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黎元洪的阴谋！
黄兴是同盟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领袖、革命实干家，在辛亥革命时期，凡属著名的革命之役，多数他都参加了，在革命党中的威望很高。
辛亥武昌起义之前，湖北革命党的领导干部曾派人到香港邀请黄兴速来武汉主持领导，发动起义。但因为黄花岗之役的失败，当时的黄兴有些灰心丧气，加之对武汉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认识不足，所以他没能应邀及时来武汉。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黄兴得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于10月24日赶到上海，28日便赶到了武昌。
此时，由于清军大举南下，汉口战事十分吃紧，大局岌岌可危。特别是前线指挥无人，前有总指挥何锡藩受伤辞职，后有总指挥张景良通敌正法，正是群龙无首时。
黄兴的到来，武汉革命军民都把他比作”天将下凡“，把收复汉口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莫不翘首以盼。
黄兴到达武昌，也给黎元洪及其同伙打了一剂强心针。黄兴南渡武昌时，黎元洪派出代表带着军乐队、仪仗队在江岸迎接，仪礼颇为隆重。
但黎元洪及其同伙在感到兴奋的同时，也有很强烈的担忧，他们担心威望卓著的黄兴，会有碍于黎元洪的都督地位。
黄兴太耿直，算不上成熟的政客，从上海赶赴武汉的途中，他曾在船上对同行者田桐等人说：”黎元洪本非革命党人，我到鄂后，必须取而代之，且称两湖大都督。“
11月2日，革命党人集议，田桐等人就提议公推黄兴为湖北湖南大都督，位在黎元洪之上。但这个提议遭到了湖北地域观念较重的首义人士刘公、孙武、吴兆麟等人的反对，这伙人主张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最后宋教仁只得表示说：”此事不过征求大家意见，我们原无成见，既有利害冲突，即作罢论可也。“
最后大家复议定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革命军及各省援救，均归其节制调遣。
黎元洪得知有人拟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后，更感到黄兴对他的地位是大威胁，他决不愿意受黄兴的节制，更不愿意让黄兴插足于湖北军政府之中。
但黄兴刚被迎来不久，又如何才能下手”驱黄“呢？
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黎元洪及其亲信孙发绪等人，便策划了一场”驱黄“的阴谋，所谓”登台拜将“就是这一阴谋的产物。
解放前出版的《新生月刊》曾详细描述了这一阴谋——
正在这种沉默的空气中，孙发绪起而言曰：”此事不难，驱黄出省可也。“
黎元洪等讶曰：”今日才迎，怎好便驱？纵驱之，其如黄不去何？“
孙发绪道：”可用阳尊阴驱之策，请都督仿汉高祖登台拜韩信的故事，于明日就都督府前坪高搭将台，预备战时总司令印信一方，令箭一枝，总司令大旗一面，届时集合全军将士，由都督亲捧印、箭、旗三物，拜受于黄为战时总司令，请其率师北伐，并于汉阳设置战时总司令部，迨登台拜礼毕，即送黄渡江就职。这样一来，黄兴即被逐出于省垣了。尔后战事若利，则黄率师北上，自然离鄂日远。战事不利，则军法所在，纵不便持法相绳，黄亦无面见江东了。“
黎元洪等人听完，大赞高明。
11曰3日，一切照谋划如期登场，黎元洪一番表演后，黄兴丝毫不察其中暗藏的阴谋，慷慨陈词，热血澎湃。
其实，当时的黄兴要是能够多用一些灵活的手段，在政治上团结一切革命党人和其他同情者，孤立和分化封建势力，有步骤地解决湖北革命的领导权，他是有可能粉碎黎元洪的阴谋，并最终取代他的。
可惜他求胜心切，太急躁，一心单纯地扑在军事行动上。结果由于敌强我弱，革命党内部团结协同作战的问题又没解决好，最终战事失利。
当黄兴在汉阳几乎要丧命的时候，黎元洪却依然稳坐武昌，笑看计成。
26日汉阳失守，黄兴以十分悲痛的心情退回武昌。27日，在武昌军事会议上，黄兴由原来的求胜心切转变为悲观失望，痛不欲生，不理智的情况下甚至提出了放弃武昌而攻取南京的错误主张。
这无疑让黎元洪又抓到了新的把柄，于是所有的矛盾全部集中到了黄兴的身上。
最终黄兴在有口难辨的窘境下，抱愤辞去了总司令一职，当晚就离开武昌去了上海。
黎元洪这只披着菩萨外衣的老狐狸，对当时的局势以及黄兴的弱点抓的可谓是十分地精准，一出”登台拜将“的阴谋大戏明明不怀善意，不深究的人却往往将之奉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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