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即宋高宗,字德基,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宋朝第十位皇帝,南宋开国皇帝,在位共35年。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靖康之变后,金兵俘虏其父宋徽宗和其兄宋钦宗,灭亡北宋。1127年6月12日,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建立南宋。在位期间,迫于形势民心,任用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抗击金军。后重用主和派的王伦、秦桧等人,一味求和,处死岳飞,罢免主战派大臣。1162年,禅位于皇太子赵昚。淳熙十四年(1187年),崩于德寿宫,时年八十一岁,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帝王之一,谥号“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高宗。
主要成就
政治举措
抗击金军
建炎元年(1127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以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三千余人北上金国,后高宗即位。建炎的前三年,赵构一直被金军追杀。建炎四年,韩世忠率8000人围堵金兀术10万大军,经黄天荡之战,大挫金军士气,使其不敢贸然渡长江。高宗才迁都临安。统治期间,虽迫于形势以岳飞、韩世忠等大将抗金,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金军为攻占陕西,在富平(今陕西省富平市北)地区,击败宋军反攻的作战。富平之战,是宋金战争中一次大规模会战。南宋轻率集结重兵,仓促进行反攻,在战役指挥上恃众轻敌,互不协同,以致大败。金军及时调整部署,集中兵力,出其不意,一举获胜。
和尚原之战是南宋初年宋军抗金战争中的重要战役之一。这次战争由著名抗金将领吴玠、吴璘兄弟俩指挥,分别于绍兴元年(1131年)五月和十月挫败金军,阻止了金军的西线攻势,保住了川陕门户。[6]和尚原之战后,金陕西经略使完颜杲率军10余万,继续在川陕向南宋大举进攻,企图避开和尚原从宋军防守薄弱的饶风关入川。绍兴三年(1133年),在川陕之战中,宋军在饶风关(今陕西省石泉西北)与金军进行的一次作战。金军因野无所掠,粮草不继,加之疾病流行,于四月初引兵北撤,吴玠乘机派兵于武休关(今陕西省留坝东南)袭击金军后队,金军不备,被斩及坠涧死者数千人,丢弃所获辎重而去。王彦乘势收复金州。
宋金议和
赵构执政之时,面对金的威胁,连年战事,军费开支巨大,不得已向农民征了辽饷,农民不堪重负,爆发了农民起义。为了剿灭农民起义,又征了练饷。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赵构如不和金人讲和,战场上巨额的经济来源,只能从老百姓身上来。面对土地兼并严重,贫富不均如此悬殊的南宋初年,宋高宗知道,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一旦爆发,南宋将失去统治权,金人趁机南下,宋连半壁江山也难以保全。面对这样的局势,宋高宗决定向金议和。
澶渊之盟,北宋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长达百年多的和平。同样,南宋的绍兴和议,也基本上奠定了南宋后期的和平局面。而这种局面,赵构功不可没。《宋史》把赵构和刘秀相提并论,定为中兴守成之明君。
经济政策
推行经界法
绍兴十二年(1142年),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上言经界不正十害,建议实行经界法。宋高宗诏专委李椿年措置。遂设立经界所,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开始,逐渐推广至两浙,再推广至诸路。其具体措施有﹕打量步亩﹕以乡都为单位,逐丘进行打量,计算亩步大小,辨别土色高低,均定苗税。造鱼鳞图﹕保各有图,大则山川道路,小则人户田宅,顷亩阔狭,皆一一描画,使之东西相连,南北相照,各得其实﹔然后合十保为一都之图,合诸都为一县之图。规定“南逃汉人(归正人)可以在朝廷领到耕地,再贷款买到耕牛,本金八年还清,前三年免除租税;一无所有的流民(被虏之家)则可以在朝廷贷款,去买种子、买农具、安家置业,绍兴三十年前免除一切租赋,就是说,终高宗一朝三十四年,始终未对这些流民收取租赋。”在宋高宗的努力下,南宋的轻工业、文化产业、外贸、金融都非常繁荣。
海洋经济
宋元时期是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的鼎盛阶段,南宋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这种发展倾向不完全是南宋朝廷的自觉选择,其主要原因:
1、则为了摆脱因军费开支巨大而造成的财政困境,不得不发展海外贸易以拓展财源。
2、因对立政权的阻隔,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难以畅通,不得不加紧建造海上陶瓷之路。南宋经济的发展则比较片面。矿冶业低迷不前,但农业生产突飞猛进;铸钱业勉强维持,但兵器生产规模巨大;造船业领先世界。南宋农业长足进步与战争不无关系。没有战争迫使偏好面食、会种小麦的北方民众的不断南迁,小麦生产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南宋东南地区的牧羊业比从前有所发展,其原因也与此相似。好吃羊肉的北方官民大量南来,使得东南地区“羊价绝高,肉一斤为钱九百”(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十七)。市场需求旺盛是推动着牧羊业的发展,但毕竟为气候条件所局限,其发展水平不能与北方相比。
大发纸币
北宋纸币的印行和使用大体仅局限于四川地区,南宋则出现了不少地方性的纸币,如东南会子、湖会、淮交等。与面向海洋相同,大发纸币并非南宋统治者自觉性较强的理性选择,而是不得已而被动为之。绍兴年间朝廷在临安创行纸币,固然是适应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但其重要目的之一在于“佐国用”(《文献通考》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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