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红与黑两种基调来描绘晚清最显赫的红顶官商盛宣怀，红该占几分，黑又该占几分？
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黑哥愿意用五五分，一半红一半黑，一半好一半坏来描绘盛宣怀。
盛宣怀的红，在于他能在千难万险的动荡乱世，干出大事，成就大业，这是需要大智慧，更需要相当的坚韧与担当的，但在干大事的同时，盛宣怀总让人感觉他的身上覆盖着一层阴暗势利的黑暗外衣，《剑桥晚清史》曾这样评价他——盛宣怀是重官轻商的，创办工业企业是次要的，他主要关心的是在官场上飞黄腾达；当年的上海滩更是有人讥讽他，说他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以官欺商，以商养官，趋利如虎，算计如狼，害过的人远不止胡雪岩一个。
许多百年传奇人物就是这样，透过红，看到的往往是黑，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盛宣怀的这一面——
盛宣怀，1870年进入李鸿章幕府。最初，李鸿章对他并不十分器重，只让他担任了行营内文案，兼营务处会办，后来又将他调任陕甘后路粮台淮军营务处会办。
办理这些小差事，盛宣怀很快就呈现出了做大事的潜质。盛夏炎暑，他往往一日驰骋数十里，不叫苦不叫累，更难得是的，办差草拟文稿，他常常能够万言立就，而且所言十分有见地。
因为既有实干的精神，又有实干的才华，李鸿章渐渐地便对他刮目相看了。
盛宣怀对时局风向的敏感度很高，1872年，当得知李鸿章有创办北洋自己轮船局的主张后，他迅速向李鸿章递交了一份极具前瞻性的关于如何组建运营轮船局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轮船章程》。
在这份报告中，盛宣怀周密细致地拟定了六条章程，并且着重提出了“重商情”、“商本商办”的思想，在当时，李鸿章认为他的主张太激进，不符合朝廷“官本官办”的设想，因而没有采用。
然而，在官办思路的指引下，初创的轮船局仅仅只经营了几个月，便陷入了停滞的困境。
这时候，盛宣怀开始发光了，他先前的主张受到了李鸿章的重视，但他本人却没有因此成为这项事业的主导，原因很简单，此时的盛宣怀尚没有足够的实力。
轮船局改用商办的思路后，李鸿章将总办一职交给了当时上海滩的著名买办大商人唐廷枢，会办一职则交给了同样是上海滩著名买办大商人的徐润，而29岁的盛宣怀只能屈居二人之后，负责官商之间的联络、协调工作，总之，此时的盛宣怀是叫好却并不叫座。
盛宣怀虽然失落，但失落并没有影响他一如既往地进取。
1876年，盛宣怀再次为轮船局立下汗马功劳。
那时候，旗昌、太古、怡和三家洋行垄断着中国沿海和长江内河的货运业务，尤其是历史最久，实力最强的旗昌，为了打压轮船局，一度把水脚费用砍去了一半。
三年恶战下来，轮船局被压制的很惨，而旗昌也出现了严重的亏损，面对两败俱伤的困局，旗昌新上任的老板产生了将旗下轮运资产卖掉的念头。
得知这个消息，唐廷枢、徐润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费资难筹的现实却又让他们难以抉择。
然而，盛宣怀却主动迎难而上，他先是北上去找李鸿章商议，但李鸿章以当前华北赈灾是头等大事，难以筹款为由拒绝了这个蛇吞象的计划，但盛宣怀没有放弃，紧接着他又南下去找时任两件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桢。
盛宣怀以“此局关系国防大计、江海利源”的慷慨陈词最终打动了沈葆桢，沈葆桢答应从他的藩库里筹银50万两，再由他和李鸿章会同奏请朝廷，由江苏、浙江、江西和湖北各省拨款，把共计100万两的官款存入轮船局账户作为贷款。
筹得这笔关键巨款后，在盛宣怀的大力推动下，1876年12月31日至1877年1月2日，轮船招商局与旗昌轮船公司最终签订收购合同，轮船招商局以总价222万白银收购旗昌所有产业，收购合同约定，轮船招商局须在1877年3月前向旗昌支付120万两白银首付款，其余款项在随后五年分期付清。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中资企业并购外资企业的成功案例，在当时影响极大，很是扬了国人的志气。
但立下头功的盛宣怀非但没有因此在轮船局高升，相反还遭到了朝中顽固保守派的弹劾。万箭射来，虽然有唐廷枢、徐润等人站出来力挺，但因为恶言太甚，1882年，盛宣怀还是黯然离开了轮船局。
看以上的盛宣怀，他无疑是红的，令人钦佩的，但仅仅过了一年，40岁的盛宣怀即呈现出了红里透黑的另一面。
1883年，罕见的金融危机席卷上海滩，虚华的大潮退去，上海滩那一些富贵大佬露出了裸泳者的原形。
轮船局的二把手，会办徐润即是其中之一。
徐润大概可以算作中国最早的房地产大亨。二十多年前，也就是1860年那阵子，太平天国战乱为上海滩带来了大量资本雄厚的“难民”，英商宝顺洋行年轻的买办徐润，抓住乱世机遇，仅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到了1863年，他已经拥有了位于上海滩中心的“余庆里”、西门城内“九亩地”、“二摆渡”等大片房产。此时，徐润年仅26岁，比他大15岁的胡雪岩还在艰难地起步，而盛宣怀更是还没有真正出道。
携年纪轻轻即富贵在身的威势，徐润后来运用类似今日“滚动开发”的模式，先用已有的房产作抵押，从钱庄借出一笔钱搞房地产开发，然后再拿新开发的项目作抵押，继续新一轮的借贷、圈地、开发。
到1882年，44岁的徐润所掌控的房地产公司“地亩房产”，资产总市值高达350万两白银，俨然是当时上海滩的房地产巨鳄。
但随着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徐润250万两白银的巨额负债顷刻间被爆出，向他借钱的各大钱庄为了自保，纷纷上门逼债。
形势危急之下，徐润想请盛宣怀拉自己一把，然后让他没想到的是，盛宣怀想的不是帮，而是借此机会将他置于死地，逐出上海滩。
盛宣怀抓住了徐润的一个把柄，他挪用拖欠了轮船局16万两银子。见把柄被抓住，徐润请求盛宣怀给他宽限一些时间，他会拿名下的产契向亲友求抵借，一定按期如数结清。
但盛宣怀不讲一丝情义，立马将查核结果上报李鸿章，并建议朝廷以“假公营私”给予徐润革职处分，且要用他借款所抵押的股票和房产等财产赔偿。
在盛宣怀的暗算逼迫下，徐润不仅被赶出轮船局，名下多处房产更是被迫以低价抵偿给了轮船局。
徐润后来回忆说，此一事，盛宣怀步步紧逼，杀气腾腾，以泰山压卵，其居心尤不可解。
破产之后，年过半百的徐润只得离开上海滩，此后他曾多次举债，试图东山再起，结果却是屡战屡败。遭受此等漫长的磨难，徐润老母和妻子相继病故，曾经的豪门之内只留下了年仅8岁和6岁的一双儿女。
正大光明地搞垮徐润之后，盛宣怀没有停歇，紧接着，他又联合会办马建忠将唐廷枢挤走，完了，他一个翻脸，又抓住马建忠的小辫子，将对方搞垮。
经过这一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清洗，盛宣怀终于如愿以偿，彻底控制了轮船局。
有人说，大丈夫40岁时最可怕，能慷慨，能残酷，盛宣怀就是如此。
然而，1883年，猎取轮船局还不足以描述盛宣怀的阴狠残酷，猎杀胡雪岩才是他的经典之作。
这段历史写的人很多，黑哥也写过，在此就不再多谈了，只说一说那让人感到窒息的几个细节——
据说，当盛宣怀得知胡雪岩有一笔80万两银子的西征借款即将到期时，他代表李鸿章向上海道邵友濂下了一道扼喉命令，用尽一切办法，拖延此笔款项20天。
可怜那胡雪岩，这边刚吃力地将那80万两银子垫付上，掌握全国电报系统，对内情了如指掌的盛宣怀即发起了致命一击。
这致命一击，由挤兑狂潮到朝廷抄家，盛宣怀残酷的身影始终隐藏在阴谋的黑幕之中，虽然他比胡雪岩小整整20岁，但论城府，他更像老鬼。
讲到这里，若任性一点，加一些情感色彩进来，可以说，盛宣怀乃一卑鄙小人。
晚清另一大名鼎鼎的状元实业家，对盛宣怀就曾隐隐有过这样的评价。
张氏大生纱厂开机之日，张謇特意在议事厅内悬挂了四幅“厂儆图”，分别是《鹤芝变相》、《桂杏空心》、《水草藏毒》以及《幼小垂涎》。
这四幅厂儆图道尽了张謇初办实业时遭遇的小人之欺，小人之阻，小人之恶，第二幅《桂杏空心》中的那个“杏”，指的就是盛宣怀。
大生纱厂开创之初，朝廷方面的扶持，仅止于当年张之洞办厂受阻，搁置在上海外滩的一批织机，这批织机原本已经说好全数投入大生经营，哪知道盛宣怀中途作梗，硬是从时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手中索去了一半。
为此，张謇感慨，此人猎一切能猎之物。
卑鄙的是，盛宣怀为索得这批织机，曾许诺为张謇筹资二十五万两银子，而且还签了协议。然而，等到织机到手之后，盛宣怀却一再拖宕，始终不出分文，缺钱的因此陷入极端困难之中，以至于彻夜彷徨，忧心如捣。
盛宣怀字杏荪，所以说他乃空心之人，趋利无信之辈。
1911年6月，为拯救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风尘仆仆来到京城，劝说当权者。与盛宣怀谈话时，他特别提醒对方，处理铁路善后问题时，一定要有政治家的视野，不要盯着蝇头小利，更不能算计百姓，让最下层的民众因吃亏而抱怨朝廷。
不幸的是，盛宣怀格局不够，自负非常，根本听不进去，最终让铁路干线国有化成了压垮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大历史谈小立意，文末感慨一句，趋利之人，真是要命之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