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自高宗建都临安后,政治是毫无起色。绍兴和议以后尤为沉闷。北宋的初期、因削弱了宰相之权而形成了中枢的无能,到了南宋,相权扩张,则又形成权奸之擅政。南宋擅权的宰相先有秦桧与韩侂胄,后有史弥远与贾似道。宋宁宗之能杀死韩侂胄,是由于史弥远之谋。韩侂胄既死,史弥远乃用事。
史弥远在宁宗朝为相十七年,宁宗驾崩后,弥远擅行废立,废太子立理宗,理宗感弥远拥立之功,遂专任弥远,弥远又继相九年。就在绍定五年(1232年),史弥远当国的时候,遣使与蒙古相约攻金,并约定成功之日,以河南之地归还宋人。
当时有人提出警告,谓应以联金攻辽的往事为鉴,可是理宗与史弥远都不理睬。绍定六年(1233年),史弥远去世,也就在这年,宋与蒙古双方出兵,夹击蔡州,经过了一番苦战,到第二年终将蔡州攻下,金哀宗自杀。
南宋君臣的自大和端平入洛的溃败
1、端平入洛的溃败
金亡之后,中国在南方则成为南宋的残局,在北方则为新兴全盛的蒙古,强弱悬殊之下,其局面之不能持久是可想而知的。宋蒙联手灭金时,对灭金后河南的归属没有明确约定。但蒙古不会拱手相让这块到嘴的肥肉,南宋则理所当然认为这是祖上的基业。
这年理宗刚开始亲政,颇想有所作为,因而屡发“中原好机会”的感叹。他打算成就一番祖先没能实现的事业,决定出师收复三京。他罢免了吴渊、吴潜兄弟,史嵩之也免职闲居;以赵葵为收复三京的主帅,赵范为两淮制置使兼沿边制置副使,节制江淮兵马,策应入洛部队。
赵葵
六月中旬,原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率先头部队出发,六月末收复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七月上旬进驻东京开封,但他一路上收复的都是空废之城。半月以后,赵葵率大军抵达东京,见全子才仍在原地按兵不动,责怪他延误战略目标,回答说是京湖制置司的粮饷尚未到齐。受史嵩之的教唆,京湖制置司在筹划粮饷上阳奉阴违,不肯及时筹运粮食,贻误了战机。
赵葵主张立即挺进洛阳,便派徐敏子为监军,率一万三千人进取洛阳,再命杨义领兵一万五千为后援,两军仅各带五天口粮。月末,留守洛阳的蒙古军有备撤退,徐敏子进入洛阳空城,蒙古军在城外设伏实行反包围。杨义所率援军在洛阳城东遭到蒙古伏兵的袭击,溃不成军,坠入洛水者不计其数,杨义仅以身免。
消息传来,洛阳城内宋军的士气更为低落。八月初,入洛宋军断食四日,被迫退兵,蒙古军纵兵尾击百余里,伤亡达十之八九,徐敏子中箭负伤,步战逃回南宋边郡光州(今河南潢川)。留驻在东京的赵葵、全子才闻讯也不增援,反向朝廷虚报战况,把败北溃散说成“歼敌精锐”,把望风披靡说成“保存实力”。大军最后也终因粮饷不继,兼之蒙古军乘机决黄河水倒灌,只得引师南撤。
端平入洛前后近两个月,以轻率出师始,以仓皇败退终。端平三年(1236年),理宗下罪己诏,承认“责治太速,知人不明”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端平入洛的直接后果有三:其一,南宋国防力量大为削弱,军民死者十余万,粮食损失百万计,器甲辎重尽弃敌境;其二,南宋从此对蒙古彻底放弃主动出击的战略,转为闭关守御的消极政策;其三,蒙古确实以此为借口,开始发动侵宋战争,宋蒙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2、端平入洛的后遗症
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窝阔台汗在西征欧洲、东征高丽的同时,派大将阿术鲁率东路军进攻两淮,二皇子阔端率西路军攻打四川,三皇子阔出率中路军南下荆襄。
阔端
先说西线战场。阔端攻陷沔州(今陕西勉县),次年九月,攻破宋军蜀口防线,深入川北,一月之间,利州、成都和潼川三路五十四州相继陷落,四川遭受蒙古军的第一次洗劫。
再说中线战场。阔出从河南南侵,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驻守唐州(今河南唐河),闻风弃城而逃,枣阳、光化和德安等湖北郡县也先后失陷。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坐镇襄阳,朝夕酣饮作乐,边防废弛,驻襄南北军势同水火,北军最后焚城降蒙。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军也突破京湖防线,攻克襄阳,湖北九郡相继陷落,蒙古军直逼江陵(治今湖北沙市),饮马长江。
孟珙奉命驰援,下令封锁江面,采用疑兵之计,列炬照江达数十里,让军队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他趁机焚毁了蒙军打造的渡江战船,这才迫使敌军撤退,确保了长江防线的安全。
江陵保卫战以后,理宗将京湖战场的防务交给了孟珙。他也不负所望,不但收复了襄阳等失地,还多次派兵主动深入河南作战,给蒙古军造成严重的威胁。他是淳祐六年(1246年)去世的,在其镇守荆襄期间,蒙古军始终不敢轻易南牧。
最后来看东线战场。蒙古军队也向两淮州郡发起过猛烈的攻势,前锋甚至打到过真州(今江苏仪征)。但这里是长江门户、江南屏障,宋军防御力量较强,蒙古军没占到多大的便宜。
杜杲
端平三年(1236年),杜杲知安丰军(治今安徽寿县),浚深城濠,构筑外城,为抵御蒙古军进犯预作准备。次年冬,蒙古军围城三月,架火炮焚楼橹,宋军随毁随补。蒙古军命敢死队戴金属面具,着牛皮盔甲仰攻攀城,杜杲命善射之士以小箭专射其目,使其无法得逞。安丰守军与增援部队内外夹击,大败敌军,蒙古军在安丰城下损兵折将达一万七千余人。
嘉熙二年(1238年),杜杲因功升为淮西安抚使兼知庐州(今安徽合肥),蒙古骑兵来攻,堆垒起高于城楼的土坝,日夜炮攻不停。杜杲在城中再建一座土城,以防不测,指挥军民以火攻与炮石袭击蒙古军,焚毁其炮座,趁其势竭,乘胜出击,追杀数十里,毙敌二万六千余名。安丰军之战与庐州之战,是宋蒙战争前期少有的胜仗,也开创了城市保卫战的成功先例。
大体说来,从端平入洛宋蒙进入战争状态以来,一方面,蒙古专力西征,战略进攻重点不在南宋;另一方面,南宋在川蜀、荆襄战场初战失利后就加强了这些地区的防务,因而直到蒙哥汗在位前期,宋蒙战争还只是小打小闹,真正残酷悲壮的战役还在后头。
端平更化
理宗一朝四十年,分作两个段落;前九年为史弥远当政时代,史弥远死后为理宗亲政时代,理宗亲政之初,已二十九岁,正当英年,虚怀求治。用郑清之为相,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史弥远死前将最受信任的郑清之升为右相兼枢密使,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与陈贵谊为参知政事,安排好后事才撒手死去。理宗将明年改为端平元年(1234年),沉默了十年,他终于熬出了头,开始亲政。
旧史家将其端平亲政后的一些改革称为“端平更化”,近来有学者认为理宗的这种改革一直持续到淳祐年间,严格说来应称“端平淳祐更化”。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毕竟端平年间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多,改革力度也较大,这里姑且沿用旧称,但所说内容间或也延伸到淳祐之政。更化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罢黜史党。史弥远一命呜呼,他那些遍布朝廷的心腹党羽也失去了靠山。理宗惟恐引起政治地震,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则决不宽贷。还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流放千夫所指的“三凶”: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袁韶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赵善湘以史弥远的亲家而擢任制帅,也都遭到台谏的论劾而相继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爪牙不胜枚举。
其二,慎择宰相。理宗纠正了宁宗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谨慎简选宰相,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他是理宗的老师,又参与拥立,因而也深受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时,其相位并不因史弥远推荐而有所动摇。郑清之不像史弥远那样专断,史称他“不好立异”,在配合更化上君臣倒也投契。端平三年(1236年),理宗因用兵失利下罪己诏,他也罢去相位,但理宗对他仍眷顾不衰。史称郑清之“端平初相,声誉翕然”,对当时召用正人,出力尤多。
淳祐十一年(1251年),郑清之去世,由谢方叔与吴潜并相,吴潜也称“贤相”,但在位仅一年;谢方叔直到宝祐三年(1255年)才罢相,这时,理宗之政已由更化图治的前期转入嗜欲怠政的后期。综观理宗端平、嘉熙、淳祐之际的宰执,除郑清之与史嵩之的评价,尚有争议,其他宰相与执政,大都一时之选,较孚人望。
其三,亲擢台谏。史弥远专政,台谏成为权相的鹰犬,理宗都看在眼里。史弥远一死,他就宣布“收倒持旁落之权,聿更大化,择特立独行之上,亲擢紧官”,把擢任台谏权攥在手中。这一时期,他任命台谏四十余人,知名的有洪咨夔、李宗勉、李韶、谢方叔、江万里、程元凤、李昴英等,大多立朝正直,议论恺切,使端平更化中的台谏风采成为南宋晚期最后一抹余晖。
赵昀
其四,澄清吏治。光、宁以后,吏治大坏,及至理宗亲政,更是贪浊成风,贿赂公行。宋理宗亲自撰制《审刑铭》、《训廉铭》等,把道德宣传与法律约束结合起来,规定官员犯赃与谋杀、故杀、放火列为同罪,贪赃移作他用者籍没其家,推行吏部考功条法,惩办了一批赃吏。
端平更化是韩侂胄以后南宋后期黑暗政治中唯一的短暂亮色,对革除史弥远专政时的弊政,对稳定理宗亲政后的政局与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但对端平更化不宜估价过高,更不像当时人所鼓吹的是什么“小元祐”。南宋王朝病入膏肓,已不是那些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所能奏效的。端平入洛只落得仓皇北顾。清除史弥远余党也畏首畏尾。
在用人方面,当时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是端平君子无益于国人,乃是朝廷任用不笃,未能使君子展尽所长。”更化唯一成功的大概要数尊宠理学,理宗的庙号也因此而名至实归。
理宗的声色犬马和朝政荒废
理宗继位以后,先朝宰相谢深甫的孙女谢道清与贾涉的女儿都入选后宫。谢道清端重有福而容貌平常,贾氏则姿色殊绝。
贾氏
理宗有意立贾氏为皇后,但宁宗杨皇后却主张立谢氏,理宗只得遵命,委屈贾氏做了贵妃,但对她专宠有加。贾贵妃的异母弟贾似道也因裙带关系而一路青云,在淳祐七年(1247年)贾贵妃薨逝时,做上了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二十几岁就成了制帅。贾贵妃薨逝,理宗不可一日无美色,阎贵妃又以姿色得宠。
此时理宗已步入晚年,更化的力度从端平递减到淳祐,已成强弩之末,而嗜欲好色的劲儿却明显看涨。他开始动用国库为爱妃建造功德寺,居然超过自家祖宗的功德寺规模,比灵隐寺还要富丽堂皇,时人叫它“赛灵隐寺”。
淳祐末年,后宫有夫人名号者多达一千人,理宗对她们赏赐无度,完全忘却了不久前颁布的节用诏令。他的兴趣还广泛到深宫之外的烟花歌女,宝祐元年(1253年)正月,把临安城内色艺绝伦的官妓唐安安召人深宫共度元宵,赏赐十分丰厚,捧红了这个角儿。起居郎牟子才上书说:“坏了陛下三十年的自修之操”,理宗让人传言给他不要扩散,生怕狎妓坏了自个儿形象。
理宗后期,厌倦朝政,追逐声色,先是听任丁大全与董宋臣乱政,后来又把朝政交给贾似道。他完全没有了端平更化时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每日沉湎在诗酒之中,同时开始追求奢侈豪华,在临安大兴土木,造佛寺道观祈祝长寿,建楼榭亭阁专供游幸。
阎贵妃恃宠干政,与她在内廷相互奥援的有宦官董宋臣。董宋臣是理宗贴身内侍,以逢迎讨好而深得理宗的赏识与信任。人们把宋理宗、阎贵妃与董宋臣同唐明皇、杨贵妃与高力士相提并论。理宗还自我宽慰道:“朕虽不德,未如明皇之甚。”董宋臣得宠后,就揽权纳贿,无恶不作,人们称他“董阎罗”。史书描写其专横气焰道:“庙堂不敢言,台谏长其恶,或饵其利,或畏其威,一时声焰,真足动摇山岳,回天而驻日”。
董宋臣
董宋臣用事内廷,在外朝与他表里为奸浊乱朝政的则是丁大全。丁大全长得“蓝色鬼貌”,他给儿子聘妇,见其长得标致,就夺媳为妻,这样一个为人不齿的家伙,却因攀附迎合阎贵妃与董宋臣而得到理宗的青睐。宝祐三年(1255年),他任右司谏,一无谏劾,被人称为一条不叫的狗。
董槐为相,自以为是人主亲自拔擢,只要利国安民,就敢说敢为,招致了这批佞幸的忌恨。次年,丁大全升为侍御史,他进一步意望执政,派门客去与董槐套近乎,遭到严辞拒绝,就耿耿于怀图谋报复。董槐将这事报告理宗,以为丁大全奸佞不可用,理宗反认为董槐多疑。董槐以为忠奸不能并事人主,称病辞职。
这时,丁大全居然私用御史台牒,夜半调兵百余名,手执利刃,包围董槐府第,裹胁他出临安城,弃置呼啸而散去。董槐入城才收到罢相诏旨。丁大全率兵迫逐宰相,在两宋历史上绝无仅有,朝野震惊,他却志满意得,不可一世。
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黻和陈宗伏阙上书论丁大全专擅,他指使爪牙弹劾这六人。理宗竟不顾舆论,将这批学生削去学籍,编管远州,还下诏立碑太学、宗学和武学,禁止学生妄论国事。世人把这六人称为“宝祐六君子”,以区别于反对韩侂胄的“庆元六君子”。
当年十一月,丁大全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执政,两年后,他又侵逼右相程元凤以天灾引咎辞位,自己当上了右相。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载:“一日内宴,一人专打锣,一人扑之曰:‘今日排当,不奏他乐,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辛辣讽刺了丁、董专擅朝政的行径。
丁大全
宝祐四年(1256年),与丁大全同时拜为执政的还有马天骥。理宗唯一的爱女出嫁时,马天骥送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厚礼,大得理宗的欢心,当上了同签书枢密院事。
就在这四人帮擅权用事之际,有人在朝门上大书八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阎马是“檐马”的谐音,乃当时华屋下悬挂的铃铛,一有风吹,就会发出叮咚叮咚的声响。“阎马丁当”是指阎贵妃、马天骥、丁大全、董宋臣四人弄权乱政。这一标语是对理宗的当头棒喝,警告他如再宠用奸佞,国家命运将不堪设想。
理宗恼火地指示临安府追查,但一无所获。他也感受到朝野对自己放纵奸佞的强烈不满,采取了一些措施。宝祐五年(1257年),马天骥执政仅八个月,就被理宗罢免。次年,蒙古全面侵宋,丁大全隐匿军情不报,致使边防全线吃紧。开庆元年(1259年),有人再次上书指斥丁大全与董宋臣祸国殃民,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并于景定三年(1262年),改流海岛途中,丁大全被押解的将官挤落水中溺死。
阎贵妃在景定元年(1260年)病死。唯独对董宋臣,理宗百般回护,先将其调离阁门,藉以平息舆论,不久就让他官复原职。其后,董宋臣一直在理宗的庇护下,他比理宗早死几个月,理宗特赠节度使,表达对这个奴才的宠爱。
贾似道专权
开庆元年(1259年),理宗将丁大全罢相,分别拜吴潜与贾似道为左、右相兼枢密使。吴潜已是第二次任相,坐镇中央,协调各路抗蒙,军情紧急,他往往先行决断再奏明理宗。他还力主清算丁大全余党,招来忌恨。
吴潜
理宗没有后代,打算立弟弟与芮之子忠王赵禥为太子,吴潜忠谏说:“臣无弥远之才,忠王无陛下之福”,此举既违背了皇帝的意志,又触痛了当年理宗靠史弥远被选入宫、矫诏废掉太子赵竑而嗣皇位的伤疤,刺痛了理宗的伤痛。时值鄂州之役,忽必烈扬言要直下临安,理宗问计,吴潜建议迁都,理宗问你怎么办,他答死守于此,理宗“泣下,曰:‘卿欲为张邦昌乎?’潜不敢复言。”
贾似道一方面上书请立忠王为太子以讨好理宗,一方面指使侍御史沈炎弹劾吴潜在立储问题上“奸谋叵测”。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吴潜罢相,“未几,北兵暂退,帝语群臣曰:‘若从吴潜迁幸之议,几误朕!’及潜罢,帝犹怒不已”。贾似道应召从鄂州前线以再造宋室的功臣入朝。
蟋蟀宰相是后世民间对贾似道最深刻的印象,似乎他除此之外一无所长,这至少有点漫画化。贾似道历任沿江、京湖、两淮制帅,贾贵妃的裙带关系虽起作用,但他也在这些军政长官任上为抗蒙作出过一些成绩。即便在鄂州之役中,除了私下求和诚为失策,他有效阻止蒙古军的进攻,也不可谓无功,连忽必烈也赞赏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问题在于,他过分夸大了这份战绩,以此作为专断朝政的政治资本。
入主朝政以后,贾似道首先毫不手软地打击丁大全党人与吴潜党人,一些小人对异己乱扣“党人”的帽子。贾似道抓住吴潜建议迁都避乱的软档,将其一贬再贬,流放到循州(今广东龙川西),以防其东山再起,威胁自己的权位。吴潜最后贬死在那里,有笔记说他是被贾似道派人毒死的,似乎根据还不足。他把仍在理宗庇护下干乱朝政的董宋臣与卢允生调为外任,其把柄也是主张“迁避”,使其余党不敢妄为。
谢皇后娘家外戚谢堂骄横不驯,外戚子弟都出任监司、郡守,贾似道先与谢堂套近乎,然后猝不及防地将其罢任宫观,再让理宗下诏“外戚不得任监司郡守”,解决了长期以来外戚干政问题。他通过利禄引诱与政治高压相结合的手法,派遣密探监视太学生们的言行,把反对丁大全的“宝祐六君子”收买到自己门下,瓦解了太学生中的反对派势力。
贾似道
贾似道还取得理宗同意,在武将中实行打算法。所谓打算就是核实军费开销,整饬不驯武将。在当时武将边帅中,虚报开支,大吃空额,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也造成军费支出不断看涨。此举对厘清财费、整顿军政固然有积极作用,但在其背后贾似道还夹杂有立威诸将、排斥异己的用意,因而执行起来,打算者与被打算者之间就明显夹杂着个人恩怨。
贾似道妒贤嫉能,他把自己所不满的武将,例如赵葵、高达、李曾伯、杜庶、向士璧、曹世雄、史岩之等都指为有贪污的嫌疑,列为打算的对象。赵葵、高达因理宗保护才免予追究,李曾伯、杜庶、向士璧、曹世雄、史岩之都遭到拘禁,备受折磨,向、曹最后被迫害致死。这样,不仅打算法变了味,还产生了将士离心的负面作用。逼叛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就是其例。
刘整是抗蒙战争中一员骁将,曾在泸州大败蒙军,其上司四川制置使俞兴与其有私怨,不仅定其战功为下等,还在打算法中乘机报复,诬陷他账目不清。刘整私下求情,派人上诉,都无济于事。他听到向士璧等因打算法而被害死,也唯恐不能自保,终于以泸州十五州府、三十万户投降蒙古,严重改变了宋蒙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使战争形势不利于南宋。
贾似道
理宗在位的最后五年,贾似道主政,他利用理宗的信任,采取整顿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系列措施,打击宦官,抑制外戚,控制台谏,笼络太学生,攫取权力与财富,排击一切异己力量,完全把持了舆论与朝政。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病崩。在其统治前期,因其出身宗室远族的特殊身份,造成了史弥远专政;亲政以后,虽欲更化而成效不大;其后因嗜欲既多,荒怠政事,相继出现了丁大全、董宋臣的乱政与贾似道的擅权。明代李贽以为“理宗是个得失相半之主”,近来学者也有类似的评价。但总体说来,还是失大于得,更何况失在晚年,留下的是一副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一对荒唐君臣
继位的是赵禥,他就是宋度宗。度宗是理宗之弟赵与芮唯一的儿子,由于其生母滥服堕胎药,他大脑发育迟缓,七岁才会说话,手脚都软弱。理宗之所以把这样一个发育不良、先天缺陷的宝贝侄子说成是“资识内慧”,扶上了皇位,就是生怕传位远支宗室会为济王彻底翻案,整个动摇自己的合法性。
度宗即位前虽也接受过十余年的东宫教育,但资质实在太差,讲官分析讲解了大半天,他还是不知所云,惹得理宗老对他发脾气。因而尽管他即位时已二十五岁,仍有人提议太后垂帘听政,终因有人以为不成体统而作罢,这就为贾似道专政打开了方便之门。
咸淳元年(1265年)三月,贾似道假惺惺援例上章辞相,回到绍兴私第,同时却让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谎报蒙古来攻的军情,把度宗吓得不知所措,一个月里连下好几次御笔,八次派人专程前往绍兴迎请他回朝。贾似道明白度宗已经寸步离不开自己了。度宗虽然智力平庸,发育不良,却纵情声色,热衷享乐。他绝对是个球迷,战争危局也影响不了他踢球的热情,每日依旧毫无节制地踢球。
赵禥
宋代制度规定:有嫔妃宫女被皇帝“临幸”,次日就要赴阁门谢恩,记录在案。度宗即位初,一天之内到阁门谢恩者竟然多达三十余人,可见其晚上玩弄嫔妃之多。
批答臣僚章奏的烦心活计,他都交给自己最宠爱的妃嫔王秋儿等十四人。至于朝政,度宗一股脑儿委托给了贾似道。咸淳元年(1265年),他特拜贾似道为太师;两年后,进拜为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一朝,位在宰相之上;咸淳六年(1270年),允许其十日一朝。这令贾似道更是大权在握,踌躇满志。
贾似道在政治上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其时,不但台谏的弹劾,就是皇帝颁布的内制,台谏官和两制官也必须向贾似道“呈稿”。有一次,他召集百官议事,厉声说道:“诸君非似道提拔,安得至此!”偏偏礼部侍郎李伯玉不买账,说:“伯玉殿试第二,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得至此!”事后,李伯玉就被赶出了朝廷。
从咸淳三年(1267年)起,因贾似道推荐,程元凤、叶梦鼎、江万里、马廷鸾、王爚和张鉴先后任相,但他们必须对贾似道俯首贴耳,否则就会被台谏劾罢。叶梦鼎为一个官吏平反,贾似道认为恩非己出,就罢免了梦鼎属下的好几名省吏,还张榜于朝堂,梦鼎愤然表示自己不作第二个陈自强,自求辞位。贾似道的母亲也说儿子“牵制太过”,以不吃饭要求儿子收回成命,恰巧太学生也有人上书抨击他“专权固位”,他这才破例而作罢。
贾似道的专横还表现在对待度宗的态度上。度宗称其为“师臣”而不呼名,他不仅有入朝不拜的特权,退朝时度宗总是起席目送出殿。但贾似道还经常撂挑子,迫使度宗授予自己更大的权力。咸淳二年(1266年),贾似道再次辞相,度宗急得流着泪拜求他留任。执政江万里以为实在有悖君臣大礼,说:“陛下不可拜,太师不可再言去。”贾似道这才收起了这场戏。度宗特地把西湖边上的葛岭赏赐给他。
葛岭
贾似道醉生梦死,不管国事,置社稷安危于不顾。每日朝政,自有书吏把三省文书抱到贾似道的葛岭私第,由其门客廖莹中与翁应龙处理,他不过在纸尾画上个押。他每天在葛岭的亭台楼阁里,与姬娼尼妾花天酒地,纵情声色。初秋与群妾趴在地上斗蟋蟀,也是这时的事,赢得了蟋蟀宰相的万古骂名。
西湖是贾似道的游乐之地,当时就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的民谚。有一天,他与众姬游西湖,一姬见到两个少年男子,赞叹了一声“美哉,二少年!”似道就说:“尔愿事之,当令纳聘。”不久,他召集众姬,说是少年送来了聘礼。大家打开一看,大惊失色,竟是那姬女的头颅。这个故事就是后来《红梅阁》与《李慧娘》的蓝本。
咸淳四年(1268年),蒙古兵围襄阳,咸淳五年(1269年)围樊城。咸淳六年(1270年)贾似道又倦勤称疾求去,度宗一再涕泣挽留。不获已,优诏令似道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又诏令入朝不拜,每逢似道罢朝,度宗必避位起立,目送之出殿廷而后方坐,继又诏许似道十日一朝。那时蒙古兵围攻襄樊,紧急万状。而似道日坐葛岭,起造楼阁亭榭,作堂名半闲堂,在堂中塑造起自己的肖像。取宫人叶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纳以为妾。日与诸姬妾纵淫乐,或斗蟋蟀为戏。荒淫无状,人不敢窥其第。似道又酷嗜宝玩,建造了一座多宝阁,收藏天下的宝物,常一日一登临。
后来生活日益糜烂,累月不朝,有言边事者、辄加贬斥。一日,度宗问似道:“襄阳之围已三年,奈何?”似道答称:“北兵已退,陛下何得此言?”度宗告以适有女嫔言之,似道便着人将女嫔害死。由是边事虽急,无人敢言。似道专恣日甚,畏人议己。乃多方用权术驾驭上下,用官爵牢笼名士。以故言路断绝,威福肆行。
咸淳九年(1273年),樊城襄阳相继陷落。守襄阳的吕文焕因救兵不到,愤而降元。天下汹汹,而朝廷对于贾似道并没有任何处分,还是优礼有加。咸淳十年(1274年)正月,贾似道的母亲去世,诏以天子的仪卫送葬,丧礼的隆重空前,起坟拟山陵。百官齐临奉安,站立在大雨之中,无人敢易位。既葬之后,诏似道起复,遂还朝治事。这次贾似道奉旨起复,竟没有任何太学生提出反对。
赵㬎
一则是贾似道的牢笼有方,再则也是国事阽危,读书人也无暇发表议论。是年七月度宗病崩,皇子嘉国公赵㬎即位。赵㬎年方四岁,由太后称制,国事仍一决于贾似道。是年元兵又攻下鄂州(武昌),朝廷震动。三学生及群臣上疏说:“非师相亲自出马不可”,贾似道无可委卸,这才以都督诸路兵马名义,开府临安,而以孙虎臣总统诸军。明年是德祐元年(1275年),贾似道出师临江,孙虎臣全军崩溃,似道退至扬州。
这时才有人上书,请诛似道以正误国之罪。太皇太后说:“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诏授似道醴泉观使,罢平章都督。此外,罢除所建买田之制,将收买之公田发还原主,以平民怨。似道一旦兵败失位,于是向之阿附似道者都群起而攻之。三学生及台谏侍从也都纷纷上书,请诛似道以谢天下。
太后乃下诏降贬似道于婺州。婺州人闻似道将来,作露布文群起而逐之。于是再徙似道于建宁(福建建瓯),有翁合上书痛斥似道说:“似道似妒贤无比之林甫,辄自托于伊周。以不学无术之霍光,敢效尤于莽操。其总权罔上,卖国召兵,夺权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于众怒,仅谪建宁。夫建宁实朱熹讲道之阙里,虽三尺童子,亦知向方。闻似道名,咸欲呕唾、况见其面乎? 乞远投荒昧,以御魑魅!”太后不得已,再将似道贬徙循州(广东龙川),遣会稽县尉郑虎臣为押解。虎臣与似道有仇,押解到漳州,将似道杀死。似道虽死。南宋亦随之而亡。
贾似道入主朝政前,尚有作为。其后,专擅朝政达十七年,主政之初,虽有改革弊政的举措,但既夹带私货,也不得要领,难挽狂澜于既倒;其后更是“专功而怙势,忌才而好名”,刚愎自用,排除异己,怠忽朝政,纵情享乐,置国家命运于不顾,在导致南宋土崩瓦解的同时,也使自己身败名裂。后人评论他“阃才有余,相才不足”,宋代称安抚使、制置使为阃帅,也就是说,贾似道在这一方面是个人才;至于做宰相,则做得一塌糊涂,恐怕主要是不具备宰相之器,才不足倒还在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