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夏朝更早的王朝:考古取得重大发现,难怪尚书第一篇是《虞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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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尚书”,追述上古事迹之书,由四个篇章组成,后三篇为《夏书》、《商书》、《周书》,但第一篇却是《虞书》,讲述尧舜禹皋陶伯益后稷等人,比如《尧典》、《舜典》等。换言之,四个篇章对应的是虞夏商周,即尚书认为“虞”是与夏商周并列存在的王朝,比夏朝更早的中国第一王朝。

无独有偶,翻开先秦典籍,常常可以看到“虞夏商周”的表述,《国语》讲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吕氏春秋》记载“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商鞅曾说“周不效法商,夏不效法虞”等,都将虞朝与夏商周并列。

问题在于:史记将“夏”定为中国第一王朝,近代古史辨派直接否定虞朝,现代人大多认为虞朝是传说,那么虞朝到底存不存在?其实,随着现代考古的深入,如今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发现。

陶寺遗址:帝舜之都?

根据史书记载,舜年轻时活跃于冀州的历山、雷泽、河滨一带,帝尧将二女嫁给他时,“尧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经过考验与考察后,舜辅佐帝尧二十年,最终帝尧禅位于舜,“舜摄政八年,尧崩”。

以当时交通条件来说,舜与尧必然大致处于同一时空,两者关系极为密切,即舜族距离帝尧之都不远,否则无法这么交流。

根据考古发现,位于山西临汾襄汾县的陶寺遗址,被誉为“最早的中国”,与史书记载的尧都,时间与空间都高度相似,因此如今普遍认为陶寺遗址就是尧都。

既然如此,帝尧禅位之后,舜都也在陶寺遗址?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转述应劭的观点,认为“尧舜并都之也”!或者说,帝舜在自己地盘另建都城,距离陶寺遗址不远?

舜都何在:古今考证

舜都到底何在,不妨看看古今的考证,比如以下三点:

首先,《竹书纪年义证》:“蒲版,舜旧都,其北有长版,为邑之险要,故曰蒲版。”唐朝李泰的《括地志·蒲州·河东县》记载:“河东县南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井及二妃坛。”唐时蒲州,就在今天的山西运城永济市,两者高速相距178公里,当然陶寺遗址与舜都的具体距离或短一些或更长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括地志》中曾经提到,夏都斟鄩“在洛州巩县(如今郑州巩义市)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在此大概方位,考古果然发现二里头遗址。

其次,学者考证认为:“古冀州”大致在黄河以东、汾河以西的晋南地区,距离陶寺遗址不远。后来,可能随着先民迁徙,就将“冀州”称呼带到了河北。上图,是今天的汾河地图,陕西与山西的边界是黄河,但古代汾河有过改道。

总之,帝舜大致活跃于晋南汾河一带,与括地志中舜都永济市的区位比较一致。史书又记载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因此位于永济市的舜都,应该是尧禅位之前的舜都,之后帝舜入主陶寺遗址。

第三,在山西运城地区,商周时期分别有过两个虞国,反映出“虞”与此地的关系。纣王释放姬昌之后,姬昌回来先是解决“虞芮之争”,芮国大致位于陕西大荔,虞国位于山西运城。武王灭商后,将族亲(古公亶父第二子的后代,泰伯奔吴的主角之一)分封在虞地,建立了虞国,就在今山西南部运城夏县和平陆北一带。

除此之外,汾水以西的区域,保留了很多与帝舜有关的文化,远远超过其他区域,比如地名上有妫汭、历山等,其中妫汭沟一直有制陶制缸手工业,历山上有一座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小型遗址等。

可见,史料与考古的迹象表明,舜更应该在山西运城一带,位于陶寺遗址统治区域的一方诸侯(与帝尧或有血缘关系,属于分封的诸侯),建都于永济市一带,后来帝尧禅位帝舜,就迁都于陶寺遗址。

虞舜之朝:存在百年左右

陶寺遗址考古显示,该遗址面积280万平方米,具有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统率周围广大的区域,被誉为“最早的中国”。

其中,位于洛阳的王湾三期文化,在距今4000多年时,突然攻入位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遗址,同期毁掉石家河文化遗址20座城池,并以王湾三期文化取代石家河文化,这一现象与史书上的“禹征三苗”高度相似,因此王湾三期被认为是禹都所在。

换言之,由于大禹是帝舜臣子,因此帝舜的陶寺势力,至少延伸到了河南洛阳一带,甚至史书上也说过“尧舜征三苗”,可见陶寺遗址的势力范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除此之外,陶寺遗址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持续200余年,考证对应的是帝尧时代,中期持续长达百年,即距今4100——4000年左右,考证对应的是帝舜时代,因此帝舜建立的政治势力,大约统治了陶寺遗址百年左右。(注,尧舜或是部族、势力名称,或是延续很久的政治势力中的两个有名首领,不然帝王尧舜不可能统治那么长的时间)

由此可以判断,帝舜建立的政治势力,自身无比强大,在当时统率了很多部族,统治了庞大的区域,持续时间长达百年。因此,也就难怪先秦史书认可“虞朝”,将之与夏商周并列了。

最后,既然先秦将“虞”与夏商周并列,为何司马迁却认为“夏”是中国第一王朝?

原因在于:首先,春秋之后文献散失,有关虞代的史料大量失传,战国之后的虞朝史又被诸子加工改造,可信性大大下降,司马迁很难了解、描述虞朝;其次,先秦儒家将夏朝之前的历史,描述为禅让制,比如唐虞时的尧舜,理解为两个帝王尧舜禅让,司马迁深受儒家影响,自然就不会将之视为“王朝”。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司马迁写就千古巨著,但不代表他全是正确的,以陶寺遗址与先秦文献来看,原始王朝——“虞朝”大概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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