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仪凤门,钩沉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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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来,仪凤门都是南京的北大门……出了仪凤门这后门,是长江边,官员们北上,军队出征,都要走这个城门。”这是小说家叶兆言在新作《仪凤之门》中对南京仪凤门的一段表述。仪凤门在其中成为一双见证历史风云际会的眼睛,阅览着城市变迁和人物悲喜命运。该作首发于《收获》,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日前,全国2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南京,纵论《仪凤之门》何以会成为叶兆言从“秦淮河视角”到“长江视角”的转折之作,又何以被誉为其长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以仪凤门为基点,勾勒城市历史变迁

  要了解叶兆言笔下的《仪凤之门》,得先从现实中的仪凤门说起。

  明南京城墙有十三座城门,仪凤门正是其中之一;它夹在两山之间,一边是狮子山,一边是绣球山;其功能在当时完全是纯军事的,镇守着明南京城北大门。

  明迁都北京后,仪凤门一度被堵了起来,清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重修仪凤门,还修了名噪一时的“江宁大马路”。“江宁大马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官家出钱修筑的“现代化”公路,从江边下关码头出发,穿过仪凤门进入南京城,循着旧石板路直抵两江总督衙门,并与城南最热闹的夫子庙联系在了一起。仪凤门的重修完工和“江宁大马路”的修筑,同时为南京下关开埠做了准备。仪凤门后被改名为“兴中门”。

  正如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所言,在当代文坛上,叶兆言一直以先锋的姿态、突破自我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为批评家和读者所称道,不断给我们带来阅读的惊喜。在张之洞重修仪凤门一百多年后,叶兆言在南京的居所离长江又近了一些,滚滚长江,成为他进入南京历史年轮的又一扇窗口,《仪凤之门》即聚焦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的历史,书写南京在其中承担的命运。主人公杨逵和他一道拉车的兄弟水根、冯亦雄等,以各自的方式卷入动荡的时代中。杨逵先是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反抗清廷的革命,又稳稳抓住了下关开埠繁荣的契机,一跃而成为商界名流。从懵懂无知的少年到穷途末路的中年,他涉足革命、商界、政坛,好似时代的宠儿,又为时代付出了代价。

  在历史性细节中感知时代人物命运

  第一所女子学校、第一条大马路、第一列城市轨道列车、第一座砖混大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眼里,叶兆言所呈现的大时代、大视野,其中的人和事,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靠背后几十年扎实的积累。

  “为什么南京第一条最有名的大马路,不叫南京大马路,叫‘江宁大马路’呢……将近三百年的清代,江宁就是南京,南京就是江宁。”“从下关进城,可以选择通往市区的小火车,也可以乘坐泰马车公司的马车。”“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是有史以来首次用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博览会,前后共有二十多万中外人士参观。借鉴的模板是万国博览会,也就是后来的‘世博会’……”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刚看来,《仪凤之门》有着城市地理学的意义,是城市的历史再现,尤其是读了《南京传》后再来看《仪凤之门》,就会明显感受到小说里不断穿插南京的历史和景观。历史小说为了追求史料的准确性有时候会被史料压垮,但叶兆言的小说一方面建立在历史材料之上,另一方面是用文学想象去建构,是两者共同完成和再造的结果。

  “历史有时候会记录一些冰冷的数字和朝代的更迭,背后的记忆、文化和日常生活,附着在小说上才能被人触摸、感受和铭记。”与此同时,书中流淌着的诸多真实的细节,让人在不经意中收获到一种奇特的阅读体验。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认为,史感的建立对于确立小说的真实感和人物形象非常重要,比如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杨逵并非主体性特别强的个体,很多时候是被历史潮流和日常生活的惯性推着往前走,而实证的真实被还原到历史场景当中,对读者的触动会更深切一些。

  叶兆言对南京历史的熟悉,是刻到骨子里去了,“小说里有一些历史性细节,需要作家对历史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和感受。”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说。

  实现南京书写在地理空间上的转移

  《收获》主编程永新一开始就注意到,叶兆言以往的南京书写多着墨于秦淮、玄武湖、莫愁湖,但在《仪凤之门》里,他将笔墨转移到了长江。

  在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看来,仪凤门无疑寄寓着南京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叶兆言选择它作为“历史见证物”,背后别具深意。“依托这扇仪凤门,叶兆言得以在中国现代化的路线图上,审视南京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说。

  据叶兆言介绍,他以前并不了解仪凤门,对仪凤门开始有比较详细的了解,是在前几年写《南京传》的时候,并促使他对南京与长江的关系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理论上,南京虎踞龙盘、雄视江左,是一座地地道道的长江城市,但就历朝历代老百姓的体验而言,长江恢弘、神秘又危险,这也就决定了以前南京人和长江的关系,不太可能像和秦淮河那样亲密相依。但长江见证了历史新旧之交,他让主人公以在下关码头揽活的人力车夫的身份,登上了时代舞台。正如何平所说,《仪凤之门》标志着叶兆言的南京书写在地理空间上的一次转移——从以秦淮和鼓楼为中心的空间区域转型到下关。随着这样的转移,叶兆言的南京书写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南京城市,而是在现代世界的版图上书写南京的城市故事和城市人的命运。

  叶兆言介绍,《仪凤之门》完稿后,他偶然看到一张南京老照片,拍的正是下关,画面上的西式洋楼鳞次栉比,几乎可与上海外滩媲美。“小说写完,突然发现下关之繁华‘有图有真相’,感觉很得意。”

  在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看来,叶兆言就是南京最好的文化代言人,总能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南京,“他以深厚的修为和独特的文人气质写出了南京城的林林总总,也写出了南京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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