了。
这之后更是利用自己在民初的资源，从一个清末协统一跃为民国大总统试图与北洋的实力人物段祺瑞分庭抗礼。
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辛亥革命被反动派篡夺的一个缩影，湖北革命党在湖北的革命果实被耍弄权术的旧官僚黎元洪篡夺了。因而常有人把湖北革命党在湖北的失败，归结为当时推举领导人时任用了黎元洪。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南北战和后，双方建立了北洋主导的南北联合政府，这之后北洋逐渐专权独裁，逼迫南方二次革命，然而北洋却将其击败从而彻底建立起北洋实际统治的反动政府。湖北革命党人的情况正是这一过程中反动势力对革命派篡夺在湖北省的体现，因为涉及民初各方之关系，这里面的道道比较复杂，绝不是一个用不用黎元洪能讲明白的。
首先，武昌革命党人临时推举黎元洪是不是完全的失策？并不是的，因为第一，这时的黎元洪确实是没有实权的傀儡，李翊东等革命党人威胁黎元洪在告示上签字，不签就“开枪打死”。军政府会议时，黎元洪常常“瑟缩不语”，以黎元洪名义发布的布告不仅不是他起草，甚至连签名都直接由革命党代笔。
谁要是说这个时候的黎元洪会大肆屠杀湖北革命党，那是不现实的。黎元洪毫无疑问是被革命党拿捏在手里的傀儡，而不是什么革命党只知道造反不敢任事的原因。
第二，把黎元洪挟制为傀儡有没有好处呢？有的，出于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内部原因是武昌起义前的偶然因素导致领导人集体被清廷斩首（蒋翊武出逃、孙武炸伤、刘公藏匿汉口、刘尧澂就义），而起义的重要人物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并非文学社共进会高级领导人。
另一方面，同盟会一系宋教仁黄兴或听信错误情报，或低估武昌起义的急迫姗姗来迟，新军只好临时拥立了在湖北新军中较有威望地位仅次统制张彪的协统黎元洪。外部原因是因为起义伊始，形势极不稳定，许多士兵官员立场摇摆不定，还没确定是加入革命还是忠于清朝。
要知道占领全城的10月11日，依然有旗兵反扑攻打谘议局，黎元洪逃至蛇山的事情。这个时候选一个士兵和旧官吏都熟悉的人物，就有利于迅速稳定人心拉拢中立派。而借助黎元洪旧官僚的名声和身份以及汤化龙谘议局对各省发电报的线路，就能迅速把武昌起义的消息电告全国使各省响应武昌不至于迅速被镇压。
张謇武昌起义晚离开汉口在轮船上看到起义火光，在经过安庆安徽巡抚朱家宝处就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这无疑有利于各省迅速响应避免武昌独木难支失败。因而从内从外，推举黎元洪都有一定的道理，况且此时黎元洪确实被革命党抓在手里。
其次，既然黎元洪一开始是个傀儡，那他是怎么篡夺湖北革命果实的呢？黎元洪的掌权是在政治斗争中利用权谋逐步进行的，不是一朝一夕之果。黎元洪能翻身上位和革命党的内部分歧以及黎元洪的权谋有关，其中根本原因是革命党的内部分歧。
湖北革命党自起义前就有渊源不同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之分，由于文学社较多的四十二标调至汉阳汉口，共进会同人在武昌军政府中职位相较文学社较多，而文学社詹大悲在汉口成立军政分府分庭抗礼。共进会文学社逐渐由当初携手的战友变为争权夺利的对手，这是一对矛盾。
文学社共进会等湖北革命团体组成的湖北革命党人，虽然尊孙中山为共主，但是却并不视孙中山为令出必行的权威。因为湖北革命党的活动长江革命本身就是违背孙中山两广革命战略的产物，共进会更是孙中山第三次起义高潮失败后分立的产物，他们的经营都是自力更生，并不依赖孙中山以及海外华侨的经费。
而他们的起义也是自力更生并不是孙中山指挥的结果。故湖北革命党与同盟会革命党又有分歧。这种分歧在黄兴错认居正为湖北革命党负责人（事实上武昌起义后方才到武昌），以及黄兴指挥阳夏战争失败，并且转赴南京指导光复后彻底显现。
湖北革命党对孙黄一系的同盟会越来越不满。这是第二对矛盾。武昌起义后原定中央政府为湖北军政府，各省均派代表赴鄂。然而随着冯国璋部北洋军在阳夏战争中挫败湘鄂民军，汉阳汉口丢失，武昌朝不保夕，加之12月2日南京光复，东南半壁易帜，各方为在假设武昌丢失的情况下继续革命，遂于南京组建临时政府。而南京临时政府的人选并没有照顾到湖北革命党人，选用的几个湖北人还不是首义功勋。彻底引发了湖北革命党的不满，于是湖北军政府势力与南京临时政府势力又是一对矛盾。
这几种矛盾主导下，湖北革命党人拥立黎元洪与南京孙中山、北京袁世凯分庭抗礼，而其中共进会孙武和黎元洪代表的旧势力联手排挤文学社。
如果湖北革命党人乃至全国资产阶级革命党铁板一块，有自己的基本盘，坚实的党支部，能做到如臂使指，而不因为实力不济而要和立宪派、北洋军阀、前清势力妥协，那么黎元洪再有权谋又能奈何呢？革命党直接消灭阻碍资产阶级共和的势力，又需要纠结什么和袁世凯和谈不和谈呢？但资产阶级革命派出于内外原因，1894年以来的努力没能建立起这样的势力，导致辛亥革命时陷入妥协和谈的被动，于南北和谈后又在各省被逐渐排挤篡夺，那也就不足为怪了。
具体到湖北而言，在革命派和北洋军阀决裂发动二次革命的1913年以前，湖北作为新旧势力矛盾表现尖锐的一个表现，在1912就已经出现新旧斗争的“二次革命”了。1912年2月黄申芗领导的群英会和文学社同志等势力发动起义反对共进会孙武，黎元洪借此机会罢免孙武的军务部长之职掌握军权，并在之后以“叛乱”名义清洗文学社。7月文学社祝制六等不堪黎元洪专制镇压，发动起义，孙武明里支持，暗中却告密，导致起义失败被血洗。
而共进会中与孙武意见相左的张振武，也对黎元洪极为不满，指出“革命非数次不成”。黎元洪为除掉他骗至北京，再发电报上陈所谓张振武罪证，和袁世凯互通声气，以袁世凯之手在北京处决张振武。
1912年底，即将首义纪念日时，革命党又发动南湖马队暴动，然而黎元洪此时已经势力深厚，而革命党准备却仓促无力，被黎元洪迅速镇压格杀勿论，“死者当在千人以上”。至此，黎元洪确立其在湖北实质统治。这之后的革命党计划起义、运动，均被黎元洪以特务独裁手段镇压。1913年宋教仁被刺，袁世凯不顾国会擅自通过善后大借款。南北彻底决裂。革命党二次革命，黎元洪跪舔袁世凯屠杀党人，派军攻江西。
再到1915洪宪帝制，袁世凯授“首义元勋”孙武新朝爵禄，孙武欣然拥护，文学社胡瑛成为鼓吹洪宪帝制的筹安六君子之一，文学社领袖蒋翊武讨袁被杀害，蔡济民起义失败后出走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最后牺牲。当初掌握实权的革命党人要么变成点缀反动派势力的挂饰，要么被驱赶出湖北继续斗争从而牺牲。湖北革命的果实彻底被黎元洪篡夺。
黎元洪的权谋方面来看，革命党既然以黎元洪拉拢中立势力与旧势力，那就不可避免的使前清官僚、立宪派与黎元洪沆瀣一气。起义初他们和黎元洪秘密联络打算里应外合“反正”镇压革命，被李翊东发觉并扼杀。起义后黎元洪招贤纳士为名，在军政府中任用自己的势力与立宪派人员，虽遭革命党反对并改组，然而黎元洪挑拨离间，利用革命党人的分歧拉一派打一派，再从中代之自己的势力，逐渐从傀儡成为拥有实权。
黎元洪借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在湖北军政内部拉拢孙武反文学社，又借文学社之手驱逐孙武并清洗文学社。通过实力不足时地挑拨离间阴奉阳违左右逢源，到逐渐得势后的血腥镇压暴力专制，黎元洪利用革命党人内部不和成功取而代之，并利用湖北革命党数代牺牲的成果作为政治资源跻身近代史不可忽视的政治人物，实属湖北革命党之不争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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