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题目——从历史看人物，多多少少补足我新出版的《万古江河》一书中没有谈到的一些问题。我一辈子研究的是文化史和社会史，基本上我的著作里没有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只有小民百姓。那我为什么开始谈历史人物呢?因为台湾有一批企业家，他们都是做领导的，常常找我讲历史上的领导，而历史上的领导就是帝王将相。从那以后，我从谈领导慢慢延伸到谈组织、谈管理，最后归结到谈人物。这次我以人物为焦点，看 究竟是人创造时代，还是时代创造人?英雄和时代是什么关系?今天我找两个历史人物来谈这个问题：一是刘邦，一是朱元璋。
一、中国史学缺少活生生的“传”
在谈刘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学上重要的“人物传记”问题。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但 到了近代，人物传记非常稀少，而且能读的好传记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国史学里的传记，早在《春秋》和《左传》中就可见到。它们在叙事中插入人物描写，尤其《左传》里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有些是呼之欲出。《左传》的姐妹篇《国语》，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听话似的，人家半夜里的谈话他都知道。但 中国史学并没有因此形成一个独立的传记体裁。
《左传》和《春秋》关系密不可分。 《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贬，也就是评定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的道德标准、道德系统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坏。这一特定的功能，为史学的传记造成很大的困扰，使中国文化中多了一种刻板印象。用今天的话讲，人不再是个“人”，人是个脸谱，就像京戏里的脸谱。看戏台上的脸谱，忠奸分明，关公是红脸，曹操是白脸，蒋干是个小花脸，诸如此类。褒贬使得《春秋》的《谷粱传》、《公羊传》，把许多本来不是褒贬的句子，解释为褒贬，甚至做诛心之论。某人并没有那个动机，但《谷粱传》、《公羊传》给它一个动机，再在动机上判定此人在历史上做了或对或错的事。一言之褒，给他一个奖章跟光荣;一言之贬，把他抓到包公的虎头铡、龙头铡上铡一刀。 中国史学，不仅拿历史当镜鉴，还把它当作裁判。在中国史学传统内，历史学家是永恒的裁判者，其裁判可永远流传。历史学家有做判断的使命，而且这个判断是依据个人的主观做出来的。
这套做法，到司马迁有一点改变。司马迁写《史记》，不仅是写文化的通史，还要写当时那个时代他一生所体会的事情。《史记》里写了许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从中可看到极好的人物描述，如项羽在垓下之围，眼睛一瞪，大吼一声，“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明明是夸张叙事，人可以倒退几里路，但马绝对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经司马迁这么一写，活灵活现。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依他的判断把人物归为一类一类，刺客是刺客传，游侠是游侠传，做买卖的是货殖传，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种传，打得不好的是一种传。同样是做官，有一类官是循吏，有一类官是酷吏。这种分类法，叫类传或列传，不是一个人的传，而是一堆人的传。 司马迁开创了二十四史的重要传统，二十四史的列传比个人传要多得多。同时，司马迁的传里常有他的评语——“太史公曰”，后来的二十四史也有赞。这个赞，不一定是赞美，是评语的意思。有评语，就等于断定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地位。也就是说，太史公写当时的事，继承了《春秋》的褒贬，其归类的办法也与中国政治上的谥法有相当大的关系。从周代开始，除了头两个王，每一个王死后，大臣们以其一辈子的所作所为，公决给他一个周什么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谥法和褒贬是分不开的，分类传统和褒贬传统也有互通之处。于是，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都定性了，一类一类，不再是活泼泼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整个二十四史，只有在《史记》和一部分《三国志》里，能看见活泼泼的人，原因是什么?因为事后修史。司马迁修的是当时史，将当时的所见所闻，直接的印象和听闻写下来，这和隔一个朝代、几个皇帝才修史，引用官书资料或收集民间资料拼凑起来是不一样的。 今天，因受到中国传统的束缚，很难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传。
文学和传记合并起来，叫“文学传记”或“传记文学”，在那里才看得到接近“活人”的传。台湾有一个杂志叫《传记文学》，凭心而说，几十年《传记文学》里所收的文章，真正把人物写活的很少很少，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把史学的人物传记传统充分建立起来。
二、西方史学更注重私秘材料
倒过来看西方史学。西方史学，论发达和漫长的延续都不如中国史学，但在传记方面，西方史学有几个重要贡献，断断续续地留下了一些传统。 希腊的公共生活是靠讲演来表现，因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的希腊古代历史，是把当时当地的长篇讲演记录下来，在没有录音机、录音笔，也没有照相机的时代，这种文辞的表现把讲演的风采活生生地记录了下来。罗马的普罗塔克(Plutarch)，把他认为自古到当时重要的英雄都记录了下来，他部分接受了《荷马史诗》中对特洛伊英雄的描述特色，对人物的身体特征花很大力气去描述。 反观中国史书，对人物身体特征的描述就不太像“人”，例如：夏禹重瞳，我问过眼科医生，眼科医生说这是白内障;刘邦隆准高鼻，中国人鼻子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孔子头上扁下去，中间凸一块，可能难产的后果。中国史学家对人物physical condi tion (体貌特征)的真正面貌，描写很少。如果叫中国史学家形容我，他们不忍心用太坏的字眼，但事实上我的外形是很糟糕的。
西方史学这种对人物的描述，到晚近有大转变。心理学家Erik Erikson的两部名著，一部是写马丁·路德，一部是写甘地，都写得活灵活现。Erik Erikson不只写了上述两本书，但这两部书写得确实非常精彩。Erik Erikson是心理学医生，他用心理学家的方式来分析人物，描写的不是physical feature (体貌特征)，而是内心。他特别重视人从不认识自己到认识自己的过程——慢慢进入社会、小学，和其他人来往。他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人到十四五岁的春情发动期，此时期性的问题对人的性格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观察，认为认同危机对人的性格有很大改变，而性格影响行为，行为也影响性格。
从Erik Erikson以来，西文的传记文学非常盛行，也确实写得非常好。我们发现写得好的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专业写传记的，比如美国Barbara Tucker写的传记，把人物写得非常生动。 这些西方的传记文学家、史学家，多多少少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大量引用私秘文件：日记、书信、谈话、访问、邻居及亲戚朋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私秘文件是书信。近代西方史学传记上的篇幅，远超过中国历史中传记所占的比例。西方史学传记所占的位置，甚至与典章制度、事件鼎足而立。典章制度和事件，大都被史学家写成专篇论文，但一般人看历史，无法看专篇论文，要靠历史人物传记作为理解历史的角度。也就是说，一般老百姓的历史理解，是从传记中得来的。假如今天没有金庸，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西南角上曾经有个大理国;很多人不能理解宋朝不是一统天下，而是5个国家同时并存。
三、重友情薄亲情成就了刘邦的伟业
拿西洋的传记传统和中国比较，我要说的是：中国的纪、传、表、志实际上已经终结，我们已转向西方的传统。西方史学传统以人为主角，并解释历史人物为何有如此的作为。今天我挑了两个历史人物作为例证，一是刘邦，一是朱元璋。我挑刘邦，因为太史公留下了生动的描述，以致我们对刘邦的生平、性格、家世、经历，要比别的皇帝清楚得多。朱元璋为他自己留下了记录，他对做皇帝以前的家世、经历，有不避嫌、不避讳且相当真实的阐述。两份资料，虽不能和西方传记的私秘文件相比，但仍可用。刘邦、朱元璋两人，创造了朝代，影响了朝代的作风，我觉得拿这两个人来比较，可以看出一些东西。
先讲刘邦。他是小混混出身，父亲是自耕农，不太有钱。兄弟四个，他老幺。老幺从小没管好，到了青年，轮流到哥哥家吃饭，有次嫂嫂听见他来，甚至拿着锅铲把锅铲得哐哐响，表示饭吃光了。父母骂他不成材，不如老二能种田、治家产。因此，刘邦长大后，在乎的是朋友，不是亲戚;他重视友谊，重视打天下的伙伴，而不重视亲情。他打仗时，项羽把他父亲抓起来，在城头上说：你不投降的话，把你父亲煮了吃。刘邦回答说：我们曾结拜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要煮你的爸爸，分我一杯羹。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刘邦确实不在乎他父亲。刘邦做了皇帝后，把父亲从乡下接过来，问的第一句话是：老二治的家产多，还是我这个不成材的老幺治的家产多?起先，他为了装样子给群臣看，还带群臣去给父亲请安，请了两三天后，就有人跟他父亲讲：你儿子是皇帝，他来请安时，你不能这么大剌剌坐着，应该一边扫地一边倒退着走。老父如此一做，刘邦就大为快乐。司马迁把这些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而汉代皇帝的好处是没有把这些细节删掉。
刘邦在世时，许多功臣都封了诸侯。韩信、彭越、英布三个大功臣，过去是他的敌人，被他统战统来的。后来，刘邦和吕后一起，将这三位功臣都杀掉了，后人把责任怪到吕后身上，这是不对的。刘邦把坏人推给吕后做，可见他亲情淡薄得很。
刘邦重视臣子、参谋、将军说的话，可以违背自己的决定，然后180度转弯接受大臣的意见。他不是很喜欢大儿子，当小妾生了儿子，便想换太子。太子找了四个白头发、白胡子有名的老头陪伴在旁，刘邦因而认为：自己都招不来的人，竟然是太子的朋友，太子必有一帮人在身边帮忙，因此没换太子。这四个天下有名的大佬，很可能是找人假扮的，因为后来从没看到这四人有什么作为。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吕家的内侄慢慢起来，是谁替刘家把政权拿回来?不是刘家人，而是刘邦当年的老战友周勃、陈平等帮他争回天下。从汉初到汉武帝晚年，功臣集团始终占领政治集团很大的位置。郡太守一定要功臣的子孙担任，宰相一定要封侯才能做，但只有军功才能封侯。后来，不能不用文人为相时，才开始将文人先封侯再做宰相。所以，汉代功臣集团维持的时间远比宗室内亲要长。在汉朝，牺牲大批亲人的例子太多，而牺牲功臣则很少。刘邦曾对哥哥的儿子吴王濞说：你将来要造我的反，要小心。刘邦心里对宗族一直不太相信，对亲戚一直存着怀疑、嫉恨。
以上，我把刘邦的私人性格和公众行为、历史影响套在一起看，多多少少用了Erik Erikson的方法，但没有完全套用，只是纯粹从刘邦的性格形成，来看他对当时以及后世作为的影响。
四、重亲情薄友情限制了朱元璋的视野
朱元璋跟刘邦一样，是由穷人慢慢打出天下，匹夫为天子。朱元璋什么亲戚都没有，只有他哥哥死后留下的一个侄子，和姐姐死后留下的一个外甥，三个小孩为伴。朱元璋穷得没饭吃，偷鸡摸狗、要饭，什么都做，后来去做小和尚，接着又伙同在凤阳结交的一批哥儿们投军。由于他打架的本事一等一，便在郭子兴的红军做随从的卫兵。在这时候，他认识了郭子兴的干女儿马皇后。马皇后岁数比他大一点，人也不怎么漂亮，但很能干。一个是卫兵，一个是干女儿(就是丫头)，门当户对，两人感情很好。朱元璋本来孤单一人，只有友情，缺少亲情，自从有了马皇后，他体会到什么是亲情。马皇后因而成为朱元璋一辈子最亲近的人。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和刘邦是倒过来的。
朱元璋打天下，靠的是淮西一批功臣。他和这批人一起在郭子兴部下，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感情，有依赖，也有冲突和矛盾。他经历过叛变，四无依傍，只有几个非用不可的朋友。他用的几个文人学究，如李善长、胡惟庸，都跟他虚虚假假，真真实实。他没有刘邦那种一起偷鸡、一起烧着吃的忠心朋友，情况比刘邦糟。
等朱元璋定了天下，儿子早死，留下幼孙，为了保护孙子便大杀功臣。亲情与功臣比起来，朱元璋要保护的是幼小孙子，因为孙子投射的是他早死的儿子，早死的儿子投射的又是他亲爱的马皇后。因此，他因疼爱孙子，尽一切办法帮他清除四周的障碍。明初杀功臣，杀了几万人，连当年等于营长、排长的人都杀，都是莫须有之罪。惟有几人例外：一是徐达，病死;一是常遇春，累死;还有干儿子沐英，世代镇守云南。除了这几人，功臣几乎全被朱元璋杀光。
比较汉高祖和朱元璋，一个重友情、薄亲情，一个重亲情、薄友情。朱元璋重亲情重到以为只要把儿子分封出去，拥有若干军队，中央有事时，王子每人提3000兵，就可解决问题。于是在通都大驿、战略要地，从东到西封儿子出去，燕王在北京，晋王在山西，秦王在西安，宁王在大宁。他以为兄弟姐妹感情会非常浓厚，一起保大明，但事后证明没这回事。
从这两个例证，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在长大过程中经历的事情、面对的事件，以及所见的冷暖人情，都会影响他事业成功的过程。重友情的汉高祖，心胸开阔，用人用得宽，招了一堆别人的谋士如张良、萧何等人来做自己的臣子，汉朝的规模因而靠他个人的历史而定。重亲情的朱元璋，圈子打得窄，除了淮西功臣集团外，他在浙东找的文人，包括刘伯温在内，基本上都没听他的话。明朝后来，也没有真正的名臣、贤臣。再者，汉高祖关怀的是全中国，他一路打上来，统战做得好，次要矛盾放一边，集中打击项羽。朱元璋不是如此，他一辈子花最大力气的是荡尽群雄，不是赶元人出去，他像一个穷孩子，有点产业后便抓在手上不肯放，所以要“高筑墙，广积粮，不称王”，不做“出头鸟”，就算打不了第一，也可有粮可吃、有城可守。
朱元璋的高筑墙，是真的。前几年，我在山西、河北到处看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一路上看到明朝建的城、庙和官署，盖得真好。值得注意的是，像蔚县县城有四个门，北边有门但门洞是堵死的。这是防守心理，跟人家打仗，却不开门，完全没有攻击开阔的视野。明朝盖万里长城，从山海关一直建到嘉峪关，一条线连在山顶上，意思就是：这是我家的篱笆，我的墙，你别进来，是保家产的意思。明朝始终不开阔，跟汉朝屡次大军出击不一样。汉朝的边功，是十几万的牲口，几万、几千的俘虏，上万的首级;明朝的边功报上来就可笑了，斩首5个，大捷。这两个朝代长期延续的性格，从他们两个开创帝王立下的规模，传下的风格，就可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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