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代，不论是汉、唐，还是宋、明，你若问时人中国古史起源从何而起，恐怕得到的答案中十有八九都是“三皇五帝”。
诚然，将三皇五帝作为中华文明史的发端，似乎始终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华人视伏羲为人文初祖，以炎黄子孙自居，也是毋庸置疑的认知。
然而到了清朝，开始有学者对古史材料的真实性进行了质疑，他们中的代表，当推崔述。
“羲农以前，未有书契，所谓三皇十纪帝王之名号，后人何由知之。”（《补上古考信录》）
崔述认为，在伏羲、神农氏之前，祖先尚未发明文字，也没有记载文字的工具，那么三皇五帝的名号和纪年，后人又是如何知晓的呢？在此之前，崔述已经在《上古考信录》中有过对三皇名号的质疑：
“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伏羲，则谓羲农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于传，祝融乃颛顼氏臣、女娲虽见于记，而文亦不类天子，则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
崔述是乾隆时期的举人，他毕生的心血被门人汇刻成《东壁遗书》，其中以《考信录》三十二卷最令后世学者注目。
崔述的著作开了“疑古”的先河，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古史辨派”。但在封建礼教严苛的清朝，崔述的观点显然属于异端，“疑古”的风潮也不过昙花一现，再也没有翻起浪花。
崔东壁遗书（图片源自互联网）
然而到了清末民初，中国历史学界有一个流派异军突起，那便是“古史辨派”，古史辨派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为代表，以疑古辨伪为主旨，认为对于东周以前的史料“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
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疑古精神显然具有反传统的意义。
和他们的前辈崔述一样，古史辨派率先将矛头指向三皇五帝的传说。古史辨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先生，在《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中说：
“东周的初年只有禹，是从《诗经》上可以推知的；东周的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
……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于是春秋初年号为最古的禹，到这时真是近之又近了。自从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畤，祭黄帝，
……于是黄帝立在尧、舜之前了。自从许行一辈人抬出了神农，于是神农又立在黄帝之前了。自从《易·系辞》抬出了疱牺氏，于是疱牺氏又立在神农之前了。
……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
顾颉刚的弟子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中也有同样观点：
“自古没有三皇五帝，虞夏之书创世，《诗》《书》除《虞书》外，亦无及尧舜者，时人盖不知有唐虞，何论三皇五帝！“言必称尧舜”，战国诸子始有此风习耳。五帝之称，《荀子》始有，三皇之号，秦时乃见。”
在古史辨派的“疑古”浪潮之下，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三皇五帝传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甚至有学者开始质疑黄帝、尧、舜甚至是夏朝和商朝的存在。
彼时，恰逢西方列强欺凌中华，国人“失去自信力”的年代，疑古的观点往往逻辑通顺、引经据典，确实令当时的知识分子沮丧，不禁也怀疑起来——泱泱中华，真的有五千年历史么？
古史辨派扛鼎人物顾颉刚与夫人（图片源自互联网）
虽然始终有人对古史辩派有质疑，认为其对古史的真伪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但一时找不到足以反驳的证据。这就和欧陆法系的有罪推定一样，在证明古史非伪的证据出来之前，所有的古史材料都一律可以认为是后人假造的。
而转机很快就出现，逐渐推翻古史辨派观点的，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1921年是个伟大的年份，这一年，除了是中国共产党的元年，还是中国考古学的元年。在这一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挖下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第一铲”。仰韶文化的发现，揭开了我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第一页，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
而仰韶只是个开始，在其后的一百年间，一代代中国考古学人筚路蓝缕，又先后发掘了殷墟、二里头、良渚、周口店、三星堆等一大批石破天惊的重大文化遗址，彻底改变了我们以往对中华文明的固有认知，也大大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
安特生与仰韶遗址（图片源自互联网）
于是人们发现，原来古史传说中的记载并非后人杜撰，九州大地上确确实实诞生过璀璨的上古文明。
今人在博物馆中看到贾湖骨笛、二里头的绿松石龙、良渚的玉琮王等惊世骇俗的文物，都能感受到三皇五帝的时代竟如此真实而亲切，古史辨派对上古史的质疑也都随之湮灭。
当然，考古学虽然证明了中华史前文化的存在，但由于目前尚未发现比商朝的甲骨文更古老的汉字体系，所以三皇五帝究竟是谁，其时代是否真正如史籍所载，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各位看官是如何认为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