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1:梁启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梁启超很随和。他老师康有为的脾气很自负,他建构了一套自己的体系,别人的东西他不太接纳,严复同样,但严复的自负表现的不一样,非常的高傲。
但梁启超这个人,当时给人的普遍印象就是平易近人,我感觉这个跟他易于接受新思想也有很大的关系。梁启超的墓在北京植物园。读博士的时候,当时我们班拜谒了梁启超的墓,我们当时开玩笑讲,给梁任公先生进点什么东西,要不进个可乐?
后来一想,他还真有可能喝过可乐,他去访问过美国,游历过美国,按照他的性格是比较喜欢接受这种新事物的。他肯定愿意去尝这个东西。
在那个剧变的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导致他的思想可能变化会比较大。
他很早就去接触马克思主义,也很认同这个东西。但是他认为劳农专政这些东西,社会主义这些东西,不能马上在当下实践。
问题2:梁启超理想中的中国什么样?
今天大家会重视梁启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始终都相信中国的传统文化,只要足够包容开放,能够接受西方的东西来改造自己,净化自己,中国文明一定能够对于全人类有些重大的贡献。
身处中国300年来最烂的时代,他仍然抱有这样的信心,在他所处的时代,梁启超的观点可能是相对比较保守,或者我们讲的更公正点,比较持重、比较平稳的,尤其是当时中国社会混乱成这个样子,需要一个有力的革命力量来把中国人民组织起来,把各种资源整合起来的那个时代,他的东西看起来是比较保守的。
但是放到我们今天,一个稳步建设的时代,他的东西反而更适合当下。
梁启超是最早把“社会主义”这个词引进到中文学界的。原来这是一个日本的和制汉语。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到了日本以后,从1899年开始,就在关注社会主义。
到了五四时期,他和他所处的那个派系“研究系”,他们的机关报《晨报》,也是最早宣传社会主义。
他在这个方面走得很前沿,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梁启超一方面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认为人类文明、人类世界未来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他会去强调这个东西可能不适合当下,像西方这个社会是一个工业发达的社会,会出现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对立。但是中国大多数人当工人阶级都没有资格,你再说我们要搞劳农专政是不是不合时宜?
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会看到一点,社会主义始终是他的一个理想。但现实中他又不拥抱、不欢迎这个东西。
问题3:如何看待梁启超的思想转变?
“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
他不断游走在各种新思潮当中,但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
比如,对于中国文化始终有信心。他认为只要我们在文化上有一个包容开放的态度,能够吸取西方人的强项来改造自己,那么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明未来迟早有一天能够成为全世界重要的一种文明。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成为清政府的通缉犯,到了日本。在1899年到1903年刚到日本接触新思想的时候,他跟孙中山有过很多交往,是非常激进的,但是1903年以后他又转而去维护清政府,认为中国现在不应该马上搞共和革命。从这个时期开始,梁启超就一直很关注德国的状态。
到了1905年以后,清政府当时宣称要预备立宪,预备立宪的报告实际上背后是由梁启超捉刀的。这个事情当时非常隐秘。从这个时候他就感觉到,我还是能在朝廷这里有用武之地的,对现实政治的判断也就日趋保守。
清政府垮台以后,他又先投靠了袁世凯,再投靠段祺瑞,当时段祺瑞的爪牙徐树铮搞了一个安福国会出来,梁启超这派人跟段祺瑞政府之间的关系又疏离了,从那以后他又重新开始强调国民运动。
所以我们会发现他的政治立场上的变化就是:我跟政府、跟当权者关系较近的时候,强调国权,跟当权者关系远的时候,强调国民。
问题4:如果梁启超穿越到现代,会怎么样?
梁启超晚年的时候,给他的孩子们写过一封信。他说,你们不要认为我批评共产主义,批评中共,批评国民党,就认为我拥护资本主义,不是的。我对于资本主义的诊断,我的批判跟共产主义者是一样的,只是我认共产主义者当时并没有开对药方。
我在想如果说梁启超复活于当下,那么我们首先就要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很多判断有道理,但是为什么最后能够成功的,或者说能够使中国改变分裂面貌的,恰恰是当时并不被你看好的中国共产党?
如果说突然让他复生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他会很惊异:
第一个是时代变化,确实这个是远远超出他们想象的,一是科技的进步,二是中国的地位。举一个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例子,比如陈寅恪,1951年的时候,当他看到志愿军居然在朝鲜战场上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当时兴奋的不得了。
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讲,目前看到的一切状况就是中国被人欺负,同光中兴都算盛世了。不久前中国军队还被日本侵略者打得满地找牙,突然一下子居然能够跟头号强国美国PK,这带来的心理冲击和感受可想而知。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问题5:梁启超对年轻人的影响
我们知道像梁启超这代人,原来是影响年轻人、引领年轻人的人,到了1920年代以后,年轻人都在骂他,突然发现他对政治的判断,他的整个立场,包括他的很多观念,跟不上当时的时代。
但是他到了今天会发现,今天年轻人在看待国家大事这些方面,比当初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更持重了。
我觉得他会认为这是件好事。
他在《新民丛报》时期,跟《民报》、跟当时的革命党人论战。当时的留学生群体比较激进,在很多留日学生群体当中,他就不受欢迎,觉得你怎么能要求大家不要去推翻清政府?怎么能为清政府讲话?
第二个事情就是梁启超后来一度投靠过袁世凯,投靠过段祺瑞,于是很多青年学生会跟他产生冲突。
到了2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1925年五卅运动,包括之后的北伐,那个时候他又跟青年学生关系是比较接近的,尤其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时候,当时屠杀了很多进步学生。梁启超就说蒋介石杀害的都是中国最好的青年,但问题是青年自己走上了这条道路,甚至感慨说,今天我们看来,青年总是在这两条道路当中去走,红色的道路就是大革命这边,黑色的道路就是投靠军阀,这两个在他看来都不行。
因为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率领外交代表团去欧洲游历,现场观摩巴黎和会。回来以后,当时他们那一派人就在商量,过去工作中心总是在想着我们依靠军阀的力量去改变中国,现在不行,未来要把工作的重心转向青年一边,当时提出过很多方案。
甚至他们考虑过自己办一个大学,后来觉得办大学成本太高,还不如我们自己成为教授,直接进入课堂,影响学生。
问题6:梁启超如何成为第一代新媒体领军人物
梁启超这代人出名,和当时中国刚刚出现新兴的现代传媒手段直接相关。像康有为这些人,他有很多新思想,但他的学术撰著,他的思想表达方式,一定是依托于传统经学的。
为什么脱颖而出的是梁启超,而不是其他人?
关键在于他的文字也很平易近人,尤其是在文言文时代,他的文言文写出来,我们读起来比白话文还痛快。
我们对比一下,章太炎的文章虽然很优雅,但确实阅读门槛很高,严复的文章也很优雅,但他要模仿唐宋八大家那种散文的形式,故而都不如梁启超的文章有普及力。
《新民丛报》资料图
问题7:今天还会诞生梁启超那样的人吗?
我认为现在诞生不了,梁启超那个时代,真正了解世界的人是很少的。你想清朝那个时候,大家读书人其实首要干的事情就是应付科考。
庚子国变以后,1901年清政府突然下诏要废除八股考试,改考策论,当时的读书人都不知道怎么应考。第一场是考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第二场考西方的政治和易学,这个东西你怎么办呢?那大家只能读报纸。
内地的报纸抄沿海的报纸,沿海的报纸抄《新民丛报》,报纸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就冒出来了。报纸办了很多,但真正有能力的职业记者,在当时是很少的,大家其实是没有新闻渠道的,怎么办?靠梁启超。
日本当时有个很有名的刊物叫《太阳杂志》,它给《新民丛报》带来很大影响,《新民丛报》从排版到封面设计等等大量吸收《太阳杂志》的元素,梁启超凭借在国外的渠道写东西,然后一层层地转回中国国内。
恰恰因为普通人缺乏足够的信息渠道,那个时代才真正是舆论家能够去影响很多事情的时代。
我们今天其实是不存在这个环境了,我们了解的渠道足够多了,反而不会特别地去依赖某一两个思想家和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