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伯夷、叔齐是中国千古隐逸之宗，他们对武王伐纣不满，于是“义不食周粟”，采薇于首阳山，最终饿死。数千年来隐逸者代不绝踪，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伯夷、叔齐的影子。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伯夷、叔齐为何采用“不食周粟”的方式来脱离周朝统治?周朝之粟与周朝之统治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两人为什么不吃“粟”却吃“薇”?
粟与薇的重要区别是：前者是人工种植的，后者是自然天生的。周朝以农业立国，“粟”是周朝主粮。当时适宜种植粮食的平原沃野基本都被周朝控制，在这土地上耕种的人民也就成为周朝的属民。如果吃粟的话，或者自己耕种，或者交换购买，或者接受颁赐——自己种地，就成为纳粮服役的农民;交换购买，就得被周朝管理;接受颁赐，就成为周朝的臣子。无论如何，要么为“民”、要么为“臣”，在伯夷、叔齐看来，这都无法独立于天地之间。
薇是野菜，自然生长于山郊野外。山野是大自然的无尽藏，但对于伯夷、叔齐这样没有野外生存经验的人来说，通过采薇糊口颇为困难。不过，两人能逃于首阳山以采薇为生，至少说明在伯夷、叔齐故事盛行的春秋战国时期，首阳山这样的自然山林能够独立于周围的农耕地区，人在其中栖息俯仰、自谋生计，可以不为周朝之臣，不受周朝之治。
换句话说，在“自然”与“人为”之间有一条界限，只要逃出“人为”的领域，就可以在大自然中逍遥自适、自生自灭。人生于天地之间，就有在天地之间自由生存的天然权利，在原始本真的状态下生存。当然，统治阶级不会放任这种逋逃行为，于是极力将自然也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千方百计取消逃避统治、回归山野的合法性，《诗经·北山》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伯夷、叔齐的故事也逐渐变味。三国时代，蜀国学者谯周所撰《古史考》一书，其中记载了伯夷、叔齐故事的另一版本：“伯夷、叔齐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这个故事中的“山野妇人”形象很有意思，她没有什么学问，也不懂得所谓君臣大义，代表着底层的朴素正义。作者通过山野妇人之口，表达了一个他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朴素道理：不仅人工种植的粮食为周朝所有，就连自然生长的野菜也归周朝所有，既然不接受周朝的统治，就不能吃周朝的野菜，也就无权再生存于天地之间。
人生于自然，却没有在自然中生存的天然权利，面对这种现象，古人也在尽力挣扎、尽力探索。
二
探索者之一，就是春秋后期的鲍焦，不过他是作为失败者的典型被记住的。
根据《韩诗外传》等文献记载，鲍焦是一位贫困的贤者。有一次，鲍焦穿着破衣烂衫，拿着畚箕在路边摘野菜，遇到孔子的学生子贡。子贡资藉豪富，辞辩过人，与鲍焦形成鲜明对比。子贡问鲍焦：“先生怎么贫困到了这种地步?”鲍焦说：“天下遗弃德教的人太多了，我怎么能不到这种地步呢?我听说，世人不了解自己，自己却还不停作为，这就是错误的行为。君主不起用自己，自己却还干谒请求，这就损毁了廉正的节操。行为已经错误，廉操已经损毁，但是还不肯停下来，是因为迷惑于利益罢了。”鲍焦这番话，明里暗里讽刺孔子、子贡师徒汲汲皇皇周游列国的行为。
子贡说：“我听说，非议这个世道的，就不应该在这世道谋取利益;认为君主不行的，就不应该踩在君主的土地上。现在您觉得君主不行，却还踩在他的国土上;您觉得世道不行，却还摘野菜以自利，这样可以吗?”鲍焦无法反驳子贡，只得“立槁于洛水之上”。子贡对鲍焦的驳诘，与山野妇人对伯夷、叔齐的问难一样，鲍焦无法解决这种生存的道义困境，偏偏又是一个极为重视伦理道义的人，于是被活活困死。
鲍焦为什么在“洛水之上”枯槁而死?“洛水之上”也有文献写作“洛滨”，也就是洛水的河边，河滨是水流与土地的交界地带，是“王土”的边缘。鲍焦想逃离“王土”，于是来到洛滨，再向前一步就将赴水而死，后退一步就是“王土”，他进退不得，只能困死在水边。如果将“洛水之上”理解为洛水的桥上，则此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不着水，是“王土”之外的一个特殊空间。但仅仅立于桥上，是无法获取衣食、谋为生计的。
伯夷、叔齐采薇首阳，山林作为自然空间，是隐者最后的栖息之地。相比之下，在子贡、鲍焦的观念中，一切自然空间都成了“王土”，隐者只能在“洛水之上”这个边缘地带进退不得。鲍焦正是被困在“王土”的君臣伦理困境之中，成为探索隐者生存空间的失败者。
三
鲍焦失败了，但另一个人成功了，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河上公。
根据葛洪《神仙传》记载，西汉初年有一位奇人，在黄河边搭了一个草庵子，时常诵读老子《道德经》，人们称他为“河上公”，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汉初盛行黄老之学，汉文帝也喜好老子之道，但经文中有几处疑惑难以索解。有人向文帝推荐河上公，文帝就派人去黄河边请教，河上公说：“道、德是很尊贵的，要问就亲自来问。”
文帝于是来到河边拜访，河上公在庵子里不出来。汉文帝引用《诗经》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道德经》的“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来说明皇帝的尊贵地位，觉得河上公就算是有道之人，也是自己的臣民，应该听从自己的命令。没过多久，河上公坐着拍手一跃，缓缓升到半空中，距离地面有一百多尺，停在空中不动，低头朝下说道：“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焉?君宜能令余富贵贫贱乎?”文帝这才知道河上公是神仙，赶紧下车伏地跪拜道歉，恭恭敬敬地向河上公请教。河上公给文帝两卷素书《老子道德章句》，说道：“熟研究之，所疑自解。余著此经以来，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示非人!”
在这个故事中，汉文帝站在皇帝的立场，认为天下所有人都是自己的臣民，河上公的应对之策是凭借超自然的神力跳出天、地、人三界，处于一切秩序之外，这是真正的边缘地带，也是真正的逍遥之境。当然，河上公是神仙，所以能在半空悬浮，如果他是一介凡人，想要逃离“王土”就万万不可能了。
四
从伯夷、叔齐到鲍焦，再到河上公，可以看出隐士的生存空间日益紧缩，以至于一切自然空间都是“王土”，山林湖泽、草木鸟兽等一切自然资源也都归“王土”所有。
但是，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古人从未停止探索自由生存的空间。既然凡人不能脱离“王土”，那就努力成为神仙。战国秦汉以来，修仙之术大行其道。皇帝修仙是想长生不老，士人也多有热衷入山修炼者，这是为了追求成仙后的自由境界。
《庄子》写道：“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从物理上来说，山林亦是“王土”，人不管在何处生活都无法逃离;从伦理上来说，父子之恩、君臣之义是无所不在的，人生在世也无法逃离这些伦理关系的羁绊。历代隐者为了给自己寻求心理空间，经历了漫长复杂的挣扎和徘徊，一直在探求逍遥之道。
古人找到的一种“逍遥之道”，便是由“向外”转为“向内”，追求内心的高洁和自由。古人的探索过程产生了大量与归隐相关的作品，这些作品赋予归隐更多审美层面的价值。魏晋以来，许多文士通过诗歌表达自己的内心志向，像阮籍的咏怀诗、谢灵运的山水诗、陶渊明的饮酒诗、郭璞的游仙诗、王维的山水诗等，都达到了内心的归隐和逍遥之境，千百年来余响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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