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晋高祖石敬瑭本是后唐的河东节度使，为了能过一把开国皇帝的瘾，竟然以称儿称臣、割让幽云十六州为代价，换取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的支持，最终得以击败后唐末帝李从珂，建立起后晋帝国。正因为石敬瑭得位不正、卖国求荣，并给中原留下数百年的大隐患，所以后世对这位“儿皇帝”深恶痛绝。
然而石敬瑭虽然当上了皇帝，但位子却坐得并不舒心，对外要应付契丹主子永无止境的勒索，稍微不遂其意，便会遭到对方的苛责，简直窝囊到了极致；对内则要面对藩帅们接连不断的叛乱（后晋立国6年时间里，陆续发生藩帅张丛宾、范延光、安重荣、安从进等人发动的叛乱），整日里忙得焦头烂额，显得非常狼狈。
内忧外辱的局面让石敬瑭心力交瘁，在龙椅上勉强坐了6年时间，最终在天福七年（942年）六月忧愤而死，终年51岁。石敬瑭临终前，将幼子石重睿托孤给宰相冯道，希望后者能尽心竭力地辅佐幼主。然而石敬瑭刚死，冯道便与禁军统领景延广采取行动，以国家危难需要长君为由，擅自拥立石敬瑭的侄儿石重贵为帝，是为晋出帝。
石重贵登基后，面临的形势比叔父更加危峻，因为此时朝野内外反契丹情绪非常浓厚，要求停止向对方称臣、自主决定国家事务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若石重贵不改变叔父在位时的国策，恐将很快失去合法性。而相对于叔父，石重贵并没有足够的威望压制藩帅们，一旦举措失当，甚至还会有被取代的危险。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石重贵听从景延广的建议，决定只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后晋国策的急剧转变让耶律德光很是愤怒，为此屡次遣使来责难、威胁石重贵，希望他不要“玩火自焚”。然而考虑到强大的民意，石重贵君臣哪敢让步？非但如此，此时已执掌军政大权的景延广为了给本方壮胆，还向契丹发出赤裸裸的战争叫嚣，宣称“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 翁若要战则早来”（见《旧五代史·卷八十八》）。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双方之间除了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再没有其他的办法。于是从开运元年（944年）正月开始，契丹正式出兵南侵，两国间就此爆发大战。前两次战事，尽管后晋出现指挥无能、用人不当、号令不灵的问题，但依靠中原军民的殊死搏斗，还是成功挫败契丹大军的进犯，也使得石重贵的威望达到顶峰。
然而在取得短暂性的胜利后，石重贵不仅失去对劲敌应有的敬畏心，而且开始变得骄纵堕落，整日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不仅如此，为了筹集军费及满足享受，石重贵甚至在大蝗大旱之年，还派出恶吏分道搜刮百姓，导致民怨沸腾、天下匈匈，由此给心怀叵测的藩帅们提供了取而代之的良机。其中，篡位之心最强烈的，莫过于石重贵的姑父、天雄军节度使杜重威。
开运三年（946年）十月，石重贵任命杜重威为主帅，倾尽全国十万精锐北伐契丹。然而杜重威进入辽境后却避敌不战，在坐困中渡桥多日，并得到耶律德光允诺立其为帝的情况下，与副手李守贞一起胁迫将士们投降契丹。就这样，十万晋军没做任何抵抗，便都成了契丹的俘虏。十万晋军投降契丹的事迹，可见杜重威的自述“臣等以十万汉军降于皇帝，不免配借，臣所不甘”（见《旧五代史·卷一百九》。此处的皇帝，即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接收十万晋军后，便派降将张彦泽为前锋南下，随即又亲率大军进逼后晋的都城大梁。此时，后晋已经无兵可用，导致大梁城变成不设防的城市，所以张彦泽的军队抵达城下后，很轻易地便从封丘门斩关而入。石重贵见大势已去，便想着自焚殉国，结果被侍从劝阻。石重贵自杀不成，只能奉表向契丹求降，时在同年年尾。至此，立国仅十年的后晋灭亡。
石重贵投降后，虽然侥幸地保住性命，但却被耶律德光发配到千里之外的黄龙府，与之同行的，还包括李太后、妃嫔、皇子公主及部分内监、宫女、朝臣。石重贵一行到达黄龙府后，又经历数次迁徙，最终被指定居住在建州。由于契丹不提供食宿、资财，所以石重贵等人在此建造房屋、分田耕种，过上了农夫农妇的生活（“帝乃令一行人员于寨地内筑室分耕，给食于帝。”见《旧五代史·卷八十五》）。
石重贵在辽国生活了28年时间，期间遭遇契丹皇帝、皇族的连番洗劫，不仅宠姬赵氏、聂氏被抢走，就连公主、皇子及宫人们也被悉数霸占。此情此景，石重贵虽然悲愤不已，但也是无计可施。北宋开宝七年（974年），石重贵病死在建州，时年61岁。总结一下石重贵亡国后的遭遇，怎能用“荒诞”、“窝囊”四个字概括得清楚？
史料来源：《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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