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历事四帝三度为相,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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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崇(650年——721年),字元之,又名元崇,唐代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出身官僚家庭。武则天执政期间,姚崇参加科举考中进士,被授濮州司仓参军之职,后任司刑丞。因才能卓著,他被连续升职,后又受到武则天的破格提拔。姚崇一生历经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朝,三任宰相。姚崇任宰相之时,正值朝局动荡不安、接连发生政变的多事之秋,他对挽救危局、整顿吏治、振兴经济、开创“开元之治”的繁荣兴盛局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誉为“救时宰相”。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道:“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将姚崇列为唐代“四大贤相”之一。

  首度为相,谋除“二张”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入侵河北,形势危急。武则天让朝臣上书,提应对策略。武则天在阅读群臣上书中,发现姚崇对问题剖析周密,论理精到,惊奇之下,破格提升姚崇为夏官(兵部)侍郎,姚崇自此跻身朝廷重臣之列。

  负责理案刑狱的姚崇,对武则天鼓励告密、互相攻讦、重用酷吏、滥施刑罚、杀戮无辜等行为始终不满。姚崇尖锐地指出:“重用酷吏残害无辜,其祸甚于汉之党锢。”在办案过程中也执法公正,把许多人从冤狱中解放出来,引起朝野注目,官职连续晋升。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破格提升他为尚书,兼相王李旦府长史。并在次年十月,用姚崇和秘书少监李峤同平章事(参政),后迁崇凤阁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了武则天的宰相,辅佐武则天处理军政事务。

  武则天晚年宠信“二张”,即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张”则恃宠而骄,飞扬跋扈,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姚崇却不买账,张氏兄弟对他怀恨在心。在张氏兄弟的中伤蛊惑下,武则天终于对姚崇失去了耐心。长安四年(704年),武则天借突厥侵犯边关之机,将姚崇外放到灵武道行军大总管,后又改任灵武道安抚大使。虽然,姚崇还保留着凤阁鸾台三品,但远离京城不参与政务处理,只是一个享受三品俸禄待遇的空头衔而已。

  武曌

  神龙元年(705年)年初,武则天病重,“二张”利用特殊身份把持朝政,“图天分,是为逆臣”。姚崇及时从灵武返京,与宰相张柬之等人举行政变,率五百御林军攻入玄武门,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斩于刀下。武则天不得已将帝位让于太子李显,也就就是唐中宗。

  《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则天移居上阳宫,中宗率百官就閤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跃称庆,元之独呜咽流涕。彦范、柬之谓元之曰:‘今日岂是啼泣时!恐公祸从此始。’元之曰:‘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

  其实,此举乃姚崇的随机应变之策。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虽然武则天已让位,但武氏家族的势力依然很大,而中宗昏庸无能,张柬之等人既优柔寡断又刚愎自用,不久就会发生一场激烈的夺权斗争,自己还是躲开为好。果然,第二年,张柬之等几个谋划政变的大臣便被武三思暗算流放,并在流放中被杀害,而姚崇则因为及早避开是非漩涡而幸免于难。

  再度为相,力振朝纲

  景云元年(710年),唐睿宗李旦(相王)立,七月又诏拜姚崇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进中书令。他从整顿吏治、罢免“斜封官”入手,试图革除中宗执政期间的弊政。进贤良,退不肖,朝廷纲纪确实为之一振。景云二年(711年),临淄王李隆基尚在东宫,而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觉得自己有功而干政,宰相姚崇和宋璩便建议请太平公主出就洛阳,其余掌握兵权的诸王派往各州当刺史,以平人心。

  但李旦以亲情为重,将事情告诉了太平公主。公主大怒,李隆基为争取主动,就指控姚崇等人挑拨皇家兄妹、姑侄之间的关系,请求给予严惩。于是,景云二年(711年),任宰相不满一年的姚崇又被贬为申州刺史,迁扬州刺史,姚崇在治扬期间又一次因治理有法而被民“记德于碑”。

  姚崇

  三度为相,业绩辉煌

  先天元年(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继承帝位。玄宗是一个雄才大略、思想开明、励精图治的君主,当他掌握了权力之后,就开始选贤任能。因为宰相是皇帝的第一助手,是帮助皇帝治理国家最主要的大臣,所以,他最重视的就是选用贤相。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出于政治的需要,于十月搞了一次20万人的军事检阅。玄宗身着戎装,手持长枪,立于阵前,亲自击鼓,号令将士,期间密召姚崇前来。

  玄宗征求姚崇对国是的意见,姚崇的见解很得玄宗赏识。于是,玄宗当众宣布任命姚崇为宰相,而姚宗却不拜谢,令玄宗大惑不解。“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即阳不谢,帝怪之。”姚崇解释说:“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玄宗要他说出来看看。姚崇所说的十条包括:“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浸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也就是惩治酷吏,实行仁政;不随意征伐,不求边功;不容许宦官干政;皇亲国戚不任中央机构官职;对触犯法律的近臣加以处罚;不收皇亲国戚、官员、贵族们的礼物;不建寺庙道观;用礼法对待大臣;容许官员直言进谏;后妃、外戚不得干政。

  这十件事是姚崇经过深思熟虑后,针对武则天执政以来的严重弊端而提出的改革措施,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件件切中时弊,确属救世良方。贤能宰相遇到了开明君主。唐玄宗全盘接受。从此,姚崇就将这十件事作为施政纲领,协助唐玄宗兴利除弊,开始了拨乱反正振兴唐朝的宏伟事业。

  这“革新十条”也就成为姚崇任相后的施政纲领。在任相的三年多时间里,他选贤任能、奖励清廉、厉行节俭、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惩治贪污、爱护百姓,赢得皇帝信任。史书记载说唐玄宗对“军国之务,咸访于崇”。正是唐玄宗对姚崇的信任,凡是姚崇所行军政大事,“玄宗悉从之,而天下大理”。开元盛世的出现,在朝廷大臣中其功首推姚崇。

  应时而退,自保智慧

  常言道:“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姚崇也不能例外。姚崇之所以失宠罢相,起于姚崇对“自己人”的袒护。魏知古告其子请托之事,姚崇略施小计,两个儿子不但没受到处分,魏知古反被降职。姚崇姑息养奸助长了他两个儿子的气焰,不知收敛,反倒“广引宾客,受纳馈遗”“由是为时所讥”。中书省主书赵诲是姚崇亲信,因受贿事发,唐玄宗亲自审问,论罪按律处死。姚崇却为其百般辩护,施手营救。结果赵诲以“杖一百”发配岭南结案。虽然唐玄宗给了姚崇面子,内心却很是不快,渐渐对姚崇有了看法。

  李隆基

  于是,玄宗在开元四年(716年)闰十二月,免去了姚崇宰相职务。唐玄宗念其功勋,辟为开府仪同三司,这是最高的文散官,从一品,属荣誉性的虚职。开元九年(721年),姚崇病逝。玄宗对姚崇的去世十分悲痛,下令为姚崇撰写碑文,赞誉姚崇:“位为帝之四辅,才为国之六翮,言为代之轨物,行为人之师表。

  从以上的梳理分析,不难发现姚崇作为一代名相,为“开元盛世”起到了良好的奠基作用,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姚崇三起三落,在不断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漩涡中,从未遭到大的打击伤害,最后总能安全着陆。可以说姚崇是一个智商、情商都不低的政治家。姚崇的前两次罢相,是因为政局的乱象所致;而第三次罢相,乃源于包庇亲信,将其视为“自己人”,丧失原则,又加上“护犊”而丢了自律。当时其“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的任务已经完成,这时更需要的是“守文以持天下之正”的制度性的管理,这就决定了姚崇的必然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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