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
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一直沉沦于社会最底层，命运悲惨，一无所有。
从二十五岁到二十八岁，朱元璋的命运曲线出现了一波迅猛的上升：回顾朱元璋从乞丐到帝王的道路，实在是太顺利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布衣皇帝刘邦，在称帝前经过了被项羽“发配”到四川、称帝后诸将连续叛变等大起大落，没有朱元璋顺利。
从社会最底层到社会最高点，朱元璋如同一支一路上涨的绩优股，没有什么悬念。
其实，论狡猾机变，朱元璋在元末群雄中不过中等偏上水平。那些游民出身的起义领袖，哪一个不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比起首鼠两端，凶残厚黑，朱元璋并不见得胜他们多远。论起战略战术，朱元璋虽然胜人一筹，但也做不到步步高明。
朱元璋之所以在诸雄中脱颖而出，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他身上具有那些草莽群雄所没有的另一些至关重要的品质。
朱元璋帝业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他善于争取人心。
历代农民起义者虽说是历史中最先进因素的代表，但绝大部分人素质并不高。从各地义军领袖的绰号我们就能看出一二：什么“棒胡”“韩法师”“芝麻李”“金花小姐”……他们一般都出身流氓无产者，之所以成为乱世英雄，是因为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勇敢和残酷，文化素质低下、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却是他们的通病。
这些绿林英雄治下的众多好汉，起兵之初没有完整计划，起兵之后热衷于“走府过县”，烧杀抢掠。他们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劫富济贫”，一心帮助阶级兄弟。他们连阶级兄弟也抢，甚至在大户逃亡净尽的时候，他们主要要靠抢阶级兄弟们为生。
就拿郭子兴的队伍来说吧，“郭子兴的队伍原来纪律很差。刚起义时，他们占领濠州，‘哨掠四邻’，往往不分青红皂白，不仅剥夺地主富豪，也打劫一般平民的财产，有时甚至放火焚烧庐舍，弄得人家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不两月，越境犯他邑，所过亦然。’攻占和州，仍未改旧习，‘破城横暴’，随意砍杀掳掠，抢劫妇女，闹得百姓妻离子散，民心惶惶”（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
而朱元璋却从不像那些好汉那样放任自己，今日狂歌痛饮，明朝弃尸马前。他参加起义，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出于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向往。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慎重选择，他要的是安身立命，飞黄腾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那些看出五步之外棋局变化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这个后来被证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皇帝之一的人，此时对百姓摆出的却是一副和善的面孔。他深知战争中人心的向背取决于军队的纪律。他对手下大将说：“我每次听说你们攻下一城之后不乱杀人，就打心眼里高兴。林子里有老鹰，别的鸟就不来了。你军纪不好，百姓们就会逃跑。”
所以，独自带兵不久，他就开始注意军纪问题。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和州之后，手下军人照老例烧杀抢掠。朱元璋首次召集手下大小头目，郑重宣布：“城破之后兄弟们都抢了不少女人。我规定，以后只许抢没结婚的少女，那些结了婚的，一律给我放回去！”（《皇朝本纪》）
他召集全城的男人集合到州衙门前，把那些抢来的已婚妇人列队送出，让夫妻相认。全城百姓奔走相告，感激涕零，朱元璋成了和州人的大恩人，他的恩德被和州百姓久久传颂。
除了善于笼络民心，朱元璋也十分擅长收买对手的“军心”。龙凤二年，朱元璋俘虏了陈兆先军三万六千人。朱元璋很欣赏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为了征服军心，朱从俘军中挑出五百名精壮，说要安排给他们特殊任务。
这些人不知道朱给他们什么任务，惶惶不安。到了晚上，朱把自己的亲兵撤走，让这五百人做自己的侍卫。自己钻进帐篷，脱下战甲，倒头就睡。
这五百人感动不已，从此死心塌地效忠朱元璋，三万六千俘虏也由此军心安定，很快成了朱军的主力。
朱元璋成功的第二个原因，也是他与普通武夫最大的不同点，是他的知识分子政策。
草莽群雄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一方面，他们因为本身文化程度太低，在知识分子面前难以摆脱自卑感；另一方面，他们的粗豪气质又与知识分子格格不入，十分反感知识分子的酸文假醋。
所以，大部分起义军领袖对读书人没有好感，抓到之后多是一杀了之。朱元璋却不一样，也许是受父母的影响，他从小就知道敬重读书人。
通过与读书人的交往，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眼界宽，计谋多，用之则为力，驱之则为敌。而且这些人在地方上往往影响巨大，“能左右一方老百姓的态度。把他们争取过来，一方百姓也就跟着过来了”。
随着和读书人的接触多了，他也知道请读书人成本不高：只要客气点，给足他们面子，让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再给个虚职，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为你卖命。“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
因此，尝到了甜头的他一路征战过程中，遇到读书人，就尽力延揽。甚至在命令手下的将领出征之时，他也经常嘱咐他们，听说哪个地方有有名的读书人，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朱元璋这里。有时，还派专人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很到位。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便有许多人来投奔，指望依靠朱元璋，重建三纲五常的理想社会。
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千倍的回报，他们不断对朱讲解各种道理，听得朱喜不自胜。朱元璋说：“我读书，常常从中受益。……读书明理，让人在日常事务中能用道理去分判，可以叫人少犯错误。”
论者多认为，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比如方孝孺就说：元末“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识者已谓天下不足平”。
朱元璋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大局观良好，善于把握时机，有决断能力。
朱元璋一生成功，有三个大关节点：一是离开江淮，渡江攻占南京，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独立称雄的基础；二是东征西讨，次序正确地分别消灭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三是南略北伐，稳扎稳打地消灭北元。
在三个大关节点中又各具体部署了若干战役，无论是通盘计划或具体战役，谁者宜先，谁者宜后，诸者轻，谁者重，朱元璋都能精确地做出计算，做到知己知彼，用力不分，有条不紊，稳操胜券。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实际上拥有该军。那时他在淮西已经经营了两三年，小有基础。却能毅然抛弃这一切，挥兵渡江，重新开始。这一决策真是“无比正确”。
原来，斯时大元天下早已分崩。河南及淮北，全被红巾军据有，他们与北方的元军展开激战，使元军主力被堵截在中原一带，不能南下。当时江南盛产粮食，驻守的元军兵力较少，且被诸雄分割孤立，有利于各个击破。
正是这一决策，显示了朱元璋不凡的眼光，也决定了朱元璋今后的命运。
南渡后，朱元璋采取低调发展，闷声发大财的策略，趁乱发展。朱元璋夺取集庆后，恰好刘福通率领大宋农民军开始大举进行北伐，把元军打得晕头转向。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攻占了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徽州、池州、扬州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
别人都急不可待地称王，只有他谨守朱升向他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计策，力求把自己的声势降到最低，不引起元政府的注意，静悄悄扩充实力。
有了一席之地后，环顾天下，朱元璋发现自己所处位置十分取巧：他东面是张士诚部，占领着江苏大部直到沿海；西面是徐寿辉、陈友谅，占有江西安徽两湖；北面是小明王政权。
也就是说，他们恰好在北东西三面为朱元璋构成三面屏障，把元军的主力挡在外面，而唯一与元军接触的东南浙江方面，元军力量很弱，只有一些孤立、分散的据点，与元朝本部相隔绝多。
朱元璋根据这一形势，做出巩固东西两线、出击东南的战略决策。在北线，由于小明王属于他的“友军”，他只留少数兵力维持地方治安；在东线，自江阴至长兴，他派兵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以阻挡张士诚的西犯；在西线，也对徐寿辉、陈友谅采取防御态势，以守为攻；主要兵力则向东南方向出击，消灭浙东的元军。
经过两年苦战，他攻取了富庶的浙江东部，领地扩展一倍，与徐寿辉（后为陈友谅）、张士诚并肩成为江南三巨头。直到此时，元政府和群雄才对他充分重视起来，而此时他势力已成。
他高明地利用天时地利，在乱局中长袖善舞。
形势不可能永远有利于朱元璋。大宋红巾军的三路北伐取得一时胜利之后，由于志得意满，又缺乏统一指挥，很快又被元军击败。
从龙凤五年起，大宋红巾军连连失败，被追得东跑西颠。几年来，朱元璋所以能在江南地区从容发展势力，靠的是有大宋红巾军的掩护，而今，北方失去屏障，东西两面又受到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包围，三面受敌，处境困难。
特别是龙凤五年、龙凤七年，元军取得几次决定性大胜，在北方势如破竹，看起来可能马上就要南下，而朱元璋正处于元军南下的路上。
朱元璋不想承担抵挡元军的重任，他从大势判断，做出了一分抗元、九分对付其他农民军的决策，决定结好元朝，共同对付其他农民军。朱元璋两次派使臣前往汴梁，与元朝大将察罕帖木儿“通好”。
他的盘算是，如果大元命不该绝，胡运复兴，他可以倒在蒙古大汗脚下，不失富贵。（吴晗《朱元璋传》）如果大元最终不行，他此时结好，也可以避免自己直接受到攻击。
元顺帝得知消息，大为高兴，他派户部尚书张昶带着诏书，前往朱元璋处，决定授予荣禄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不料这个时候，大将察罕帖木儿在中原受到陈揉头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看来一时南下不了了。
朱元璋于是置元朝任命不理，让张昶等人在自己的境外苦苦等了一年，直到龙凤八年十二月，元将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朱元璋判定他们不会向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才决心鼎足江东，自谋发展。于是正式拒绝元朝任命，不过仍与扩廓帖木儿保持密切联系，保持骑墙态度，给自己留有余地：“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这种策略，使得朱元璋避免了受到元军的直接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