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当东方一系列国家相继沉沦的时候，处于东亚一隅的日本却以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崛起。这一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特别是明治维新缘何产生并得以成功的历史因素，一时成为讨论的焦点。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与中国近代史上之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新政等改革运动相比较，从中能窥见中日间的改革一败一成的某些原因。关于这些因素，可大致总结如下：(1)德川幕府后期，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母体中孕育和成长;(2)国内社会阶级关系力量对比的变化;(3)土地结构的差异性，使日本更容易传统的束缚，走上革新、近代化的道路;(4)政府的腐败，指导性政策的失误等等。本文试图以“大历史观”作为理论依据，“将历史的基点推后好几个世纪，以原始的目光重新检讨”[1](P272)整个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状况，从而探讨日本在近代由落后到先进的某些“长时段”原因(这里的“长时段”并不是借助于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而是仅用来指一种长时间、远距离的客观视角)。所谓“大历史观”，是著名史家黄仁宇先生在综合、归纳的研究方法上，通过对中外历史特别是近世以来各国具体国情的深入考察后指出的：用“技术上的角度”来审察历史，跳出具体大事的道德评判标准，“采取以长时间、远距离，而尤以超过人身经验的着眼研读历史”[2](p66)，以看出“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最后,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各国都要达到“数目字管理”。纵览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崛起，“表面上好像是短期突进，其实则是长时间的演变，最后出头露面而已。”[1](p276)
一、江户时代幕藩统治政体的影响
1603年，德川家康在荡平丰臣氏的残余势力后，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了幕府。他根据日本社会多元化的具体国情，逐步在日本推行建立在封建领主土地制度基础上的“由将军的幕府和大名的藩国构成的封建统治制度”，[3](p4)史称“幕藩体制”。将军将全国1/4强的土地合680万石作为自己的辖地，称为“天领”，且都是些肥沃的土地，又掌握着三大城市：江户、大阪、京都，和唯一进行对外贸易的港口长崎，并拥有对商业的控制权、货币的铸造权、采矿权，以及对全国最大的武装部队8万多兵力的动用权。另外，幕府依据在“建幕”过程中贡献程度和亲疏关系将全国二百六十多个大名划为“亲藩”、“谱代”、“外样”，并把自己辖地之外的3/4土地分封给大名们相应的石数。将军成为日本实质上的统治者，“幕府”也就相应地成为实质上的中央政府，日本历史进入了德川幕府时期，又因其“府治”在江户，又称江户时代。在整个江户时期，幕府为了钳制各藩，防止大各的叛乱，巩固幕府统治的中央政权，颁布《武家诸法度》，“实行了大名轮流到江户侍奉将军一次(一年住在领国)，其妻子类似人质必须经常住在江户的‘参觐交代’制度”，[4](p308)并陆续施行改易，转封、兵农分离、“领知朱印状”等强硬措施，以及赐姓(松平姓)和联姻的优柔政策。因此，幕府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硬的军事实力，对全国拥有“集权式”的统治能力。
但是，各藩国却仍保有很大的地方自治权力。各藩在对将军尽忠，为将军服役的前提下，“对幕府有相对独立性和义务，各藩的内政，为幕府‘所不干予’”。[5](p112)各藩国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独立的司法权、行政权和税收权等，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对幕府的政策、法律政令有变通执行的权力，有时“甚至可以反其令而行之，进行地方割据，培植离心力量等”[6](p63)。由此可见，日本的这种幕藩统治政体的实质是幕和藩“彼此对立，互相依赖，处于均衡状态，实行中央权力控制下的地方割据统治”，[7](p93)因而使明治维新具备了政治上既统一又分裂的这一客观的社会条件。
第一，幕藩体制下的日本，“虽有某种割据，但基本上实现了封建统一”。[8](p189)如上所述，幕府拥有藩国无可比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又用“参觐交代”，兵农分离等政策、法令钳制各藩国，限制他们的军队规模、防御工事，要求各大名尽忠，并承担各种义务。将军实质上已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因为这种政治体制“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而且行之有效。因此，这就使江户时期日本的社会和政治，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长期稳定局面”，[9](p82)从而促使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阶级实力的增强。据统计，日本1600年的人口仅为1800万，至1725年猛增至2600万。全国三大城市中，江户人口接近100万，而大阪和京都的人口也达到30万之多。人口的增长，势必增加了对商品的需要量，商人也就有动力把剩余资本投注于新的生产方式——家庭包工制度，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自闭关锁国后，日本政府虽严厉限制海外贸易，但是由于地方自治性权力的存在，部分藩国仍可以从荷兰或间接从中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活动，引导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发展与进步，成为倒幕维新的根据地。“实际上，大名在自己藩中的政治集权比幕府能够在天领上行使的权力大得多，因为这里不存在中间环节——分封。”[10](p
477)因此当幕府实行绝对统治政策的时期，各藩特别是“西南诸藩乘机与幕府背道而驰，进行诸如减轻贡租负担，殖民产业，整顿财政，打破门阀制度，擢用中下级武士，奖励西学，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和军事技术，派人留洋学习等。通过这些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地方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尾大不掉，幕府失控”。[6](p63)
第三，在幕藩体制下，幕府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和兵农分离政策，对广大农民和中下级武士阶层进行压迫、剥削，最终促使他们起而反之，特别是中下级武士阶层的倒戈，运动浪潮滚滚而来，埋葬了德川时期。武士阶层是日本政治结构的一个特有现象，由大目付、若年寄所管辖，属于统治阶级行列，领有一定的属地，并将之租给封地内的农民以收取一定的贡租。但是随着政治统一和安定局面的到来和巩固，社会并不那么需要大量武士的服务。再加上幕藩体制下的兵农分离政策，使得大名拥有的土地绕过武士阶层直接租贷予农民，而不再封给武士，使武士脱离于土地之上，只向大名领取数量既定的米俸(藏米)，把经济生产过程，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交予民间办理。“武士阶级从此割断了与社会基层的联系，迈出了自我消亡和第一步。”[12](p129)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年贡的货币化和生活用品的商品化，使得商人逐渐积累了社会上的大量财富。但各藩的财政却是日陷窘态之中，因此只得拖欠、挪借，缩减给武士的米俸。而武士本来领有的俸禄就不多，且要为二年一次的参觐交代和双重的都市生活而花费颇多，生活更趋穷困，对大名是恨主如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士们只得改投其他行业，如经商、从教、参与家庭手工业等，从封建等级中逸离出来，成为讨幕战争中的中坚力量和维新的思想领袖、政治领导人。
与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原先为统治阶层的浪人武士却作为骨干参与、领导了农民起义。影响较大的有岛原、天草起义等。一方面，这些运动给幕府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也迫使各藩特别是西南诸藩进行某些调整生产关系的改革，如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等，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最终成为讨幕倒幕的根据地。
日本幕藩体制的政治机构，其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为社会发展营造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也使各藩能够有半独立的自治权以开展藩属内内的各项政策，使生产力在各藩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同时，也使原本属于统治行列的中下级武士阶层脱离了土地和农民，从封建制度中游离出来,最终参与社会的大变革。总之，“它存在自治领的自治制度，又存在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的统一，即能为后来明治时期领导者实施建成现代化日本的策略奠定了基础。”[12]④
二、江户时代经济方面积极性因素的出现
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的一个世纪里，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商品经济在锁国体制下顽强发展，促进了交换经济的发展。为适应这种需求，1661年在越前福中藩发行了纸币“藩札”。17世纪80年代逐步扩大到全国的八十八个藩，并在随后推向整个日本社会。[14](p371)于是，在国内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下，有了信用业务的要求，并最终促使钱庄的出现，从事与今天银行相类似的业务。光大阪，“据说已有钱庄120到200家”，[13](p255)这就完成了全国性信贷制度的确立。它的出现，使“资金流通，产业聘用经理及技术公用的原则”[14](p120)的继续展开有了保证和依靠，从而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条件在日本社会的发展。此外，诸藩在面临财政危机的情况下，推行恢复农村经济，奖励本地特产，实行藩属专卖制，控制金融，发行“藩札”的改革[15](P391)也促进各藩的经济发展，壮大了各藩的实力。“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即宽永锁国令之后，贸易反而增大了”。[16](p395)
幕府向全国各藩发布“禁止诸藩在各要隘设立关卡和关所”[15](p331)等规定有利于国内市场的形成和交通的畅通。在参觐交代制下的大名和家臣们，为了支付在江户的巨大花费和来往于藩与江户间的旅费，他们便将年贡物资和地方特产运到大阪销售。久而久之，使大阪变成全国的集散中心。之后，由于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农民也将大量的剩余产品投入市场，再加上为了适应参觐交代制度的遍布全国的通讯和运输渠道。全国市场的形成已是大势所趋。另外，日本还有着较为发达的交通路线。“陆路以江户为中心，五条干线分别通往京都、歧阜、甲府、日光和青森，此外还有支线;海路则有江户至长崎，江户至大阪，江户至奥羽和北海道至下关等四条主要航线以及各地之间的短程航线。”[17](P23-24)所有这些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品经济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渗透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在幕藩体制下，还出现了拥有商品、钱庄、土地的商人兼地主阶层，“町人阶级是作为幕藩体制的否定因素出现的，町人阶级的发展是导致幕府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18](P68)商人的兴起在日本有着特定的环境。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中国地主制不同的是，江户时代的日本实行的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由于土地不可随便买卖与转手，武士阶层脱离土地只能领取既定的稻米作为俸禄以及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因此，武士们不得不将领取的稻米委托给商人专卖，并从商人处购得所需商品。另外，商人们通过经销大名的实物，收支出纳汇总货币等业务，从中谋取暴利，逐渐积累社会上的大量财富。据估计，在宽政年间(1790年)，“日本国富的十六分之十五，被商人所收，十六分之一，被武家所收。”[19](P28)当大名、武士和农民出现财政上的困难时，都向商人借贷。以至出现“大阪商人一怒，天下大名为之震恐”的局面。不可否认，这种町人阶级是由幕府扶植，但是“政府对商人只能征收少许城市居住税，无权过问他们的经营与管理情况”[11](P128)却使商人在经济实力更是有恃无恐，剧速增长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德川时代的商人集团中，已经孕育出堪与封建统治阶级相抗衡的经济力量。”[20](p64)这样，就致使商人所控制的商业资本不断地渗透于农村，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动摇了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封建领主土地制，促使农村出现阶级分化。这些都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为倒幕运动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充当了明治维新建设近代化经济体制的跳板。
三、思想文化在江户时代的长足发展
日本作为一个毗邻中国的小岛国，长期以来受到华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基于这种现实，日本人努力拓展自己的视野，大力向外学习，造就了大和民族善于学习，勤于思考的民族特性。在所谓的“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这种对外来文化的学习吸收并没有止步。相反的是日本人民通过引进、学习、吸收等形式，依据本国情况，对外来文化形成多层面的基本态度，使思想文化在江户时代也有着长足的发展，从而对明治维新产生实质性的深远影响。
(一)西学的传入和影响
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处于“锁国”状态之下，但对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学习却没有由此而止步。17世纪30、40年代幕府实行一系列锁国令后，还留有长崎一港与中国、荷兰等国交往。他们要求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向幕府提供一份有关中国、东南亚及西方各国的情报——“风说书”，以便幕府能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世界。而于宽永七年(1630年)开始实施的禁书制度，其“禁书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其目的并不是要禁止所有外来文化的流入。简而言之，禁书的目的同样在于禁教”。[21](P53)因为“当时幕府对西方学术并不担心，没有把西方学术和天主教联系起来加以排斥。即使有人把两者联系起来，也是个别的，实际上没有证据表示禁书制度妨碍西方学术、引进”，[21](p66)所以西学仍可通过“风说书”这一方式直接经荷兰和中国传入日本。如《红毛火术录》、《南蛮天文书》等。1720年禁书制度解缓、德川吉宗下令准许输入与天主教无关的西方书籍后，西学的传入速度加快，逐渐形成以研究、摄取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学问—兰学。之所以称为兰学。是因其以荷兰语为媒介之故。这种西学日本化的出现使日本产生一大批具在革新精神和近代西方科学意识的兰学家。他们著书立说，招生讲学，翻译外文书籍，把西学源源不断的输入日本，为变革中的日本社会输送大批人才。1811年，德川幕府还在天文台内设置专门的翻译机构。“到明治维新之前，西学已在日本成为一股无法压抑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思潮”，[23](P112)为了解和认识国际形态、资产阶级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以及近代殖民兴业路线的形成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它是促使明治政府“求知识于世界”口号提出的根本原因。同时，江户时期，西学的传入，使日本封建阵营形成了一个相当数量的新知识分子集团，一个倾向资产阶级改革的革新势力逐渐形成。[8](p175)
(二)中国儒学的日本化及其影响
第一，朱熹“攘夷狄以尊周室”的学说早在德川幕府前期已传入日本并逐渐发展为日本的尊王攘夷思想。“所谓‘尊王’就是尊奉天皇;‘攘夷’就是排外。这种思想本是实行锁国，维护幕府统治的理念。到了幕末，下级武士的‘尊王攘夷’口号却是用来反对幕府的。”[3](P14)“这种‘尊王攘夷’政治口号的提出，适合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奉王政为正宗的传统道德舆论，符合日本民族渴望建立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社会心理要求，具有极大的号召 力。”[24](p36)幕府时期，天皇虽是一个名存实亡的人物，但天皇的象征性地位仍保有很强的坚固性。每一代将军继位时都须经过天皇以神的名义加以确认，这就形成了日本社会二元制结构的特征。一直以来，天皇这一身份并没有为人们所遗忘，相反在武士阶层中还保有很强的尊王意识。随着将军主政下的幕府出现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激发了人们潜意识的尊王思想。如幕末时，平田笃胤父子认为天皇之权久为幕府将军所夺，此时应还政于王。同时，西学的传播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在被迫‘开国’后，先进思想与革新势力迅速结合从‘尊王攘夷’迅速发展为‘倒幕’‘维新’”。[25]⑤
第二，朱子学内部理论纷争，导致出现了近代日本理学的新趋势：“是把欧洲实践科学包括到理学中去，是运用实践知识和欧洲科学成就”。[26](p75-76)江户时代的日本是以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主要特征就是务虚，力主静坐反思，轻视实践活动。与实贵证、重实践的近代学风相悖。因而在“17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封建社会出现了种种矛盾，而作为幕藩体制理论的朱子学在克服现实社会的矛盾却显得无能为力”。[22](p64)面对此情此景、朱子学内部发生严重分化，在儒家哲学轨道上发生了世界观的偏移，出现了以荻生徂徕为代表的重视实践和科学的“实学”，打破了“性情论”的权威，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演变趋势。[27](p113)
第三，阳明学在思想上的先导作用。阳明学是传入日本宋明理学的一种，但由于幕府一贯推崇朱子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而使阳明学作为异教而被禁止。但是，阳明学却以“自我的心理合一说”、“自尊无畏”的良知识论以及“诚意”、“笃行”等学说顽强地在民间得以发展。出现了一批“倒幕派”的阳明思想家诸如佐藤一斋、吉田松阴、横井小楠、佐久间象山等。“‘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主张，打破朱子学者固守儒学的孤陋习气，开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开港倒幕做了准备”。[27](72-73)
总之，明治维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与日本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的先进文化分不开的。今天中国正加紧建设小康社会，国人是否也应学习日本这种精神，吸收日本以及西方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而不应把日本“一棒子打死”，应与其侵华的恶劣行径加以区别对待。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民族，才能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倒。
结论
江户时代虽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末代，但是“日本近代目标的实现……这一自生过程，体现于这个时期的世态演变中”也就是说，“江户时期的内在变革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明治维新这一历史事实”。[26](P113)二百五十余年的幕府时期是一段承前启后的历史。而此时中国的改革变法运动却不具备上述条件。政治上，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发展至顶峰的时期，统治阶层没有出现如中世纪的西欧骑士或日本武士阶层那样的中间层，且封建统治者竭力维护统一局面的长存，地方上如有风吹草动，马上进行镇压，更勿论地方自治权的存在。经济上，商品经济在中国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难成大气候，更何况统治者对经济发展施行“平衡”政策。文化上，统治者推崇严密的文化政策，宋明理学已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并没有如日本一样出现重实践的儒家哲学范围内世界观转变。西学虽也有零星传入，但在儒学强硬的态势下影响不大。
总之，通过“大历史观”的视角展开对江户时代的综合考察，我们对明治维新发生及其成功的原因，将会有一个更透彻、更全面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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