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写到80年代,从东北白山黑水写到美国唐人街,从“九一八”写到抗战再写到抗美援朝,写到北大荒……随着阅读的深入,就像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慢慢舒展,贯穿五十年、跨越四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跃然纸上。与前不久狠狠刷了一回屏的《人世间》倾注寻常百姓日常烟火气息不尽相同,梁晓声新作《父父子子》中东北高氏、孙氏、赵氏,以及纽约赵氏四个家庭四代人跨越半个多世纪悲欢离合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大写的“家”,即国家。而投射在这个大“家”上面的,则是四个家族同仇敌忾、无以割舍的民族大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前后涉及四代人,没有一个角色贯穿始终,家族传承才是这个故事叙述的重点。四个家族中,高家分量更重,几乎经历了各个重大历史事件。早年高家深耕东北特别是哈尔滨,“九一八”后日军侵吞东三省,高家面对淫威没有妥协,而是放弃不切实际的实业救国梦想,一面巧妙地与日军周旋,一面支持地下工作。正是高家这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孙赵两家亦深受感染,前仆后继地投入抗战一线。
抗日战争的烽火同样烧到了海外华人的心上。唐人街青年赵世杰原本有一个音乐梦想,得知民族危亡消息后,放下进入百老汇的难得机会,毅然参加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最后以身殉“国”。这里的国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赵世杰对自己的身份一度颇为困惑:“我们唐人街出生的青年,若说自己是个中国人,其实已经不是了。若说自己是美国人,美国又不待见我们。”不过,身份的困惑并未能成为投身抗日大义的障碍。赵世杰参加飞虎队有两次“瞒”,一次是瞒着家人私下报名参军,另一次是瞒着家人提前启程,前一次瞒是民族大义驱动使然,后一次瞒则是因为不忍目睹离别的悲伤。
相较于父亲高鹏举在国内的“土生土长”,高坤从小在唐人街长大,回到国内的高坤似乎缺乏充足的思想准备,挫折压得他喘不过气,一度失忆,之后前往苏联才医好这一创伤。高坤的失忆更像是他思想的一次重构,而前往苏联又像是他精神的一次重塑。自此以后,他的信仰才更加坚定,这也为他日后在面对新挫折时不屈不挠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而支撑高坤重新站起来的,恰恰是民族大义这一精神支柱。
民族危亡面前,有人挺身而出,有人怨天尤人。对此,梁晓声借赵家之口指出,“中国人不全是阿Q,阿Q哪个国家都有。要讲什么劣根性,也是全人类至今多少都有的现象。”在梁晓声看来,唤醒阿Q虽然必然,但这并不构成个体舍弃民族大义的先决条件。反倒是,当更多的人为了民族大义舍生忘死时,可能激醒那些麻木不仁者。
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时,梁晓声说:“中国之近代的史,不唯苦难,不唯悲情,亦有大气节大义勇在焉!”“以往一谈到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苦难、悲情。但是我觉得不唯有苦难,不唯有悲情,还有那么多大义大勇的人物在历史中出现过。”在梁晓声的笔下,大义大勇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无论是面对日寇还是反动势力,抑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特殊时期,胸怀大义大勇的人总能汇聚一股股势不可当的力量,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许多细节极耐人寻味。在写到庆祝二战胜利时,唐人街的游行队伍出现了这样一幕,“没有欢呼,没有口号,没有笑脸——鼓声敲得震天响,引舞人和彩狮相互默默地舞,大人默默地行,孩子们默默地跟……”“默默”二字将人们的复杂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华人们替胜利感到高兴,但许多华人家庭也因此失去了亲人。在过往作品叙事中,虽然不乏对华人以种种方式参战的描述,但鲜有作品能够深入华人的心理世界,毕竟每一个鲜活生命的背后,都有一个焦灼不安的家庭。
故事最后,高鹏举的妻子赵淑兰回到国内安度晚年,而历经劫难的高坤也重新找到了伴侣,这样的结局似乎迎合了圆满的叙事传统,又似乎预示着大义在这个家族架起了新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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