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给唐朝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破坏，伤痕累累的唐朝从此走向了下坡路。以后虽然也延续了一百多年，于公元907 年终结。长沙窑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长沙窑有诗句：“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有题字：“补垸观石。”说明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无田”的佃户和“日日思前路”的流浪汉。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只好向水面扩张，围湖造田，形成垸子。“补垸观石”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记载。因贫穷与不公，酿成许多人间悲剧。长沙窑发出了：“人义只从贫处断，世情偏向有钱家”“言嘱惠衷值几金，涤荡人春如刀割”的愤怒。
“安史之乱”给人们造成的心灵创伤之重，多数人长期背负着精神枷锁难以自拔。长沙窑有诗云：“离国离家整日愁，一朝白尽少年头。为转亲故知何处，南海南边第一州。”乱世失去了亲人，一辈子也不得心安。战乱的阴影未除，人们渴望和平安宁，因而长沙窑出现了很多如“太平”“太平茶乐”“乞保平安”的字样。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人们忍无可忍时，阶级矛盾就会激化。长沙窑有一幅似是而非的绘画，里面就隐含着“李人爪牙”四字，这是在专制高压统治下，直指李氏唐王朝暗自发泄的愤恨。长沙窑还有“请愿”“取钱领钱”“小工钱”等这样的文字，明显流露出底层人士对社会的不满。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朵奇葩，唐朝此风更甚。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虎”，为“避讳”，老虎只能叫“大虫”，长沙窑有“平元浅草无虫地”的题记，就是平原草浅，无老虎藏身之地的意思。对于唐太宗李世民的“世”“民”更须避讳，可是到了晚唐，世风日下，“避讳”大不如从前。长沙窑中的诗句“将军马上坐，将士雪中眠”的“眠”字，仅将“民”的旁边加一点敷衍了事。在一个碾槽的底部有这样几个字：“讫大中元年柴世伍四月造。”其中的“世”写成“卅”，似乎已经“避讳”了。其实作为大中元年(847)的普通成年人柴世伍在其出生时，真要“避讳”，名字中就根本不该出现“世”字，柴世伍的“世”字“避讳”只是欲盖弥彰，避人耳目而已。
“安史之乱”造成大量人员避难到南方，他们带来了人才、资金、技术和劳动力，促进南方经济发展。其时，虽然陆上的“丝绸之路”已经阻滞，但海上的“丝绸之路”却是乘风破浪，一往无前。至于文化，则要坚强得多。唐朝的诗歌达到历史的巅峰，包括李白，杜甫等两千多位著名诗人，近五万首有名的诗歌，汇成唐朝诗歌的海洋，诗风弥漫于整个国土和人士，长沙窑不可能置身事外。唐朝出现了许多有名的画家，书法成就卓著，难能可贵的是在湖湘潭州(长沙)之小域，竟然出了两位闻名遐迩的书法大家：欧阳询和怀素。而欧阳询的家乡就是长沙窑的所在地，现今还保留有纪念他的书堂山遗址，近墨者“黑”，两位大家对近在咫尺的长沙窑书法势必起到示范推动作用。
“安史之乱”前盛行于北方的唐三彩尽管是低温彩陶器，毕竟开了在陶器表面敷设多色彩釉之先河，拓展了瓷器彩釉装饰之思路。难道瓷器就只能是单色的青釉白釉，难道瓷器就不能五彩斑斓，难道在瓷器上就不能写诗作画。看来，诗、书、画、彩，万事俱备，量变即将迎来质变，谁来踹临门一脚，非长沙窑莫属也。
长沙窑的前身岳州窑在晚唐之前已经存在几百年，生产了数以千万计的青瓷器。岳州窑的青瓷器种类繁多，造型优美，修胎精细，烧结完整，釉面光亮，早就进入人们的生活，连茶圣陆羽(唐人)也为之侧目。岳州窑的青釉流动性好，特别是透明度高，仿若玻璃，是釉下彩发明极好的技术储备。常有刻花、印花，甚至出现了刻写的诗文，偶尔还有褐色点彩的装饰，表明了岳州窑窑工在瓷器上写字、绘画、着彩的萌动和尝试，为釉下彩发明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初步探索。
北方窑工确实来到了长沙窑，长沙窑有文字“梁家饯馎饦”，北方人喜好的面点“馎饦”店开到了石渚草市。长沙窑有诗文“此器倍光鲜，茶汤积岁年”。“北众有殊”，身怀唐三彩绝技的河南窑工来到湖南潭州(长沙)石渚，与岳州窑窑工的思想碰撞，擦出创新的火花，与岳州窑窑工的技术交融，结出了 1+1>2 的硕果。一个全新的瓷器装饰技术、釉下多彩的技术突破了、诞生了，一个集诗、书、画、彩之大成的长沙窑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是大唐即将谢幕的最后高歌，也是大唐文化继诗歌、绘画、书法、音乐等等之后发出的最后一道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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