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余庆先生：北大历史系教授，主研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序言：据田余庆先生所言，严格的门阀政治仅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之前的孙吴不是，之后的南朝也不是，而至于北方，则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田先生此论意在表明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在本文，我们便按照田余庆先生所言的门阀政治的期间划分，来讨论门阀政治出现是必然性还是偶然性的产物。
一
首先我们来看，门阀政治出现的两个基本的因素和条件，一是皇权不振，二是士族专兵。一旦皇权力求振兴而士族又无力专兵之时，门阀政治就会出现转变甚至消退，例如淝水之战之后的东晋孝武帝和会稽王的所作所为与门阀政治的最终解体。把握好这两点，我们以此为依托，来分析门阀政治出现的原因，从而讨论它的必然性和特殊性。
先来看皇权不振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东晋自建国伊始，它的皇权就很微弱，其后，仅仅是延续了低落的皇权。现在我们来究其根本。既然东晋自从其建国以来其皇权便很有限，那便从它的建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身上开始寻找原因。首先来看司马睿的血统和法统问题，司马睿是琅琊武王司马伷之孙，是琅琊恭王司马觐之子，而司马伷是晋宣帝司马懿的庶子，继承司马懿的则是两嫡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故西晋世袭便由司马昭向后延续，至武帝司马炎至惠帝司马衷，这一条线便是晋的皇位法统，当八王之乱爆发后，理应为天下之主的首选为惠帝之子，次选为武帝之子，再往后便是文帝、景帝之子，至于到司马睿祖父司马伷这一系，可谓是血缘极远了，据《南齐书》所记:''北方人初呼晋家为白板天子。''因此从血统和法统上来看司马睿所具有的号召力不够，这也暗示了他之后依仗士族的无奈之举，表明了皇权不振的第一个原因。其次，我们来看司马睿在八王之乱后期的政治军事实力，按西晋咸宁建制，琅琊本为大国，但是由于八王之乱中政局变化的结果，南渡时的琅琊王，与八王之乱中的诸王相比，权轻众寡，不可同年，而司马睿得以得地位，在于受东海王司马越的派遣出驻建邺，恰两京陷落，怀愍被掳，武惠嫡属尽死于难，而司马越已死，晋室在北方无立足之地，才使偏远江东成为正朔所在之地。因此来看，司马睿的政治势力亦不足，其得地位，是际遇使然，并没有法统、实力、功劳，因此其皇权不振低落，乃是情理之中。因其皇权之不振，导致士族之膨胀甚至专兵，从而又反作用于皇权之不振，这样使得东晋皇权长期处于低落的状态。
下来再来看关于士族专兵，士族专兵是东晋特有的现象，前于此的汉、魏、西晋没有，后于此的南朝也没有。东晋的士族专兵现象，始作俑者是琅琊王敦，其后的庾氏、桓氏、谢氏都继承了这种现象，从而更加巩固了门阀的势力。而琅琊王氏的专兵，亦是从晋元帝司马睿为琅琊王时开始萌芽。在司马睿为琅琊王时，欲巩固其封地，则必须要拉拢甚至依仗当地的士族豪族，而琅琊王氏自然是当地名望之首，自曹魏王祥平复郡内安定后，琅琊王氏更成为琅琊的真正权力所有者，故司马睿要治琅琊必须与琅琊王氏合作，在此基础上司马睿便形成了以琅琊王氏为核心的势力圈，王导王敦则成为了司马睿的最大倚靠，这是一个政治的结合，所以从伊始起，王氏便取得了略次甚或平于司马氏的地位。及至南渡，王导又起了重大作用，这位日后江左政权王马共天下埋下隐患。到晋室南渡之后，北方源源不断而来的流民又不断补充着士族的武装，而不少流民帅亦归附于士族，这便为士族专兵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八王分封图
二
通过上面叙述的皇权不振和士族专兵，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出在了晋元帝司马睿身上，一方面司马睿先天条件和后天实力的不足导致南渡之后皇权的低落，同时对于士族的倚重使得士族膨胀，导致士族专兵，从而使得一种门阀政治的形成。那么进一步分析来看，我们来看看门阀政治的特殊性。
历史不容假设，但是我们在讨论其特殊性时，不妨做一些假设！首先来看，司马睿因为自身的法统、实力的不足，使得皇权不振，进而造成士族专兵，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如若东海王司马越没有去世，以司马越当时的名望及政治军事实力来看，皇权则是不会进行沉沦和低落的，士族的膨胀也不会像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士族一样的膨胀了。这点我想可以通过司马越与王衍关系与司马睿与王导关系加以论证。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司马睿这个无法统、无实力的白板天子琅琊王继承了晋祚，建立了东晋，只是司马睿个人的皇权低落导致了整个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现。这是门阀政治出现的第一点偶然性和特殊性。
下来，我们继续向前追溯，讨论其特殊性！在司马睿南渡时，北方的晋室情况相对乐观。司马越进驻了洛阳，成都王司马颖被击败，八王之乱已经基本结束，当时的司马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有功勋有实力的晋室王族，如若要司马越成了晋的天子，那么门阀政治可能便不会这样出现了。那么我们便来分析司马越的死亡原因，司马越的死亡原因最与之直接相关的便是匈奴、羯族南下，而司马越战败后病逝。如若说匈奴与羯人不曾南下，那么就不会有之后之事了。
下来，我们进一步向下推论，匈奴和羯族对司马越的反对和暴动的原因！
匈奴对司马越的反对是打着为成都王司马颖复仇的名义的，在当时，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对峙之时，二者都号召了胡人，司马越引鲜卑、乌桓为外援，而司马颖引匈奴、羯族为外援，等到司马越败死后，胡人两派混战于北方，称为五胡乱华。由此来看，司马越的死亡其实源于晋室的皇族内斗，而胡人仅仅作为一个所谓的皇族内斗的一把利器。所以可以这么说司马越的死亡实质上源自于八王之乱，如若没有八王之乱，那么便不会有胡人入侵，便不会有以后诸事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这个逻辑，八王之乱使胡人乘虚而入，且后期两司马各引为外援，从而导致五胡乱华，从而东海王败亡，从而司马睿于江左而称帝建制，最后形成了后来的门阀政治。而八王之乱，则是西晋内部皇族及外戚的争权夺利，亦是属于一特殊性之事件，如若自晋武帝，西晋一切以正常轨道发展，没有晋惠帝，没有贾后，那么还会爆发八王之乱吗？还会有之后诸事吗？
从上述的逻辑链来看，因为贾后、惠帝的特殊性导致八王之乱，又因为八王之乱诱发五胡乱华，又因五胡乱华导致东海王于北方败亡，晋室避难于江左，再从而导致白板天子建制称帝，最终皇权低落且士族专兵展开了百年之门阀政治。
如果依照这条逻辑链来说，上述各环都是一个特殊性结果，如果一环断掉，或者起始之环不存在，那么都不会形成门阀政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确乎是得到了门阀政治的形成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历史状况。
三
但是，难道门阀政治仅仅是一系列特殊性结合而成的后果吗？我们如果只着眼于一些人和一些事但是却忽略了当时的一个社会的大背景时，未免会将必然性给特殊化了。
这里便从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大背景出发，来探讨上一节中其特殊性是否为必然会发生的事件，从而探讨门阀政治的必然性。
五胡十六国
首先，我们从八王之乱导致五胡乱华说起，这里我们来进行讨论，如果没有八王之乱，难道就不会有五胡乱华了吗？其然，我们可以置身于魏晋时期的社会大背景来看。
魏晋以来，五胡内迁非常普遍，内迁的胡人与汉人杂居，甚至成为编户，需要交纳赋税，甚至要遭受比汉人更为严酷的赋税，并且汉人对待匈奴等胡人的态度是以奴隶相待，这便导致胡人对统治阶级产生更大的反对，这些早为胡人南侵埋下伏笔。并且自魏晋尤其是曹魏时期实行的世家制度，无论给汉人还是胡人都带上沉重的枷锁，尤其对游牧的胡人，世世代代为兵役的世家制度极大的限制了胡人，激起了胡人的极大不满，胡人对中原的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讲是难以避免的。例如，无论刘宣、刘渊、抑或石勒都对汉人统治下的胡人生存表示极大不满，并且侵略汉人之意已久。《文献通考》记：''惠帝失馭，寇盗蜂起，淵從祖故北部都尉劉宣等竊議曰〔七九〕：''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虚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户。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这样看来，西晋的八王之乱的确是助推了五胡乱华，但是并非是说，不发生八王之乱，五胡便停止对汉人的侵略了。从而更进一步加以判断，匈奴与羯人打着替司马颖复仇的旗号而乱中华，其本质实则为了南侵，而后鲜卑亦替司马越复仇，五胡乱华，不外乎都是早已准备南侵中原了。这样讲来我们便可以发现，五胡南侵是必然事件，也就是八王之乱和援引外胡只是助推而非主导。所以晋室南迁便非偶然特殊了。所以第一条逻辑链在大背景下便不是完全的特殊性相推了。
下来我们来看司马睿皇权不振的问题，我们放到整个魏晋时期来看，在西晋，皇权虽强于东晋，但是仍然是低落不振的。即使晋武帝司马炎所拥有的皇权依旧是低落的，司马氏起于士族，篡魏而成晋，对于士族，司马氏采取了妥协和安抚的态度，改造并继续使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在西晋对于政权有着很大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对于皇权有着限制的作用。同时，西晋的藩王政治对皇权亦有很大的限制，公元二百六十五年,司马炎取代魏帝建晋,大封同姓藩王二十七个,以郡为国，然而,藩王政治又是一种与中央集权制相对立的分权政治,这便对于西晋的皇权进行了极大的限制，这也就可以解释八王之乱爆发后，中央政府无力进行征伐的原因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西晋的皇权就已经低垂了，更何况白板天子司马睿呢。晋武帝尚且如此，东海王的权力毕竟也不会高到哪里，这样来看，司马睿与司马越皇权大小的比较在大背景的比较下价值意义便已经很小了。因此，放在大背景下来看，司马睿的特殊性导致的皇权低落可以能够被解释成必然性的。
晋元帝（276-323），明人绘
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士族专兵的这个历史现象，东晋士族专兵的直接诱因就是琅琊王氏随同南渡导致的王与马共天下局面。琅琊王氏南渡的偶然性表面上确实构成了门阀政治形成的偶然性，但是我们细细来看它的必然性。首先是士族权力的膨胀问题，在曹魏时期，的确有很多压制士族，重振皇权的行为，但是到了西晋，九品中正制的完善发展和司马氏本身的士族身份都使得士族再度膨胀，这就为东晋门阀政治做了铺垫，这就可解释司马睿在南渡前都要与琅琊王氏形成政治联盟了。关于专兵问题，士族专兵并不是东晋独有的，同样盘踞在江左的孙吴同样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孙吴存在领兵制度，而领兵制度的主体多是士族，而领兵又可世袭，这一定程度可以称作士族专兵，在这样一个士族实力不断膨胀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将士族专兵的特殊性看做此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四
前面两节对于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特殊性和必然性做了分别的阐述，在这里可以得出一定观点: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是历史发展到此时的必然性结果，而一系列的事件助推了门阀政治的早日来到。但是无论怎样说，东晋的门阀政治都是中国古代皇权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只有当尘埃落定的隋唐时代的到来，才能真正把握这一历史进程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