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的宋朝名臣很多，他们后来成为新党的核心力量，加入到了围绕新法的新旧党争之中。让很多历史爱好者难以理解的是，韩绛作为保守派的大臣，居然也加入了王安石的宰相班子中，成为了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帮手。而且从历史记载来看，韩绛出任政事堂的宰相或副相贯穿了整个熙宁年间，是除了王安石以外距离宋神宗最近的人。宋神宗让王安石推行新法，却给他安排了一个保守派的大臣做副手，这是让人非常疑惑的。如此安排人事工作，岂不是让王安石的变法一开始就受到保守派的掣肘？
韩绛在宋朝的名气很大，他的出身非常显赫，其父韩亿是宋仁宗时代的参知政事。北宋北方官宦世家中有两个韩家最为著名，其一是宰相韩琦的家族相州韩氏，其二便是韩绛的家族灵寿韩氏。而且灵寿韩氏发迹比相州韩氏早得多，也显赫得多。早在宋仁宗年间，灵寿韩氏便已经成为与东莱吕氏并称的官宦世家，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广泛追捧。与韩绛相比，王安石的家族势力就薄弱很多了。他虽然也是官宦世家出身，但父亲最高也就做到尚书都官员外郎，而且大部分时间在地方为官，在朝廷中枢完全没有影响力。
从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看，他从推出新法开始便受到了反对派保守势力的政治攻讦，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他的两次罢相都与保守派的施压有极大关系，也是宋神宗向保守派妥协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灵寿韩氏作为北方官宦世家的代表之一，也是反对王安石变法最为激烈的家族。
其中韩绛的弟弟韩维先后出任御史中丞、权知开封府等官职，用尽手段阻挠新法推行，不惜被贬官外放到地方，可谓是保守派中的领袖核心。从史书的评价来看，韩绛虽然没有韩维那么激烈的反对变法，但也是站在保守派一边的。他出任参知政事进入政事堂，对推行新法很明显是没有正面作用的。
因此在阅读这段历史时，很多人对宋神宗的这个安排感到疑惑，这明显是对推新变法不利的事情。可是从韩绛在政事堂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积极的反对变法，当然也没有积极的支持变法，而是处于了非常平衡的状态。这样的态度并没有阻挠到新法的推行，似乎没起到什么掣肘的作用。从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后的政治格局变化来看，韩绛接替王安石为宰相，居然还成了新法的“传法沙门“了，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他的这种态度不但没有得到家族和反对派的激烈攻讦，反而在朝廷中留下了美名，得到的评价与王安石截然相反。
从韩绛家族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韩绛本人在王安石的宰相班子的表现，以及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的行为，可以发现韩绛在朝廷中的地位是非常模糊的。说他支持新法吧，却又没有明显的态度和功绩。说他反对新法吧，但他与王安石的关系非常好，而且不加入到反对派围攻王安石的政治斗争中。可他当了宰相后，明明有机会废除新法，却又没有什么操作，反而让吕惠卿掌握了政事堂的大权，将冯京等反对派的大臣贬谪到了地方。他的这种模糊的政治定位，和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综合史书上各方面的信息分析，宋神宗如此安排还是有深意的，这在王安石变法中便充分地体现出来。王安石变法是要得罪人的，而且得罪的是遍布朝廷的文官士大夫集团。这种情况在变法之前两人就有所预判，所以也做出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当时宋神宗没有让王安石直接拜相，而是出任参知政事，让三朝老臣曾公亮和枢密使陈升之为宰相，就是为了防止下面反对的声音太大。后来陈升之在变法过程中主动请辞，王安石才正式拜相，韩绛以参知政事的身份进入宰相班子。这个宰相班子也是熙宁变法中，坚持最久的执政团体。
从宋神宗安排宰相班子的思路来看，他虽然年轻，但做事还是比较稳重的。他在宰相班子中放入曾公亮这样的老臣，便是为了方便出现政治斗争时协调处理矛盾。从这个执政团队的政治格局看，实际上除了王安石是外来户，其他人都是朝廷中人脉广博的重臣。这些宰相们对朝廷内外非常了解，与各部门的大臣关系也很好，出现矛盾时都是比较易于调整的。王安石虽然当时进京不久，但早已名闻遐迩，只是私交方面不如其他大臣那么圆滑。从这个角度看，宋神宗把韩绛放入到宰相班子中，有一点补充王安石人脉网的意思了。
王安石个人与韩绛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他俩是同年的进士。韩绛是探花，王安石是第四名。在宋仁宗年间两人同朝为官，私人关系非常的好。虽然后来王安石因为变法建议不被朝廷采纳，借着母丧的机会离开了朝廷，但两人的联系却一直没有断过。实际上韩家和王家的几个兄弟都是非常密切的，治平四年时，时任三司使的韩绛还推荐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参加考试。由此可见，虽然重新入朝的王安石人脉网并不广大，但与韩家的关系依旧是非常密切的。因此宋神宗将韩绛放入王安石的宰相班子，是让他作为王安石和保守派之间的缓冲。
宋神宗这么考虑，是充分考虑了当时的朝廷形势，以及王安石和各大官宦家族之间的关系。王安石虽然名气很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在官场上却也是出了名的脾气臭。他性格执拗，不通人情世故，被人称为“拗相公”。很多官员崇拜王安石的才气，却也对他的臭脾气毫无办法。因此王安石为官过程中得罪了不少人，能与他和平共事的官员很少，与他走得近的官宦世家就更少了。王安石刚入京科举的时候，与灵寿韩家和东莱吕氏都走得很近，所以保持着较好的私交。尽管如此，随着新法的推行，王安石得罪的人越来越多，私交也越来越差。
如果让王安石把朝廷内网所有人都得罪光了，使政事堂中全部是支持他推行新法的变法派，这对宋朝来说其实不是好事。从政治格局来看，这就会形成政事堂的变法派，对抗朝野保守派的格局，并且逐渐形成党争的形势。实际上后来吕惠卿执掌政事堂，把韩绛的权力架空，便组成了以变法派为主题的新党政治团队，开始了新旧党争的进程。宋神宗将韩绛放到政事堂，其中最大的目的便是避免王安石一意孤行搞出党争。如果王安石有党争的意图，宋神宗可以让韩绛从中劝解和缓冲，避免新旧两党的政治斗争白热化。
从历史发展来看，宋神宗的这一安排是起到效果的。王安石执政期间，因为有着韩绛从中说和，他与保守派的斗争一直控制在新法的范围内。他虽然为了推行新法贬谪了很多官员，但并没有将变法派发展成朋党的趋势。这让新法推行的政治斗争可控，也有效避免了党争的出现。
可由于王安石的手下留情，却让保守派们肆无忌惮起来。冯京、韩维等保守派的大臣，仗着有韩绛的说情，主动将保守派搞成了旧党，拉开了党争的序幕。他们靠着这一手段逼王安石罢相，最终引入了吕惠卿这个激进的变法派。吕惠卿上台后一改王安石拒绝党争的态度，在变法派中组建新党，开始了新旧党争。
综合各方面的要素来分析，宋神宗将韩绛放到政事堂，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但他没有有效地压制冯京、韩维等保守派实力对王安石的攻讦，使其形成党争的势头，又是非常错误的。在保守派出现朋党的趋势下，让韩绛去阻止新党的出现，也是不现实的。韩绛在政事堂中，只能利用自己的私交，防范王安石动用党争的手段。一旦王安石被逼罢相，那政治斗争必然走向白热化，变法派也会突破朋党的底线，以党争的方式来应对外来的政治攻讦。所以说韩绛进入政事堂的意义在于王安石的存在，如果王安石不存在，他也就没有啥意义了。
因此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和第二次罢相后，韩绛在政事堂的地位都很尴尬。第一次罢相后，上台的吕惠卿组建新党搞党争，韩绛孤立无援。第二次罢相后，韩绛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存在的价值也已经不大了。所以最终宋神宗选择将韩绛移出政事堂，重新组建宰相班子，开始了新的改革。
总的来说韩绛作为保守派的大臣，在王安石变法中只是缓冲剂的作用，而且只针对王安石本人。他能在王安石执政时有效地控制政治斗争的规模，避免党争出现，是基于他本人和王安石的私人交情。对于政治斗争更坚决的吕惠卿等激进的变法派来说，他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韩绛的拜相和罢相就是个搭便车的，成也王安石，败也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