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忠所作所为诱发安史之乱,激起军队不满,最终导致马嵬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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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家不灭、大唐必亡。马嵬驿兵变,军人们的目标很明确:灭掉杨家全族,身为核心人物的杨贵妃自然难逃一死。

  为啥这么讲?绝大部分军事行动,背后都由政治动机驱动;马嵬驿兵变的发生,禁军只是执行者,而主导者则是那股试图改变李隆基逃跑路线的势力,其核心就是太子李亨。对于他而言,这是一场至关重要的危机处理:杀掉杨家、缢死杨贵妃,既为了断绝大唐军政核心流窜西南的趋势,更为了终结过去20余年的权臣体系、打破李隆基早已岌岌可危的威信,让主张积极平叛得自己获得绝大部分军民的支持,从而夺取国家权力、挽救大唐危亡。

  从“九州道路无豺虎”的开元盛世,到“洛阳宫殿烧焚尽”的安史之乱,唐朝为啥走到这一步?

  从表象来看,是源于数十年的穷兵黩武,让大量武力充沛、但缺少教育的胡人掌握了军队权力,在权势、欲望的驱使下,他们调转矛头、目标瞄准繁华的大唐腹心地区。

  背后根本的动因,则是大唐皇权扩张的副作用。开元年间,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社会,离不开皇权、相权的均衡,帝王自我节制、出身科举系统的官僚掌握权力,姚崇、宋璟、韩休、张说、张九龄等名相轮番主导朝廷,让那个阶段的唐王朝具备了高度的政治活力;但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起,随着李隆基进取心的消退,皇权开始肆意膨胀,为了压制出身科举系统的官僚集团,李隆基重用源自恩荫系统的官员,由此形成了以李林甫为首的权臣体制。

  科举、恩荫两大体系在政治上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大多依据儒家传统理论、主张以国家大局为着眼点,甚至不惜对抗皇权;而后者则无条件强调皇帝的个人意志和决定权,并且以此为武器党同伐异、巩固自身势力,因此必然导致政治的衰退,并且为王朝埋下了重重隐患。

  李林甫

  其中影响最致命的,当属蕃将掌兵现象。为了打压政治对手、断绝边将因功入朝为相的可能,李林甫顺从李隆基制衡朝廷势力的心思,推行了由蕃将出任藩镇长官的政策,最终养成了安禄山;而在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承了权臣体系。除了像李林甫那样善于逢迎外,杨国忠出身外戚,让他得以背靠李隆基身边备受恩宠的“诸杨”富贵集团,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也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可谓青出于蓝。安史之乱的爆发、随后平叛的一系列失误,都与他有关。

  天宝四年(745年),杨贵妃姐妹四人共享皇恩、权势滔天,她们身在蜀地的族兄杨国忠(当时名叫杨钊)奉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委托,携带重金入京,通过收买杨氏姐妹、巴结李林甫、迎合李隆基,日渐飞黄腾达,仅用不到1年就迁升为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成为朝廷重臣。 由于他善于敛财,越发得到李隆基信任,甚至被授予剑南节度使之职(遥领,不到任)。

  这样的人身兼军政大权,无疑是唐王朝的悲哀。天宝十载(751年),杨国忠举荐的鲜于仲通率军攻打南诏,遭遇惨败;但他指鹿为马、伪造战功,诱骗朝廷继续征召人马、远征南诏,导致大量百姓客死异乡;天宝十一载(752年),随着李林甫死去,杨国忠升任正宰相,大唐朝政日益混乱。他对内瞒报水灾、饥荒,导致民不聊生;对外不顾现实困难继续对南诏用兵,结果因长途跋涉、粮草不支、水土不服等原因,唐军几乎全军覆没,但杨国忠仍恬不知耻地伪造捷报。两次失败,使得唐朝在西南向战略大溃败。

  杨国忠最大的罪过,就是激发了安史之乱,并且误导了朝廷的平叛战略。

  虽然继承了李林甫的权臣身份,但杨国忠无法像李林甫那样成功驾驭安禄山。也许是“由爱生恨”,杨国忠从此对安禄山进行打压、制衡,双方矛盾日益尖锐。于是,到了天宝十四载(755年),安禄山正式以讨伐杨国忠为名、提前发动叛乱。

  面临这种巨大危机,身为宰相的杨国忠多次作出作物判断、影响了李隆基的决策。比如,当李隆基计划让太子留守国事、自己御驾亲征时,杨国忠害怕被太子夺权,鼓动杨氏姐妹打消了李隆基的这一想法(可见双方的矛盾);随后哥舒翰率重兵镇守潼关,唐军将安禄山大军阻挡在关中之外,但杨国忠却煽风点火,鼓动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出关决战,结果大唐主力一战尽失、长安门户大开,这才有了接下来仓皇西逃的结局。

  杨国忠

  大唐落得此般田地,杨国忠罪无可赦。军队对他恨得牙痒痒,太子李亨、李隆基身边的亲信都欲除之而后快。

  杨国忠之所以鼓动唐玄宗逼迫哥舒翰兵出潼关,主要是为了先下手为强。当哥舒翰被任命为潼关唐军统帅后,就有将领建议他留下三万军队守潼关,其后率领精锐前往长安、诛杀祸首杨国忠;王思礼主张派出30名精骑劫杀即可。对这些建议哥舒翰均不置可否,由此让获知消息的杨国忠主动出击,通过影响李隆基而败送十余万唐军性命。

  想要杀杨国忠的,远不止前线军人。《旧唐书·王毛仲传》提到,李隆基的亲信、禁军统帅陈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其他篇幅提到“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玄礼与飞龙马家李护国谋与太子,请诛国忠”。由此可见,马嵬驿兵变的爆发,自然是太子李亨、禁军的联手行动。

  与军人相比,李亨诛杀杨国忠的理由更加充分。潼关失守后,杨国忠鼓动李隆基逃向蜀地——因为那里是他自己的大本营。然而,自古躲到蜀地的政权有哪个能够与中原相抗衡?杨国忠不过是想依靠蜀地天险保住小朝廷,以保住自己的富贵罢了,为此不惜丢弃那些正在与叛军殊死搏斗的军民。

  马嵬驿兵变

  因此,一旦大唐朝廷到达蜀地,几乎等同昭告天下:李氏向安禄山认怂,平叛武装的士气必将受到重大挫折,而李亨本人也再无翻身的机会。想要改变这一切,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诛杀鼓动西逃的杨国忠;既然要杀杨国忠,那更要铲除他权力来源的土壤——在李隆基身前受宠的诸杨,否则日后她们兴师问罪可如何是好?

  同时,诛杀杨贵妃,也撕掉了李隆基最后一点威信:连自己最宠爱的女人都保不住,还好意思当皇帝?所以,在马嵬驿之变后,众多军民旗帜鲜明地支持太子李亨北上率兵平叛,从那个时候起,大唐实际上就是“双皇帝”了,并且躲到蜀地的那位很快名存实亡。所以说马嵬驿兵变、诛杀杨贵妃,实为李亨与他的支持者的一次危机处理,大唐的命运由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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