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常府街因明初开平王常遇春(1330-1369)的府邸曾坐落于此而得名。相传，当年的“常府”富丽堂皇，今杨公井东原来有个地名叫花牌楼，就是因常府的西牌楼而得名(南京红学家严中认为此花牌楼为“大观园”牌坊的原型)。现常府街北侧公交车站后面有个小区，里面隐藏着一座青砖小瓦、翘角飞檐的清代花厅，即常府街24号古建筑，笔者很早就对它有过关注。近期在查阅晚清邓启贤题款的《江宁省城图》时，发现此位置为“倭缎堂”标识。这个名称有点特别的“倭缎堂”是怎么回事呢?
倭缎与倭缎堂的由来
倭缎堂，顾名思义就是生产倭缎的工场。那“倭缎”又为何物?众所周知，明后期纺织技术进步很快，因存在海上贸易，在东南地区出现了“倭缎”“倭绒”等新名词。倭缎的“倭”字并不具备特定的地理概念，而是泛指当时在中国沿海经商的外国人，比如荷兰人、葡萄牙人等。
一般认为，倭缎是中国传统丝绸技艺受到欧洲天鹅绒制法影响下再创造的产物。
随着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的桑蚕丝织技艺逐步传入西域。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意大利成为欧洲蚕丝工业的中心。天鹅绒技艺最早在意大利出现，明代“隆庆开关”后，由荷兰人将这种丝绸起绒的技术经日本传入中国福建。《漳州府物产考》记载：“漳州以绒织之，置绒线其中，织成割出，机制雪蒸，殆夺天下。”清代，漳缎织法又在苏杭地区得到不断革新，并最终形成技艺成熟的倭缎，而江宁(今南京)的倭缎堂则成为重要的倭缎生产基地。
据清嘉庆《江宁府志》(光绪重刊本)记载：倭缎堂址为明代开平王常遇春府第旧址。由此可知，这个织造工场原属于常家府邸的一部分无疑了。
那么常遇春王府何时演变成倭缎堂的呢?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中记有：“白下仿倭缎，先纬铁丝而后刮之。”因此至少在明代，金陵织造业已掌握了倭缎的制作技术。然而，大明朝廷虽在南京城(今南京老城区)派有提督织造太监，并建有织染局，但采取的是“领织于散处民居”的经营方式，是不大可能会在当朝开国元勋的旧府之中建上一所织造工场的。清顺治二年(1645)，清朝廷恢复江宁织染局;顺治八年(1651)，江宁织染局奉旨颁令，改为“照额设钱粮，买丝招匠，按式织造”的定制，并在当年首次完成“倭缎六百匹”的“御供”;康熙二年(1663)，清廷内务府在江宁设置江宁织造署，曹玺(曹雪芹的曾祖)就任首位织造官(四品织造郎中)，以后曹家祖孙三代(四人)先后掌管江宁织造长达59年之久，江宁织造也逐渐步入了辉煌期。据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期的黄册档案记载，江宁织造署下设有织造局(工场)三处，包括：供应机房(在汉府街一带，曾称进御机房)、倭缎机房(即倭缎堂，在常府街)及诰帛机房(在明故宫北安门内，也称神帛堂)。据此，笔者推测：倭缎堂始建于清顺治八年，完善于康熙早年。
黄册档案还记有：乾隆三年(1738)，(倭缎堂)设有织机46张，人匠236名，年产倭缎一万多匹。乾隆年间是江宁织造业的鼎盛时期，包括：官办织造局、民间作坊等共有各类织机3万多台，机工5万名左右，相关的从业人员达20万之多。可以想象，当时的常府街头一定是机杼之声、比屋相闻，倭缎堂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当年的“奢侈品”
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设立织造局，合称“江南三织造”，专门负责供应宫廷和官府所需各类纺织品。能在江宁织造局中“鼎足而立”的倭缎堂，一定是根据官方对倭缎的大量需求所设立。
在清代，倭缎被奉为“珍品”，穿着倭缎服饰不仅彰显其着装的华丽与富贵，甚至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顺治九年(1652)的《钦定服色肩舆永例》中明确规定：凡公、侯、伯以及七品以上官员皆可着倭缎服饰，七品以下至举人、秀才等则只能在衣服的袖、领上用倭缎镶边，其他兵民概不允准使用，违禁者杖百、徒三年。此项规定，直到清中期才逐步放宽，但倭缎仍然是平头百姓眼中的“奢侈品”。即便是如此严格的限量使用，但整个朝野对于倭缎的总需求量仍是相当可观，设置倭缎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清宫的档案里，常可见到历朝皇帝将倭缎作为“赏赐品”使用，被封赏者多为皇亲国戚和受恩宠的王公大臣，以及蒙藏贵族、藩属王、外国使节等。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使者进贡西洋织品，回赐的物品中就有倭缎。康熙二十三年(1684)，琉球国王进贡谢恩，赏赐的物品中也有倭缎。乾隆七年(1742)的《国朝宫史》中记录了“乾隆爷”给后宫的“年俸”，其中关于倭缎的赏赐如下：皇太后、皇后各4匹，皇贵妃、贵妃、妃子各2匹，嫔、贵人各1匹，常在、答应则无。此份“大内工资单”既反映了后宫的等级森严，也凸显了倭缎的珍贵。
在清早期的西域对外贸易中，特许经营的地方官府奉清廷之命，以“四庹(音tuǒ，一庹约合五尺)倭缎1匹，换取骏马3匹或肥羊25只”的固定比价与远道而来的中亚客商交易，可见当时的倭缎俨然就是“边贸”中的“硬通货”，可以认为是早期全球化时代东西方之间海上丝绸交流的实证。
大文学家曹雪芹出身织造世家，对倭缎非常熟悉，在《红楼梦》中多次提及。如第三回中，林黛玉初见贾宝玉时，但见其身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掛(褂)，登(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又如第一百零五回中，从宁国府中查抄出的物品，其中就包括：“倭缎三十二度。”由于，曹雪芹幼年居住的江宁织造府(今大行宫一带)距离倭缎堂也仅有二三里之遥，想必其曾去游玩，并耳濡目染过倭缎的生产。
倭缎堂的衰亡
随着时代的变迁，倭缎堂历经了战火毁损、重建、衰退，直至消亡。清咸丰、同治年间，江宁织造局(三处工场)均毁于兵燹。同治四年(1865)五月，署理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在珠宝廊(白下路内桥向西至建邺路鸽子桥一段，即今中检大厦、万里商务中心一带)复建江宁织造局，将供应机房与倭缎堂合并于此，但其规模已远不及先前。自此，常府街上存有200多年的倭缎堂终成历史。
光绪三十年(1904)，清朝廷因财力、物力艰难，裁撤了江宁织造局，持续了260年的“官办织造”终告完结，但倭缎的制作技术仍在民间得以传承。
可以说，倭缎堂作为江宁织造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和成就了江宁织造曾经的繁荣与辉煌，也见证了曹雪芹家族三代的荣辱与兴衰。所谓迹往名留，如今驻足徘徊在常府街24号这座玲珑剔透、古朴典雅的古建筑前，我们可以遥想“倭缎堂”昔日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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