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战国以来的历史上，中原国家对于北方的匈奴人通常采取筑塞防御的政策以阻止他们的南下侵扰。
可是汉武帝却一反传统，组织了多次远征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世史家往往批评武帝劳民伤财，可谁又认真思考过他做出这个决定的苦衷呢？
征和四年（前89年），因贰师将军李广利败降匈奴，数万汉军将士葬身异域，孝武帝刘彻颁下了这份著名的《轮台罪己诏》：“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十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忧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自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率军收复河南地至征和三年（前90年）李广利兵败投敌，47年间西汉先后对匈奴发动了11次大规模军事进攻。战火从朝那、萧关之外一直延烧到大漠南北，而西汉也为这空前绝后的对匈战争累得精疲力竭。
在这份《轮台诏》中，孝武帝就自己从前的部分决策失误流露出悔恨之意，由此引来了后世史家对汉匈战争的更多质疑——毕竟从战国到嬴秦，中原国家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均以筑塞防御为主，从未主动发起过深入敌后的军事冒险。倘若孝武帝墨守成规，不要将无辜的中原子弟驱往北疆赴死，不要让残酷的战争虚耗国家的膏血，那么西汉王朝的盛世辉煌会不会因此延续得更长更久呢？
假如西汉不大举进击匈奴的话，坦率地说，不确定那样的愿景就一定是美好的。甚至于要延续前朝筑塞防御的办法，西汉是否具备充分的历史条件，关于这一点也还有讨论的余地。
匈奴疆域图
攻之于守，作为国家战略的两个可能选项，究竟该如何取舍，除了要考虑到中原王朝自身的国情而外，也必须把敌国即匈奴的战略态势纳入考虑的范畴。
要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秦朝及其以前的国防方略不难发现，筑塞防御并非万能的灵药，只是适应于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最佳选择而已。《史记·匈奴列传》载：“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
在司马迁的描述中，秦始皇北御匈奴，从总体上看是一个两步走的计划。秦朝刚刚消灭六国、混一中华的时候，这个新生王朝与匈奴的疆域应该是以秦昭襄王时修筑的故长城为界。具体地说，就是朝那、萧关以南才是秦朝的版图，出塞而北便进入了匈奴人的地界。这对新生的秦王朝不能不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
因为朝那、萧关距离咸阳太近，要防御风驰电掣的匈奴骑兵，秦军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为了保证首都的绝对安全，秦朝必须竭尽全力将秦、匈两国的国境线往北推移，而北移的极限就是直抵河套平原顶端的黄河北支流。这也正是秦始皇交给将军蒙恬的首要任务：统帅30万秦军主力将匈奴彻底逐出河南地，为秦帝国的腹心——关中地区建立一道厚实的北部屏障。
在这一战略目标顺利达成之后，一向好大喜功的秦始皇却罕见地压抑了自己扩张领土的野心，命令秦军就地转入防御，沿河筑垒，与匈奴划境而治。为什么秦始皇不像后来的汉武帝那样命令军队越过北河，深入敌境呢？西汉名臣主父偃在给孝武帝的上疏中分析道：“遂使蒙恬将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之不足，兵革之不备哉？其势不可也。”
秦始皇
主父偃说，秦始皇不是不想贾其余勇、追亡逐北，而是秦朝有限的补给能力拖累了军队前进的脚步，导致那些高歌奏凯的中原勇士们只能望河兴叹。站在一个财政专家的角度上，主父偃分析秦军转攻为守的原因不为无理。但理由恐怕也不专在此处。
《匈奴列传》清晰地显示，在蒙恬出征的当时，北方草原上可不只有匈奴一个游牧政权。强大的月氏和东胡钳制着匈奴人的左右两翼。
《史记·大宛列传》清楚地记载，月氏“故时强，轻匈奴”。匈奴此时的单于号为“头曼”，据林梅村《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兼论西域三十六国之形成》一文所论，乃是吐火罗文“tumane”的音译，意思是万户长。这是月氏王作为中亚草原和西域诸国的霸主封与匈奴首领的称号。而头曼单于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冒顿单于也曾被送至月氏王庭为质。这些事实都说明此时的匈奴对月氏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附关系。
至于东胡，后来冒顿单于篡位弒立，东胡王曾趁他人心未服之际对匈奴提出赤裸裸的领土要求，看来也不乏对匈奴的觊觎之心。正因为有月氏和东胡的掣肘，匈奴骑兵不敢全力南向以与秦军厮杀。在河南地败于蒙恬之后，头曼单于便迅速将他的军队撤往了北方，以图保存实力。
《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表明，彼时无论是匈奴还是秦、汉两朝的决策高层都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政治共识，那就是他们谁也无法越过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地缘分野去占领并长期统治敌邻的领土。
秦朝疆域图
这就意味着只要匈奴人南侵的意愿因为东胡和月氏的阻滞而变得不甚强烈，秦朝实在没有必要虚国远征，把将士们宝贵的生命白白浪费到锄犁无法耕种的北方大漠之上。可惜的是，这样以夷制夷的“福利”在西汉建国之初，刘姓皇帝就已经享受不到了。《史记》载：“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
秦至二世而乱。趁着中原陷入群雄混战的契机，匈奴在他们的杰出领袖冒顿单于的领导下东征西讨，先后击败了东胡、月氏等国。一个强大而统一的草原政权迅速崛起并重新侵入河南地，逼近朝那和萧关。
此时的匈奴已经解除了后顾之忧，军队规模也从战国末年的十余万骑发展到盛况空前的三十余万骑。这支重兵集团雄踞北方，并不时南下侵扰，西汉的对匈防御压力之沉重，代价之惨巨可想而知。晁错曾就此痛心疾首地上疏孝文帝说：“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削弱匈奴，缩减他们南侵的规模与频率，专守防御带来的巨大消耗将会把西汉王朝拖瘦、拖死。而要削弱匈奴，眼见东胡已破，月氏西迁，放眼天下，西汉王朝除了自己的军队又还有什么可以倚靠？
汉军不惜代价地跨出国门、深入漠北，他们所要进行的正是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不再像以往的战争那样以攻城略地为宗旨，而是要以强大的军事压力促成匈奴的分裂，毕竟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匈奴安枕于北疆，绝非西汉王朝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