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是柴水香烈士诞辰120周年，特刊此文，以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
柴水香，又名志福，化名陈文杰、方均，祖籍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石山弄村，1903年4月16日出生在宁波城区乌楼庙跟(现海曙区英烈街7号)的一户贫苦劳动人民家庭。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宁波市手工业工会主席、浙南特委军事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在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记载起义参加者名录的“英雄墙”上，就刻着柴水香的名字。当年2万余人参加南昌起义，至今有千余人的姓名被记录，柴水香是其中之一。
■投身工人运动
1924年，柴水香在宁波华泰绸厂当工人。他目睹北洋军阀的黑暗腐朽统治，强烈希望学习知识，投身革命。
1925年初，宁波基督教青年会办了一个倶乐部，以开设夜校、举办讲座的形式宣传革命真理。柴水香便同曹鸿棠、鲍悲国等人一起参加了夜校的学习。
1925年5月，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柴水香参加了6月2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宁波各界人士反帝示威游行。此后，他更加热心于工人运动，常常利用工余时间访问工友，结交谈心，动员他们加入工会。在他的组织、发动下，华泰绸厂工人先后举行过几次罢工，均获胜利。在这期间，他还组织成立了宁波箔业工会。
在革命斗争中，经常受到宁波一些共产党员帮助和教育的柴水香，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26年2月，中共宁波地委经过慎重考察，正式批准柴水香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柴水香又遵照党组织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21日，宁波市总工会成立，下辖产业、店员、手工业三大工会。柴水香被选为市手工业工会主席，作为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的助手，致力于工人运动。12月，名义上归属北洋军阀孙传芳统辖的浙军第一师陈仪部响应北伐，在绍兴起义。为支持这一革命行动，中共宁波地委决定由王鲲、柴水香等20余人组成前敌宣传队，慰问驻扎在宁波至曹娥铁路沿线的第一师官兵，并协助起义军组织政治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国民党右派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杨眉山、王鲲、柴水香等4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清除出国民党。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宁波地委命令一部分身份已公开暴露的党团员分批撤离宁波。根据党的指示，柴水香前往武汉从事革命活动。
■在斗争中成长
到达武汉后，柴水香住在旅汉宁波同乡会的江浙流亡同志招待所。1927年5月底，党组织在同乡会内举办训练班，组织所有避难的浙江革命同志学习有关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政治、哲学等理论。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柴水香增长了不少革命知识。
同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等撕下了假面具，与蒋介石勾结，实行“宁汉合流”，武汉的形势日趋紧张。党组织对各地流亡在武汉的革命同志作了动员和应变安排：一部分人去苏联学习，一部分人参加贺龙、叶挺领导的部队，一部分人分散回各地坚持斗争。柴水香选择了投军反蒋的道路，到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教导团学兵队一连八班当兵。7月中旬，第二十军贺龙部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部，由武汉、鄂东出发，向南昌集中，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柴水香随部队从武汉乘船沿江东进，在江西九江下船，随即参加了南昌起义。不久，起义军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军。因敌我力量悬殊，部队在潮汕战斗中失利，柴水香在作战中被敌军俘去。
敌人将柴水香和其他被俘起义军战士临时关在一间民房里，因战斗尚未完全结束，敌军匆忙间没有把他们捆绑起来，也来不及进行审问，门口只有一个敌兵看守。柴水香见房子前面是一片又高又密的甘蔗林，警戒又不严，与被俘的战友们商量后，找了一个借口，骗看守的敌兵打开门锁。几人一拥而上，把敌兵拖入房内，然后夺门而去，进入密密的甘蔗林，成功脱身。
脱险后，因找不到部队，柴水香回到了宁波。当时，正值中共浙江省委派卓恺泽为特派员到宁波整顿遭受严重破坏的宁波党团组织。党组织鉴于柴水香是工人出身的优秀党员，又经过南昌起义和潮汕失利的严峻考验，决定在宁波城区乌楼庙跟柴水香家设立联络点。
不久，柴水香和卓恺泽、曹鸿棠等人组成了鄞南暴动委员会，准备组织发动以石桥为中心的鄞南武装暴动。11月5日，省委常委王家谟由杭抵甬，带来省委制定的《浙东暴动计划》，准备发动浙东大暴动。宁波市委决定服从省委的统一计划，暂停发动鄞南局部暴动，通知已集中的人员分别撤回。由于在杭州的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浙东暴动的领导者王家谟等在温州被捕牺牲，浙东大暴动计划未能实施。
浙江反动当局缴获《浙东暴动计划》后，即密电各地搜捕共产党人。11月底，柴水香在家中遭敌人逮捕，先后被捕的有70余人。12月10日，经过初步审讯，柴水香和樊仲甫、庄启东等被押往杭州，囚禁于浙江陆军监狱。
狱中，柴水香十分关心同志，并积极帮助难友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他把监狱当作学校，刻苦啃读了蔡和森编写的《社会进化史》、李季翻译的《通俗资本论》等著作，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开庭审问时，柴水香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没有暴露，便假装委屈，大喊冤枉。敌人施加酷刑，逼他招供，他始终不吐真情。敌人以“共党嫌疑”的罪名，判其两年半徒刑。后来，柴水香的父亲托人设法营救，反动当局于1929年上半年让其保释出狱。
出狱后，由于在杭州、宁波等地找不到党组织，柴水香转往上海，最后通过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29年夏，党中央派柴水香到浙南工作，他化名陈文杰，从上海启程前往温州。
■领导红十三军的“赤脚大仙”
1929年10月，根据中共永嘉(温州)县委的安排，柴水香到永嘉莲花心村工作。以莲花心为中心，他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把桐岭脚、上河乡一带的农民发动起来，成立了农民赤卫队。
这时，浙南各地接连发生农民暴动，纷纷建立农民武装。1929年10月，在温州地区颇有威望的中共早期党员胡公冕，秘密回到浙南，把分散在各地的农民武装集中起来，于11月间在永嘉楠溪潘坑成立了浙南红军游击队。1930年1月，党中央派巡视员金贯真到温州，负责筹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和中共浙南特委。4月，金贯真和柴水香前往楠溪，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将浙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红十三军，胡公冕为军长，金贯真、柴水香分别担任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
红十三军成立后,柴水香经常向群众宣讲革命形势，向广大指战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部队每次行军前，均宣布严格的纪律，不准擅动群众一针一线，并规定：凡有抢掠老百姓东西者，即行枪决，决不恕贷。由于纪律严明，红十三军的威信大大提高，贫苦农民纷纷加入，队伍不断壮大。由柴水香带出来的那支赤卫队，成为第三营第九连。这支连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一直作为军部的直属队。
红十三军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极大恐惧。当时驻守温州的敌军已有一个团和两个营，仍惶惶不可终日，又增派“泰安”号军舰开进瓯江，以防红军进攻。1930年5月20日，红十三军政委金贯真在温州不幸被捕牺牲。此后，军长胡公冕和政治部主任柴水香分别率领部队在浙南地区开展游击战。
后来，胡公冕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领导整个红十三军的重担落在了柴水香的身上。作为全军的主要领导人，柴水香始终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事事以身作则，为人表率，与战士同甘共苦、亲如兄弟。他给自己立了几条规矩，逐渐成了惯例：部队开饭时，他总是代替哨兵站岗，让哨兵先去吃完饭后自己再吃;晚上宿营时，他总要去战士们睡的地方巡视好几遍，才能放心休息;部队每次开拔时，他都留在最后亲自检查遵守群众纪律情况。
柴水香对战士既严又爱，行军时看见战士的草鞋穿烂了，一时没有替换的新草鞋，就脱下脚上的草鞋让给战士穿，自己则经常赤着脚，在滚烫的山路上行走。有时脚底烫起了泡，他还是手拿一把大蒲扇，撩开上衣，袒露胸膛，忍熬着疼痛，若无其事地爬山越岭。战士们见此情景，十分感动，亲切地称他为“赤脚大仙”。
1930年6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各地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中共浙南特委负责人王国祯于6月22日至26日，在瑞安渔潭中村召开特委成立会议。会议传达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指示，决定成立暴动部，下设军事、土地、经济三个委员会，分别由柴水香等三人负责;同时宣布正式成立中共浙南特委，柴水香任特委军事委员。
“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红十三军遭受很大损失。即使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由于柴水香的正确领导、广大贫苦农民的全力支援和全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红十三军仍然打了不少胜仗。
1930年8月，红十三军准备攻打缙云县城。8月31日拂晓，部队在缙云城南同从碧湖开来的国民党浙保四团一个营的敌军遭遇，对方匆忙在桥上架起重机枪，妄图阻挡红军前进。柴水香果断指挥，红军战士分两路出击，经过英勇冲杀，很快攻入缙云县城，守敌“保卫第一团”机关枪连和步兵一个排缴械投降，连长和县长混在平民中逃跑。红十三军进城后，召开民众大会，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并烧毁了反动县政府衙署内的文契。
■英名垂浙南
红十三军撤离缙云后，来到小源(属青田县辖)进行整编，取消原先的大队、中队、分队建制，改为团、营、连、排，每个战士发一张符号，排长以上干部背值星带，部队建设渐趋正规。整编时，柴水香对董佐光部屡犯纪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董佐光怀恨在心，未经军部同意，擅自把部队拉回家乡上董。
1930年9月16日，红十三军攻打瓯渠后，部队消耗很大，柴水香也因劳累过度而病倒。军部决定部队分散休整，鉴于董佐光部武器装备较好，没有参加瓯渠的消耗战，上董又是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决定将柴水香送到上董养病，责成董佐光加以保护。
此时，国民党政府在温州城里贴出布告，悬赏5000银元缉拿柴水香。本就抱着投机思想参加革命的董佐光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出卖柴水香，以此作为投靠国民党的见面礼。
9月18日早晨，董佐光诡称要去参加战斗，用篼子(竹制的轿椅)把生病的柴水香抬着行军。走到半路，又突然劝说柴水香回上董去，让他先去军部汇报后再来接柴水香。等柴水香回到上董，国民党“救乡团”早已派兵埋伏于四周。柴水香发现有敌情，立即拔出手枪还击，不料枪膛里的子弹已被董佐光卸掉。他把枪一扔，准备同敌人肉搏拼命，这时五六个敌兵一拥而上，他终因寡不敌众陷于敌手。
敌人妄图从柴水香口中得到整个红十三军的机密，进而消灭这支红军队伍。为此，宁温台“剿共”指挥官王文瀚亲自进行审讯。面对敌人的各种酷刑和威逼利诱，柴水香坚强不屈，没有半句口供。
1930年9月21日下午4时许，柴水香在被押往温州松台山刑场途中，昂首挺胸对道旁群众高声大呼：“杀了我陈文杰一个人不要紧，会有人替我报仇的。我们红军是杀不完的，杀了父亲有儿子，杀了儿子有孙子，世世代代闹革命……”在刑场上，柴水香从容不迫，英勇就义，年仅27岁。
柴水香牺牲后，残暴的敌人还不罢休，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温州城头“示众”。入夜，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取下了柴水香的头颅，连同他的尸身分别埋藏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柴水香烈士的遗体得以合拢，重新迁葬翠微山公墓。他牺牲时因用化名，91年后经多方努力，终与家人“相认”“团圆”。他献身中国革命的英勇业绩，如今陈列在温州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宁波樟村四明山烈士陵园内，供后人瞻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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