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想杖责石达开,表演“天父下凡”即可,石达开不敢有怨言。但是,杨秀清为了平衡各派力量,故意放过石达开。
一、被杨秀清杖责过的王侯
说起杖责,不由得想起明朝的“廷杖制度”,大庭广众之下打官员的臀部,是一种侮辱,是皇帝专制独裁的表现,也是暴君的典型。
太平天国的杖责,类似明朝的“廷杖制度”,却又不一样。明朝的廷杖,是皇帝对大臣的惩罚,是君臣纲常的产物。太平天国的杖责,是父亲对儿女的惩罚,属于“家事”。
太平天国宣称:“天下男子都是兄弟,天下女子都是姐妹,你们都是天父皇上帝的儿女,共享荣华,平等相待。”
儿女犯错,父母自然有资格教育,这无可厚非。那么,谁是父母呢?答案是,东王杨秀清,他享有“天父代言”的资格,以父亲口吻训斥儿女。
1848年,冯云山被逮捕入狱,拜上帝教人心惶惶,杨秀清表演“天父下凡”,及时稳定人心,从而夺取了教权,凌驾于洪秀全之上。
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作为立国基础,杨秀清掌握教权,自然就可以染指政权、军权,最终集“三权”于一身,成为太平天国实际掌舵者。
手握大权,又可以“天父下凡”,杨秀清想要杖责谁,还不是简单的事。即便是天王洪秀全,杨秀清都敢下手,无视他这位“光杆司令”。
天京事变之前,享受过杖责,或者即将被杖责的王侯众多,洪秀全就是其中之一,而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也是经常被“照顾”,欲哭无泪。
韦昌辉被杖责,几乎都是杨秀清借题发挥,韦昌辉没有犯大错误,却被当众羞辱,这也是他支持天王发动天京事变,除掉杨秀清的重要原因。
1854年,“水兵事件”,韦昌辉躺枪,杖责一百大板,几天下不了床。此事,韦昌辉需要承担责任,但杨秀清是罪魁祸首。
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昌沿着长江东征,杨秀清对两湖渔民许诺:“到了南京之后,你们就可以回家,不用留在天国”,但杨秀清没有做到,他言而无信。
抵达南京后,两湖渔民不但不能回家,还被编入水师战斗序列,并参与西征两湖战争,这就不对了。两湖渔民,跑回家打自己人?这不是胡闹吗?水师是韦昌辉管理,部将张子鹏脾气火爆,殴打闹事士兵,终于激起兵变。
水兵聚众闹事,韦昌辉需要负责任,但杨秀清则是主要责任承担者,他需要为自己的“诚信”买单。结果呢?杨秀清没有自己反省,而是把韦昌辉、张子鹏当作替罪羊,张子鹏杖责两百大板,韦昌辉杖责一百大板,当众执行。
“水兵事件”没过多久,韦昌辉的哥哥跟杨秀清小妾的兄弟争夺房产。东王小舅子杖责“天父”权威,霸占韦昌辉家族位于天京城外的资产,韦家岂能轻易让步呢?杨秀清不管那么多,直接杖责韦昌辉,并让他自己处理家庭事务。
韦昌辉被逼无奈,只好处死兄长,讨好韦昌辉。后来,杨秀清威胁杖责天王,因为洪秀全欺负宫女,理应杖责40大板。韦昌辉见状,主动表示承担责任,杨秀清也不好将事情闹大,“天父”改口,洪秀全躲过一劫。
秦日纲、陈承瑢、黄玉琨则是在“牧马人事件”中被杖责。其中,黄玉琨是石达开的岳父,也是翼王集团的核心人物,地位仅次于石达开。牧马人事件,杨秀清也是小题大做,以“天父下凡”来羞辱诸侯王。
牧马人事件的起因是,杨秀清的同庚叔路过燕王秦日纲家门前,而秦日纲的马夫却没有起来行礼,惹毛了同庚叔。
所谓的同庚叔,除了姓杨,跟杨秀清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杨秀清出身低微,为了抗衡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大家族,故而极力笼络杨氏成员。
按照太平天国制度,东王最大,其他诸侯王的家属、仆人,看到东王的家属、仆人,要主动行礼,否则就是犯天条,要处以极刑。
也许是同庚叔没啥名气,马夫不认识他,没有行礼。同庚叔很生气,当场暴打马夫一顿,还扭送他去负责刑事案件的黄玉琨处,要求杖责。
黄玉琨好好劝说,让同庚叔息怒,同庚叔不依不挠,闹到杨秀清那里,说他们藐视东王。
杨秀清大怒,当即表演“天父下凡”,马夫五马分尸,黄玉琨杖责三百大板,前来求情的陈承瑢(陈玉成叔叔)杖责二百大板,秦日纲教育无方,杖责一百大板。
牧马人事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而已,杨秀清非要小题大做,嚣张跋扈的气焰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监督杖责的是韦昌辉,杨秀清想借此机会羞辱他们。
二、石达开躲过杖责,是杨秀清平衡各派力量的需要
纵观天京事变之前的“杖责”,除了石达开没有被杖责,其余主要诸侯王都逃不棍棒,确实很有意思。
石达开躲过杖责,直接原因是他在外带兵作战,杨秀清总不能表演“天父下凡”后派人去前线杖责翼王吧。
杨秀清杖责诸侯王,几乎都集中在1854年前后。此时,石达开督师安徽,又带兵征战江西,几乎没有时间回天京,杨秀清想见他一次都很困难,别提杖责了。
那么,杨秀清敢杖责石达开吗?答案是肯定的,石达开不敢反抗,也不会反抗,因为不是杨秀清杖责他,而是“父亲”,也就是“天父”。
杖责诸侯王,包括威胁打洪秀全,都不是杨秀清发号施令,而是表演“天父下凡”来进行。“天父”回家后,杨秀清才“醒过来”,问大家究竟是怎么回事,非常具有表演艺术细胞。
石达开躲过杖责,是杨秀清有意而为,他需要石达开支持,平衡各派力量,从而树立起绝对权威,为日后取代洪秀全,掌控太平天国做准备。
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一个特点,杨秀清经常“杖责”的诸侯王,他们几乎都是一个阵营,或者说是同盟关系。
都知道,太平天国实行“军师负责制”,洪秀全是“虚位”元首,临朝不理政,也没有一支直属武装力量。太平天国实权,都是诸侯王掌握,杨秀清只是其中之一,且本身实力并不是很强,靠“天父下凡”加持,才勉强成为霸主。
太平天国创办之初,权势最显赫,兵马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诸侯,是西王萧朝贵,而不是杨秀清。
萧朝贵,洪秀全的妹夫,“天父”的女婿,享有“天兄代言”资格,他的政治地位没得说。再则,萧朝贵麾下兵马众多,名将如云,本人还是一流名将。
罗大纲、林凤祥、李开芳、曾水源等可以独当一面的悍将,都是萧朝贵的人。太平天国早期,征战沙场,攻城略地的,就是这帮人。
北王韦昌辉是萧朝贵铁杆盟友,而韦昌辉又是太平天国最大的“赞助商”,钱多、兵多,家族力量非常强大。
1852年,萧朝贵阵亡沙场,但西王的力量都基本拥戴天王洪秀全,他们存在利益关系。杨秀清威胁杖责洪秀全,别人都不敢出来求情,韦昌辉却敢,道理在这。
天京事变时,韦昌辉、石达开同时接到密诏,为何石达开不回来,韦昌辉却连夜杀回京师“勤王”?道理也是一样,韦昌辉支持天王,只是被当作“替罪羊”而已。
秦日纲,洪秀全在紫荆山活动时亲自去拉拢他,肯定是天王的人。天京事变后,石达开要杀了秦日纲,洪秀全非要保护起来,无奈翼王以带兵外出来要挟,强迫他处死秦日纲。
金田起义,秦日纲带着2千矿工参加,这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要知道,矿工的组织能力、行动能力,以及纪律性,远非农民可比。
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杨秀清总是找洪秀全、韦昌辉、秦日纲的麻烦,一言不合就“天父下凡”,当着众人之面杖责他们,极力羞辱。
石达开就不一样,他跟西王萧朝贵关系很差,对天王洪秀全也谈不上多忠诚,他不但手握重兵,而且非常有想法。杨秀清非常了解情况,石达开是可以拉拢的对象,或者让他在权力博弈中保持中立。
金田起义之前,石达开得罪了“天兄”。石达开是客家人,被土著居民欺负,地主团练组建武装,带着人马攻打石达开,抢夺土地。石达开打不赢,萧朝贵、韦昌辉率人来协助,打跑了团练,便想回家过年。
石达开担心团练再次来闹事,让萧朝贵留下来,萧朝贵则认为石达开胆小,便表演“天兄下凡”,斥责他一顿。从此,“天兄”不再关照石达开,这也是为何石达开在萧朝贵阵亡之前,都没啥重大战斗机会的原因。
萧朝贵阵亡长沙,杨秀清这位“天父”才后来居上,石达开才得以崭露头角,且独当一面,而韦昌辉、罗大纲则被冷落。杨秀清是“天父”,理论上比“天兄”厉害,实则不然,杨秀清能依靠的资源不多,且身体不好,没有精力跟萧朝贵斗。
石达开跟天王洪秀全的关系也一般,石达开除了敬佩冯云山,连杨秀清也不放在眼里,他有自己的雄心壮志。石达开是冯云山引进拜上帝教,且经常离开京师去作战,跟洪秀全交集并不多,君臣关系一般。
后来的事情发展,足以表明这一点。天京事变,为何石达开不回来,而是留在武昌坐视南京城内相互厮杀。石达开回京辅政,为何要诛杀秦日纲、陈承瑢,这两位洪秀全最宠信的人。要知道,石达开是强迫洪秀全诛杀他们,比杨秀清还要过分,杨秀清是“天父下凡”,而不是直接下令,性质是不一样的。
石达开对杨秀清也是如此,杨秀清想控制军权,必须拉拢基层将领,让他们去镇守战略要地,而石达开却不允许。江西征战时,石达开都是派自己的人马控制城池,即便返回天京参加摧毁“江南大营”之战,也是让黄玉琨、傅忠信、赖裕新等亲信控制各地,坚决不让杨辅清来夺取胜利果实。
石达开兵力雄厚,雄心勃勃,不会久居人下,跟洪秀全、韦昌辉、秦日纲阵营不是铁板一块,貌合神离。杨秀清深谙斗争策略,他没有杖责石达开,就是为了拉拢他,让他支持自己,或者是保持中立,为日后取代天王减少阻力。
杨秀清没有看错,石达开确实如此,他没有遵守盟约,而是留在武昌,想置身于天京事变之外。李秀成自述书:“北王、翼王密议,诛杀东王及其兄弟三,其余皆不得多少。”结果呢?李秀成又说:“闻知天京杀戮过多,翼王与曾锦谦、张遂谋狼狈返京,计议免杀之事。”
石达开没有回来,但韦昌辉、秦日纲火速回京,杨秀清成为失败者。撕下“天父下凡”的伪装,双方铁了心要一决胜负,杨秀清斗不过洪秀全、韦昌辉、秦日纲联盟,更别说石达开加入了。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杨秀清不杖责石达开,而专门找其他人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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