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仅此一端，即可想象他是多么勤奋。
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
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
朱元璋还十分爱惜民力，提倡节俭。他即位后，在应天修建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奇巧华丽，还让人在墙上画了许多历史故事，以提醒自己。按惯例，朱元璋使用的车舆、器具等物，应该用黄金装饰，朱元璋下令全部以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他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自己应作为典范。
在朱元璋积极措施的推动下，农民生产热忱高涨。明初农业发展迅速，元末农村的残破景象得以改观。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促进明代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朱元璋的休养生息政策巩固了新王朝的统治，稳定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朱元璋认为，“安危治乱，在于能谨与否耳。”他说：“自昔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勤与逸，理乱盛衰所系也。”他还举了元世祖和元顺帝一正一反两个例子来证明：“昔元世祖东征西讨，混一华夏，是能勤于政事。至顺帝偷惰荒淫，天厌人离，遂至丧灭。”既然勤谨与否关系如此重大，所以每一位官吏都要认真思索，予以足够的重视，而万万不能大意。
他多次训诫各级官吏要兢兢业业，克勤克慎，要“居安思危，处治思乱”，切莫贪图安逸，苟且职事。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同样严格，他认为：“人君体天之德，孜孜不倦，则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则政衰教弛。”朱元璋在勤谨为政方面的确起到了表率作用。他即帝位后，总是兢兢业业，亲自临朝预政，不仅日视三朝，还“时召大臣于便殿裁决庶政”。据《天璜玉牒》载：他“四鼓而兴，未明而朝，日昃始罢。
稍间辄与诸儒讲论经史，晡时复听政，至昏乃还宫。降寒甚暑，未尝少变。体或不豫，亦强出视朝。凡有陈论者，无问卑贱皆引见。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寐，深思弭患之宜”。朱元璋自己也说：“朕自即位以来，常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畅，或度量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真是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