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皝在保留胡族部落作为常备骑兵的同时，将牧地、牧牛等畜牧业资源用来支持农业，长期下来畜牧业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畜牧业为骑兵提供马匹，随着畜牧业的相对萎缩，前燕的军队兵种也在悄然改变，在东北时已有一定数量的步兵充入军队。
进入环境更加宜农的中原地区后，畜牧业占比自然更小，前燕政权不得不通过向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发动战争的方式来掠夺马匹。尽管如此，骑兵规模已无法继续扩大，只能大量组建以编户为主要兵源的步兵部队，即“郡国兵”来作为补充。这种以郡县编户充兵源的步兵体制的广泛建立，客观上又回到了封裕所提出的寓兵于农、耕战一体的主张当中去了。
一、农耕化与前燕税赋
由于农耕化的持续推进，更多的人口从前燕政权手里获得土地，成为安土定居的编户齐民，使得前燕政权有了固定的税赋来源，从而大大增强了经济实力。
总的来讲，农业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税种。十六国各割据政权的税赋制度，一般沿用的还是西晋的租调制。西晋的租调制是基于占课田法确立的。占课田法是由占田制和课田制组成的。租调制分为田租和户调，在课田制的基础上规定了赋税的具体数额：“夫五十亩，收租四斛”，此为田租；“户出绢三匹，棉三斤”，此为户调。按户征收定额租税，取代了汉代的按亩产量征收的分成定率田租。
这样一来，在战乱纷扰的局势下，大大降低了收税的难度，但租调征收的多少就与政府掌握的人口多寡关系更加紧密了。占课田法和租调制在中国经济史上影响深远。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直到唐代两税法实施前的田制、税赋制度都是在西晋占课田法的框架下设计的。
关于五燕包括前燕时期农业税赋的资料不多，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相关史料中找出一些线索。慕容皝屯田，接受了记室参军封裕的建议，分成方法采取持官牛者官六民四，持私牛者与官中分的魏晋旧法。但这属于官田屯田的租税法，与一般的税赋还有区别。关于前燕税赋具体数额，史籍中没有更多的记载。
但是，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前燕的税赋很高，这是在严酷竞争环境中割据政权所表现出的掠夺性。早在慕容皝时期，平州别驾皇甫真就针对当时“内难连年，百姓劳悴”，建议“宽减岁赋，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
一是说明前燕政权至迟在慕容皝时期，已开始征岁赋和力役；二是说明前燕的税赋从早期开始就很高。“内难连年，百姓劳悴”是当时频繁战乱的情况下，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而慕容皝竟不能减免赋税，还因此免了皇甫真的官，进一步说明在当时的战乱频仍的情况下，割据政权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除了加大对百姓的掠夺和榨取，别无他法。当然，在特定情况下，前燕统治者也会宽简税赋。
如慕容皝时期，因为久旱，“丏百姓田租”。进入中原后，前燕君主，慕容皝之子慕容儁去世后，“是时兵集邺城，盗贼互起，……于是宽常赋”。这些减免税赋的措施，多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直至前燕末年，尚书左丞申绍上疏批评时政时还说：“赋法靡恒，役之非道。郡县守宰每于差调之际，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宜罢浮华非要之役，……均农商之赋”。说明终前燕一代，税赋始终是高的。
总之，农耕化的推进使得前燕政权有了固定的税赋来源，但前燕政权为适应频繁的战争环境而实行的高税赋，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原来的编户齐民不得不去荫附于王公贵族和地方豪族的门下，成为荫户以躲避国家繁重的赋役。而国家掌握的人口减少，就不得不更加加重赋役，由此就有更多的百姓依附于私家大族门下。国家为和私家争夺人口，只能进行校阅户口，清理荫户。如此便触发了私家大族，尤其是权贵的利益，百姓也不乐意，于是导致政权不稳，甚至走向崩溃。
二、农耕化与前燕进入中原后的军力变化
慕容皝共统治了50年，使前燕成为东北地区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到永和四年其子慕容儁即位时，领土范围已包括今天的河北东北部、辽宁大部、内蒙古东南部。不久，后赵君主石虎死去，政权陷于混乱，于是慕容儁乘机率二十万大军攻占后赵幽州治所蓟城，进而夺取中山。最后，在永和八年攻陷冉魏都城邺，前燕疆域从此拓展至中原一带。慕容儁将都城从龙城移至蓟城，后又迁至邺，称大燕皇帝。此时慕容儁即位还不到四年。
进入中原农耕地区后，前燕继续执行原有的农耕化政策。慕容廆和慕容皝时期发展农耕经济的政策，为原本弱小的鲜卑慕容部族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和人力资源，从而为前燕政权的建立和进入中原奠定了基础。而当前燕政权进入中原农耕地区后，从自然地理条件上来讲，农耕经济应该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不过，在相关史籍中关于慕容鲜卑部族或是前燕政权在东北地区发展农耕经济的记载有很多，但对于前燕政权进入中原后，史籍中有关农耕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记载却几乎没有，这似乎与常理不合。对此笔者以为，鲜卑慕容部在东北发展农耕经济，相对于当时北方诸多游牧民族来说是比较特殊的现象，因此受到史家的重视。而当前燕政权进入中原农耕地区后，进一步发展农耕经济却是十分正常现象。
当时，在中原地区建立国家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都从原来的游牧经济或多或少地走向了农耕化，只不过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故而史家才将前燕政权进入中原后的进一步农耕化视为必然现象，而没有过多地去着墨。
其实，从史籍中，我们仍可以找到一些材料来作为前燕进入中原以后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佐证。
另一个农耕化的史料佐证，就是前燕军队兵种的变化。这种军队兵种的变化是前燕农耕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对前燕政权的国力兴衰影响深远，这是当初慕容皝和封裕所始料未及的。
游牧民族畜牧业发达，从而拥有大量马匹，成为骑兵的标配；而农耕经济发达，挤占了畜牧业的资源，马匹减少，就只能以步卒为主了。前燕尚未进入中原时，由于农业的发展和归附流民的增加，已有大量步兵的存在了。
《晋书·石季龙载记》记载：“（冉）闵率步骑十万攻石祗于襄国，署其子太原王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以降胡一千配为麾下。光禄大夫韦謏启谏甚切，闵览之大怒，诛謏及其子孙。闵攻襄国百余日，为土山地道，筑室反耕。祗大惧，去皇帝之号，称赵王，遣使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师。会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复遣其子襄率骑三万八千至自滆头，儁遣将军悦绾率甲卒三万自龙城，”姚弋仲派出的就是“骑”，慕容儁派出的就是“甲卒”，可以说明此时，前燕军队中步兵的数量已经显著的增加了，当然也说明，慕容儁并没有派出主力，并不是真心救助石祗。
等到慕容儁进入中原时，率领的主力还是骑兵。慕容儁攻灭冉魏是前燕立足中原的关键一战。在擒杀冉魏君主冉闵的战斗中，“（冉）闵以所将多步卒，而燕皆骑兵，引兵将趣林中。”但燕军并没有上当进入树林，反而设计将魏兵引回平地。燕军“乃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铁索连其马，为方阵而前。”可见冉魏多以汉人步兵为主，而这时的前燕军队则以胡族骑兵为主，其中又以“鲜卑善射者”为精锐。因此，前燕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也可以看成是胡族骑兵对抗汉人步兵的又一次胜利。
鲜卑骑兵之所以厉害，除了善于骑射的鲜卑战士，战马是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进入中原前，前燕应该也有自己传统的牧马场。但牧场资源是有限的，早在慕容廆时期，就是因为东北牧场资源的紧张，导致慕容廆与其庶兄吐谷浑的马群在放牧时发生了争斗，最终迫使吐谷浑率部西迁。正如前面所述，为了安置流民、发展农耕经济，慕容皝将国家掌握的苑囿、牧场作为屯田地，供人耕种，所以马、牛、羊等游牧经济的产出自然就会受到影响。
在人口更为稠密，自然条件不同的中原农耕地区，可供放牧的牧场相对来说更加稀少。由于牧场面积的萎缩，骑兵的训练也成为了问题，游牧部族大都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从小与马匹生活在一起，比之中原百姓来说，更容易也更熟练的掌握马匹的操控技术，但是一方面牧场萎缩，缺乏训练场地；另一方面从小与马打交道变成了与农田为伴，骑兵队伍的素质也直线下降。
因此，当前燕政权进入中原后，农业和牧业的矛盾比以前更突出。马匹成为了稀缺资源，而马匹是游牧民族政权核心军事力量的标配，无马不成军，故而就只能靠向别的游牧民族掠夺，来保证供应。公元357年，慕容儁在准备攻打东晋黄河以南的郡县前，首先派慕容垂等北上攻打塞北的游牧民众丁零、敕勒，掠夺了大量的马匹：遣其护军慕容垂、中军慕容虔与护军平熙等率步骑八万讨丁零、敕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斩十余万级，获马十三万匹，牛羊亿余万。
为了应付频繁的战争，虽然十六国各族政权也多有掠取马匹的记载，但前燕这次掠取马匹的数量，在有明确数目的记载中是遥遥领先的。可见，在前燕进入中原地区后，进一步的农耕化，使得畜牧业逐步萎缩，马匹已成为稀缺资源。
由于前燕处于和周边政权的不断征战中，战争消耗必然导致马匹的减少，而自身的游牧经济又不足以提供足够的马匹支持，对中原农耕地区的征伐也很难通过以战养战的方式获得马匹补充，马匹只会越来越少，军力也随之持续下降。
到了前燕后期，再也没有如此大规模的掠获马匹的记载了。说明由于军力的下降，前燕已无力再向北方游牧民族发动战争，掠取大量马匹了。这样一来，就陷入了马匹不断减少、军力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
此外，当前燕进入中原农耕地区，或者说汉人聚居区后，征兵只能多为步兵。这就是第二年慕容儁在中原征兵，虽然数量巨大，却仅召步兵的原因。总之，生产方式的不同、马匹的稀缺，导致骑兵在前燕军队中的比例进一步下降，军力也随之下降。
到前燕末年，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关于前秦灭亡前燕的战争，《晋书·慕容暐载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苻坚又使王猛、杨安率众伐暐。猛攻壶关，安攻晋阳。暐使慕容评等率中外精卒四十余万距之。”再看前秦军队“猛乃遣其将郭庆率骑五千，夜从间道起火高山，烧评辎重，火见邺中。”文中慕容评等率领的是“中外精卒”，用代表步兵的“卒”，而不是以“骑”为单位，充分说明了前燕军队构成的变化。
但需要注意的是，畜牧业作为鲜卑族的传统产业虽然萎缩，但依然存在。农耕经济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畜牧业，只是萎缩了的畜牧业已支撑不了前燕政权的经济和军事需要了。前燕统治者着力发展农耕经济后，畜牧业退居次要地位，但游牧的传统并未断绝。
前秦攻灭前燕之后，曾将善于放牧的鲜卑人作为专门牧马的牧奴，亦即马牧鲜卑。因此，在慕容氏复国时就有慕容泓在关东“收诸马牧鲜卑，众至数千”。当慕容冲攻打长安对阵苻坚时，苻坚骂道：“尔辈群奴正可牧牛羊，为何送死？”慕容冲答曰：“奴则奴矣，既厌奴苦，复欲取尔见代！”
总结
随着步兵的大量增加和骑兵的相对减少，前燕的军事力量发生了由强到弱的转变，国家军事战略不得不由刚进入中原时的进攻态势逐渐转向防御。军事力量的变化，使得列强环伺下的前燕政权在中原的立国之路也变得充满坎坷和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农耕经济的深化，使得人口作为劳动力和军队士兵的来源，价值凸显。这时国家与私家对于人口的争夺就成为前燕经济中的又一个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