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通常是指唐代统治后期的九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宦官专权、唐朝腐败衰落的集中表现，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背景政治唐太宗时期，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
武则天时期的高压政策，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昌宗 一派。姚崇、宋璟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
天宝年间，唐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林甫执政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权力衰落，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
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被进一步破坏。“民主”的缺失，为牛李党争提供了政治前提。
经济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培养了一批精于经营、善于理财之人。因替平定安史之乱积极筹措了巨额军费而势力膨胀，中央官僚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已使行政工作无法正常进行。朝廷不得不把财政权分为政府职员和财政官衙两部分。但财政官衙又继续闹独立，扩大自己权限，使政务不得不停顿下来。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使唐朝皇帝完全失去了对官僚的控制。而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经济渗透到政治斗争中，以各种方法和手段对付一切竞争对手。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们结党营私、行贿受贿、出卖人格和族望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目的：争夺权势。因此，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的丧失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个人争权夺势的发展。
军事藩镇割据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是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玄宗天宝初年，为防御周边国家的进攻，在东北、西北、西南等地设置了十几个节度使或经略使，总兵力近50万。起初，中央对节度使的选派还很慎重，多用文官并定期轮换。其行政工作及权力由中央官署管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官署逐渐失去对节度使的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以致不仅管军事，还拥有行政、财政、供应等权力，并把权杖伸向中央政府。
736年，牛仙客以兼领朔方节度使和河东总管的身份入朝为宰相，标志着藩镇将领势力打入中央政权的开始，并开了藩镇节度使独立行使人事任免权的先河。从此，节度使与宰相可以平起平坐，职权完全相等。与牛仙客同为宰相的李林甫也兼领陇右和河西两节度使。其目的是控制京畿一带兵权，以抵御藩镇将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牛仙客、李林甫死后，宰相杨国忠与藩镇将领安禄山的矛盾渐趋激化。最后，安禄山发动了安史之乱，战乱平定后，形成了中央与藩镇对立的藩镇割据局面。藩镇拥兵自重的目的无非是割地以求自保私利，因此必然施加其对中央的控制。
786年，崔造曾提出把所有行政权都集中到宰相府署的主张，因遭到以浙西节度使韩滉为首的节度使们的反对而未能实行。唐顺宗时王叔文、王伾改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藩镇将领的反对。
唐宪宗时的宰相武元衡也因要攻打淮西节度使而被平卢节度使的刺客刺杀。这时的皇帝和中央政权早已失去 了昔日的权威，而唐太宗的“民主”遗风，又常常使失势的宰相得不到应有的处理，只是让他们出任一方节度使;而得势的节度使反而又入朝为相。它不但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更加助长了中央与藩镇、中央官员与中央官员之间的斗争。升为宰相者为保相位极力勾结部分官僚、宦官。
甚至一些地方节度使，互为表里，竭力抑制出为节度使的政敌再度入朝为相;出为节度使者，则利用在地方上的权势肆意聚敛财富，买通中央一些官僚、宦官，联合某些节度使互为声势，处心积虑地想恢复失去的相位。皇帝大权旁落，又无力控制局面，致使党争愈演愈烈。整个官场成为官僚、宦官、藩镇将领的争权夺利的竞技场。因此，藩镇割据势力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就成为牛李党争的重要条件之一。
宦官集团宦官集团的内部斗争是牛李党争的总后台。宦官专政是唐后期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唐宦官势力的膨涨，侵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官僚集团便与宦官集团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史学界把这场斗争称为“南衙北司”之争。
然而，如果把“南衙北司”之争用于安史乱后到宪宗诸朝，还有其准确真实的意义;如果再用于宪宗以后诸朝，就不太符合历史实际了。因为透过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文宗时的“甘露之变”，“南衙”(官僚)已经完全为“北司”击败。牛李党争的两派官僚集团，已经完全依附于宫廷中宦官势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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