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23年元月3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先生辞世，享寿87岁。发一篇旧作，权作纪念。
该主题公某2010年首发于新浪杂谈，当时的标题是《一个普通人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篇檄文》，被推荐至新浪网首页，点击数近20万，评论790条。之后，笔者一直关注海外相关信息，随着当年高层内部纪实性文字不断流出，得以了解更多详情。本文经两度大的修改，扩充，遂变成现在的上、中、下三个部分的一篇长文，国内不曾再发过。
考虑到可能的敏感内容，在六星杂谈板块发出前，做了些删节修改。或许这个主题在华夏这边发更合适。
舆论宣传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罕见范例（上）——当年改革派如何取代了保守派
文：公理力
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共夺取江山的前28年历程之所以奇迹般成功，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错误之所以遗憾发生，都写在历史中。无论罗列多少重大原因，中共最强大的武器——舆论宣传都扮演要角儿。
本文就介绍舆论宣传改变中国现代史进程的一个罕见范例。看看在当年中国思想禁锢达到极限的大背景下，处于绝对劣势的改革派如何巧妙运用舆论宣传这个武器，在短期内扭转乾坤——干掉了如日中天的保守派，实现中国当代史上最重大政治经济变革，为此后创造举世瞩目的40载高速发展奇迹开启大幕！由于内容庞杂、涉及面广、篇幅较长，本文拟分三部分发出。
（一）“两个凡是”强势出炉 改革派浮出水面
“两个凡是”是时任最高领导人的一条主线！
1976年秋，高居神坛的毛离世，由忠厚的“老实人”华接班。此前5年，接班人林外逃覆灭。毛基于对后期“四人帮”的失望，钦点曾当过毛家乡父母官的华作为其最终接班人——“你办事，我放心。”
毛去世后不足一个月，华就在叶、李、汪等最高层核心成员辅佐下，果断抓捕以毛遗孀江为首蠢蠢欲动的“四人帮”！此举赢得举国上下一致拥戴，华迅速建立起“英明领袖”的极高威望。但，或因忠君思想作祟，或从既得利益考量，亦或迫于当时国人思想禁锢到极端的特殊背景和压力，而更大的可能是几方面因素都有，华迅速“巩固”权力后，率先拍板的两项顺应民意决策是：1）兴建毛纪念堂；2）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却迟迟不承认文革的错误，亦无意让强人邓尽早出来工作。
不仅如此，华派还于1977年2月通过“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抛出两个凡是：“凡是毛 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 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于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意有所指地亲自强调：“凡是毛 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 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这是华以最高领导人身份直接申明“两个凡是”！
对华而言，似乎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当时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毛、华大幅画像并列高悬各种重要场合，颇具象征意义，华似乎没什么好担心的。
邓第三次复出，首先抨击“两个凡是”！
基于华这一心态，在叶、李、陈、王等老资格多次呼吁下，志得意满的这位新领袖，最终于1977年5月初同意以中央名义转发邓写给华和中央的两封信，并决定让被毛打倒的这位难得人才出来工作。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正式恢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 、军委副 、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全部职务！邓成为华、叶之后排第三位的党政军领导人。
公允地讲，在当时极左思想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毛被推上神坛几十年、愚忠思想充斥中国每个角落的特殊背景下，在毛离世仅仅8个月后，华就拍板让毛定案的邓出来工作，是有相当大风险的！所谓华百般阻挠邓出来工作的指责就过了。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两个凡是”是华执政初期的一条主线，这在当时是十分明确的。而邓甫一出山，就指出这个问题的要害。1977年5月下旬，邓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抓住了华的自相矛盾，尖锐抨击“两个凡是”的逻辑软肋。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还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
邓表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邓只是被允许出来工作，尚未恢复职务。而华是“英明领袖”，“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邓这类与华主张相抵触的私下谈话不可能公开发表，也就不可能有多大影响力。要推倒“两个凡是”，谈何容易！
1977年8月初，主动要求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的邓，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长达3小时的讲话中，向“四人帮”派系提出的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开了一炮！大胆驳斥了这两个否定文革前17年的错误估计。而“两个估计”来自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是由迟群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经毛审阅后，于1971年8月由中共中央批转的官方文件。而邓并没有因为《纪要》是毛圈定的而不敢否定！但迟至3个月后，《红旗》杂志才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人民日报》同时转载，等于公开否定了这两个错误估计。可见当时“左”的阻力之大。但该事件无疑也成为最终否定“两个凡是”的思想准备之一！
胡耀邦锐意进取，干了两件大事赢得人心！
应该强调的是，邓这位从解放思想入手的改革派领军人物，也是“四人帮”欲置之死地的“眼中钉”，在老干部中从来就不乏支持者。而他第三次复出后，胡耀邦很快成为其最得力助手！但多少有点讽刺的是，与邓一同挨批的胡出来工作是华三次诚邀的结果！这固然与两人曾在湖南湘潭共事两年，华清楚胡的能力有关。有意思的是，华前两次邀请均遭胡拒绝，第三次由叶出面，胡又征求了邓的意见后才最终接受。华安排胡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主持恢复在文革中停顿的党校工作。
曾长期主持共青团工作的胡，是一个难得的开拓型人才，在任何岗位总能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在党校，胡的侧重点之一是抓理论建设。按胡的话说：中央党校不光要有讲坛，而且要有论坛。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
胡一手创办了后来影响很大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内部刊物，印发给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委负责人，党校学员则人手一册。他对该刊物倾注了大量心血。从文章选题到观点，再到审定稿件，事事参与，被誉为该刊真正的“主编”！胡曾说：“办了《理论动态》，等于在党校大院之外，又办了一个党校！”
该刊物前后出了1000多期。其中很多文章离经叛道，甚至与“两个凡是”相左，常常违背人们的惯常思维。不少文章一出，即在校内外引起震动，反响强烈。其中不少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署名转载，产生广泛影响。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成了当时中国理论界的“风向标”，被誉为“新时期的《新青年》”！
中央党校毕竟是培养干部的地方，胡理所当然地也关心干部问题。在“文革”中深受其害的他，深感要拨乱反正，首当其冲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纠正被颠倒的干部路线！在胡主持运作下，一篇重磅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出炉，他亲自联系最具影响力的《人民日报》负责人，该报于1977年10月7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该文选择被“四人帮”颠倒的干部路线作为突破口，是因为文革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人们强烈要求冲破“两个凡是”禁锢，平反冤假错案。该文一发，立即引起强烈社会反响，也惊动了高层。短短一个多月，人民日报社收到一万多封来信，表达对文章的支持和拥护。但坚持“两个凡是”的时任中组部长郭玉峰则持坚决反对态度，称该文“是一株大毒草！”
胡耀邦决心以中央党校为“坚强阵地”，向“两个凡是”发起攻击。他在审阅党校“文革”研究小组的一个提纲时说：“这份提纲的观点是错误的，方法也是错误的。不敢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文件出发。对文件也不是作具体分析，而是照搬。”在谈到“二月逆流”时，他说：“什么‘二月逆流’，分明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在“两个凡是”占统治地位的年月，胡敢于说出这些否定“文革”的话，举座皆惊，难能可贵！1977年12月，中央党校编写一份关于中共党史的材料，胡耀邦提出两条鲜明要求：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有了第一篇文章的成功，胡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再次组织人马，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毛 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同时建议《人民日报》负责人，把对中组部表达不满的大字报加以整理，在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发表，报送中央。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本报评论员”文章《毛 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文章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该文又一次激起强烈反响，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与此同时，按照胡的建议，《人民日报》整理汇编的《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在《情况汇编》发表，并以报社党委的名义送给中央主要领导，引起中央主要领导人重视，决定撤销郭玉峰中组部长职务。
在叶、邓、陈力荐下，敢“下油锅”、且已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舆论工作的胡耀邦被任命为新的中组部长，同时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胡走马上任后，每天到中组部上访者达数百人之多。全国各地寄往中组部的信件，每个月多达6麻袋！但冤假错案是不折不扣的“马蜂窝”，是最棘手的难题。集聚着历次政治运动的诸多问题，交错着最敏感的“政治神经”。要平反冤假错案，实际上就等于对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给予最无情的曝光。更要命的是，几乎处处要触及“两个凡是”！特别是反右、文革中的很多大冤案都是毛亲自领导、甚至亲自审定的。据统计，当时全国的冤假错案多达300多万件，受冤假错案影响的人多达800多万！
面对积案如山的艰难局面，胡坚决地说：“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必须旗帜鲜明，坚决冲破阻力，一件一件地办到底。”有人问胡：“毛 批的怎么办？”胡毫不含糊地答道：“照样平反！” 其魄力和和胆识让已是中国第三号领导人、此后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亦感意外：这样的案子你也敢平凡啊？
总体看，胡在复出后，先是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岗位上，充当了理论上拨乱反正的舆论先锋组织者角色；继而在更高的中组部长位子上，担当了实践中突破禁区，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者角色。胡通过这两件关系国家命运，且足以赢得民心的大事，展示了政治胆略、思想水平和工作才干！其威望日益上升，为其日后出任 打下了关键基础。
舆论宣传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罕见范例（中）
华成功接班后，“两个凡是”迅速成为由最高领导人“罩着”的保守派极左理论禁区。“凡是”派不仅把毛的每一句话作为真理，而且作为真理的标准。所以，抓住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也就捉住了“两个凡是”的要害！
胡耀邦先生另一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的政治杰作，是早在上任中组部长之初，就冒着极大政治风险拍板公开发表那篇突破极左理论禁区的著名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极左理论禁区是如何被突破的？
一篇重磅檄文在精心准备中
“两个凡是”以中央权威昭告天下之后，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意识到，他抓住了批判文革错误路线的靶子。但“两个凡是”是“两报一刊”社论的主旨，显然也就是中央的方针。他不能去批社论，更不能反中央。于是，这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哲学研究班的哲思人士费尽心思，用迂回的笔触写了篇长达8000字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几番修改后，于1977年9月初投稿《光明日报》，寄给该报编辑、哲学组组长王强华。这位编辑是学法律出身，已在光明日报社工作20余年。王在一次会议上结识胡福明，发现他对一些问题有独到见解，便约他为《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写文章。
虽然早在1977年5月，邓公与王震、邓力群私下谈话时，就曾直言不讳地抨击过“两个凡是”，但要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挑战这一极左主张还是行不通的。“两个凡是”毕竟是“英明领袖”的主张！
胡福明的文章寄出4个月无任何消息。直到1978年1月下旬才收到王强华回信，还附了两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清样。这表明编辑部要采用该文。王强华在信中说：由于他出差，《光明日报》另一位编辑代收了胡福明的稿子。那位编辑觉得该文虽提出了一个崭新论题，但文章引文和解释过于冗长，决定不用。王强华归来，看了该文后认为，文中虽然理论讲得太多，但观点切中时弊，修改后可用。
王强华又请光明日报社主管理论部的领导马沛文仔细看了胡福明的来稿。他敏锐地意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早有定论，胡文在理论上并无太多创见，其贡献在于精心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角度批判“两个凡是”，因而击中了要害，对政治斗争有很大现实意义。
于是，编辑部对此文进行了修改，删去冗长的引文及有关解释，排出清样。王强华在信中要求胡作进一步修改，争取早日刊用。胡福明按要求修改后，寄回。
而就在胡福明找到批判“两个凡是”突破口的时候，几乎同时，北京也有人想到了这一点。北京这位叫孙长江，当时在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工作。上篇已提及，胡在中央党校曾指出，编写党史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孙长江记住了胡耀邦这个观点，也开始思索批判“两个凡是”的最佳突破口。结果与胡福明不谋而合，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这样，在南京大学和北京中央党校，胡福明和孙长江各自都在撰写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文章。
《人民日报》打响暗批“两个凡是”的第一枪！
胡福明的文章在此后3个月里，又在他与光明日报编辑部间进行了4、5个回合的反复修改，足见该报之慎重。
而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何匡和副主任汪子嵩，针对粉碎“四人帮”之后思想战线上诸多拨乱反正话题，提倡写“千字文”，即一题一文，要求说清道理，短小精悍，生动活泼。
何匡和汪子嵩出了一批题目，让理论部的编辑们自由选择。新调入人民日报社不久的编辑张德成拿到被选剩下的题目“标准只有一个”。据他本人讲：花了几天时间，才把文章写出来。汪子嵩对该文作了许多修改，何匡也作了些修改。“这篇只有一千余字的短文，事实上是当时理论部几位同志的集体作品，主要由我执笔。”该文署名“张成”，在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
“张成”的文章一开头，就毫不含糊地亮明观点：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该文还着重谈到毛泽东《实践论》中的见解：毛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请注意！毛说的是“只能”，就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篇评论，虽然通篇没提“两个凡是”，而实际上就是挑战这一极左主张。这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角度，暗批“两个凡是”的第一篇文章。只是该文不是重磅长文，且发在《人民日报》非显要位置，当时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但该文意味着，除了胡福明、孙长江之外，有更多人找到了批判“两个凡是”的基本思路。这也预示着，之后在中国掀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必然！
关键时刻《光明日报》来了杨西光
在“张成”的文章发表一周后，光明日报编辑部对胡福明的文章又作了一些修改，决定在4月11日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上发表，并已拼好大样。
巧合的是，恰在此时，光明日报总编辑易人！新来的总编辑是杨西光，一位有多年经验的老报人。杨曾任福建日报总编、上海解放日报总编等职。之后，他升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其当时的职位，只略低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但文革中，当张春桥火箭般窜升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时，杨西光则遭批斗。在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之际，杨西光成为党校首批学员，跟胡有了许多接触。杨算是胡的“学生”。
1978年，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部长后，得知光明日报总编辑缺人，便建议调杨西光接任。据杨回忆，耀邦同志说，北京四大报刊，二比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是积极揭批“四人帮”，推动拨乱反正的；《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是执行“两个凡是”的。现在要你去《光明日报》，就是要把二比二变成三比一！
杨西光刚刚赴任光明日报，马沛文就把准备发表的第77期“哲学”专刊大样送他审阅。杨作为有多年经验的总编，一眼就看出，胡福明的文章是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力作。他当即决定：把该文从“哲学”专刊上撤下，他要把此文放在《光明日报》头版推出！
同时，他提出更高要求：该文还要作大的修改。文章不能局限于理论问题，应从现实思想斗争的需要出发，要贯穿反对“两个凡是”，加强针对性和战斗性。
碰巧，此时作者胡福明因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来到北京。更巧的是，恰在此时，有人告诉杨西光，中央党校有位孙长江也在写同一命题的文章！
这“三巧”凑在一起——杨西光上任光明日报老总、胡福明来到北京、杨西光获知孙长江在写同题文章，促使事情发生重要变化。4月11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没有发表胡福明的文章。两天后的晚上，五位核心人物聚集到光明日报总编辑办公室进行讨论。这五位是：光明日报新总编杨西光、南京大学的胡福明、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光明日报理论部负责人马沛文、哲学组编辑王强华。
有杨西光挂帅，胡福明和孙长江两位作者联手，加上马沛文和王强华参谋，汇成一个强大的写作班子，足以合力“攻坚”。杨西光作为总编辑，视野更老道。正如马沛文接受采访时所说，当时他虽然也知道要批判“两个凡是”，但并不知道背后的那些高层斗争。杨西光则不同，他站得比他高，也比作者高。
在此关键时刻，《光明日报》有人反对发表这篇文章。反对者认为，发表此文，将使《光明日报》“与中央处于对立的地位”！杨西光排除干扰，决意发表。
胡福明回忆当时在北京对文章进行修改的情形：白天参加哲学讨论会，晚上则修改这篇文章。晚上修改好文章，第二天早上光明日报通讯员就把稿子拿走，傍晚又把修改后的小样送来。这样往返了三四次。胡福明修改稿清样，到了杨西光手中。在这位总编看来，该文应是摧毁“两个凡是”的一发重磅炮弹，所以，对其寄予厚望，要求也很高。
胡耀邦一锤定音发檄文
在结束全国哲学讨论会后，胡福明被接到了光明日报招待所。杨西光多次去看望胡福明，跟他交换意见。这位总编还向胡福明“透底”：“这篇文章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他在中央党校成立了理论研究室，办了个内部刊物，叫《理论动态》。发表在《理论动态》的文章，都要经过胡耀邦同志审阅批准。所以，我们这篇文章要交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修改，请胡耀邦同志审阅，先在《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第二天就公开发表。”
因为杨总编把该文看得非比寻常，他反复审阅胡福明修改稿小样，又请马沛文和王强华对胡福明的稿子进行进一步修改，并于4月20日排出新的小样。
在这次修改中，马沛文在文章中加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话，用“影射”的手法批判“两个凡是”。他借马恩对《共产党宣言》进行重要修改一事，加以发挥道：马克思、恩格斯对《宣言》的态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一开头就是完美的，绝没有把它看作一次完成的“绝对真理”，而始终用辩证法观点严肃地看待自己的学说，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理论。他们并不认为凡是自己讲过的话都是真理，也不认为凡是自己的结论都要维护。
杨西光把小样派人送给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征求意见。吴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红旗》杂志编委。此后几天，几位主要参与者继续讨论4月20日的小样，并做了许多修改。杨西光反复斟酌马沛文加的那段话，还是决定“忍痛割爱”！“两个凡是”毕竟是“英明领袖”的话，不便如此直言不讳地点穿。虽然该文就是为批判“两个凡是”而写，但还是要讲究策略。
经再次修改，杨西光吩咐把新小样送中央党校，再请吴江、孙长江提意见。这时，吴江向孙长江提出一个重要建议：把孙长江写的文章和胡福明的文章“捏”在一起！因为两篇文章都是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如把各自优点合在一起，以加强文章份量。孙长江同意，杨西光也认为这个意见很好。
由于胡福明已回南京，杨西光请孙长江动手，以胡福明的文章为基础，进行一次大修改，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孙长江说，加上“唯一”两字极为重要。强调“唯一”，那就是说，除了实践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也就是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孙强调，“唯一”两字是文章的灵魂，加上“唯一”，使文章提高了一个层次。
该文发表后，汪东兴果然对“唯一”两字兴师问罪，认为这是“砍旗”！但孙长江找出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其中有一句：“实践是唯一的标准。”凡是派这才没话说。
孙长江对稿子作了不少删改，约一多半段落重写，对真理和社会实践作了定义式的简明界说，使逻辑、文字叙述以及定论都更加清楚，更加精确；文章又加了毛泽东修改自己文章中个别提法的例子，使论据更充分。文章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提出要反对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并指出共产党人要有责任心和胆略，要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就使针对性明显加强。
胡福明也认为：孙长江老师下了很大力气，对该文作了多处修改。胡福明之所以称孙长江为老师，这里还有一个巧合：胡福明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时，孙长江是该校哲学系教师，曾给胡福明教过课，两人确有师生关系。
最终定稿的这篇檄文交由中央党校于1978年5月10日在其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先行发表。对此，读者难免有疑问：《光明日报》组织写作的文章，为什么要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呢？
除了吴江和孙长江在中央党校工作这个因素，更重要的是，杨西光深知此文非同小可，应该主动争取思想开明的胡耀邦的指导和支持。当时，胡已升任中组部部长，跟《光明日报》没有直接领导关系，也就无法以《光明日报》的名义将该文送胡审阅。但杨西光知道，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的文章，事先都要经胡审定。他当时虽为中组部长，但仍兼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于是，这位总编决定先将此文交《理论动态》发表，可以借此听取胡耀邦的意见！
另一个令人不解之处是：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该文，明明本校的孙长江也是作者之一，却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
孙长江对此有个解释。这样加注，有当时不便明说的原因：这篇文章是批判“两个凡是”的，而当时华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理论动态》作为中央党校的刊物有所不便，胡耀邦也有所不便。文末特地注明“《光明日报》供稿”，表示《理论动态》是转载外稿！
由于该文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文章在发表前照例送胡耀邦审阅。这样，杨西光如愿以偿，争取到了胡的支持！头一回，胡在清样上画了一个圈，改了一个字和一些标点。这表示他同意发表。此文修改后，又送胡审阅。他看后说：“我认为这个稿子可以了。”他还提出两点修改意见。这意味着胡耀邦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拍板了！杨西光心中也就有了底。
檄文如何署名费思量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让杨西光颇费思量。本来，该文修改过程中一直署胡福明的名字，而孙长江独立撰写的那篇则署孙长江的名字。两文合并之后，吴江签发的文本，文前并无署名，文末括号内加了一行字：“《光明日报》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修改。”
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出该文，也没有署名，但文末括号内注明的文字有所改动：“《光明日报》供稿，本刊作了修改。”即《理论动态》删去了原尾注中的“作者胡福明同志”7个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是因为中央党校有人（非孙长江）提出意见，认为文章很多段落已重写，后来修改过程中，胡福明没有参加，又来不及听取他的意见，而且其中有些观点是领导和其他同仁的，再署原作者名字已不恰当。经再三斟酌，才作了上述改动。
《理论动态》的主要笔杆子孙长江对于如何署名，倒是丝毫不计较。他还透露，“本刊作了修改”一句，原本是“本刊作了较多修改”。后来删去了“较多”两字，以减轻中央党校的“参与”分量。个中原因如前所述，因为当时华是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是第一副校长，而《理论动态》是中央党校的刊物，发表反对校长的文章，不能不格外小心！“较多修改”意味着《理论动态》深深地卷入了此文的写作。所以，最后把“较多”两字也删去。由此足见当事人的用心之深！
但即便如此，该文在《理论动态》发表后，还是让华和汪深感不快。后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胡耀邦请华去讲话，华不去；又请汪去讲话，汪也不去。这给胡造成不小压力。
按约定，该文次日由“供稿”的《光明日报》公开发表，该报又该如何署名呢？照理，此文应署：“胡福明、孙长江。”然而，总编杨西光却决定改署“本报特约评论员”！
胡福明回忆杨西光对他谈改署名一事，杨说：“福明同志，我要跟你商量一个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一版，不以你的名义发表，而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样可以加重文章的分量。我们没有约你写这篇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聘请你作《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你看行不行？”我爽快地表示：“行。”我说：“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为了拨乱反正。文章发表后，能起更大作用就好。”
其实，这并非改署“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全部原因。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写过一篇专门介绍“本报特约评论员”奥妙的文章，详细记述了这一特殊署名的由来和作用。从1978年到1981年，《人民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用了3年多时间，以后则很少用。当时不少其他报刊也用该署名，发表了不少好文章。
1977年2月7日宣扬“两个凡是”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是党中央分管宣传的汪东兴决定，华国锋批准的。《人民日报》曾考虑组织一些文章，用社论形式发表，展开讨论，进行反驳，但这类社论绝难在宣扬“两个凡是”的领导手中通过。为了绕开这一关，曾考虑作为评论员文章发表，又担心在读者心目中分量不够。想来想去，想到“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它不必送审，又能引起读者较大关注。
杨西光决定署名“特约评论员”，也是出于两点：第一是富有权威性；第二是可以不必送审。第二条特别重要。本来，重要的文章送审是惯例，但考虑到要送到汪东兴手里，这篇批“两个凡是”的檄文很可能胎死腹中！
而杨西光这个主意又来自胡耀邦。本来，不署“社论”，改署“评论员”文章，就是避免报审。但是，由于当时《人民日报》已经多次使用“评论员”名义，汪东兴又规定，重要的“评论员”文章也要送审！为此，胡耀邦建议杨西光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胡解释道：“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表明不是报社写的，而是社外同志个人写的，可以不代表党报，不送审也就更有理由。”
遵照胡耀邦的意见，该文章特意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也就未送汪东兴审阅。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推出酝酿达9个月之久、反复修改无数次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杨西光本打算以头版头条位置推出，由于那天有华访问朝鲜归来的重大新闻，这篇重磅檄文只能屈居头版二条位置，占了头版下半版，再转第二版。
杨西光深知，要打响这一炮，光靠《光明日报》，影响力还不够。所以，在该文发表前，他就向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解放军报社长华楠通报情况，打招呼。他们也曾向杨西光打听文章的“来头”。在当时，对于没有“来头”的文章，不敢随便转载、转发。杨西光告诉他们，此文经胡耀邦阅定！
于是，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此文。通常，只有重要文章，才会被新华社转发。《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则在次日全文转载该文。由于新华社的转发，此后两天，有20多家省市级大报转载。
公开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谓石破天惊！这意味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能例外！是否真理，只有实践检验说了才算！“两个凡是”的错误就更是不证自明。这种令人脑洞大开的提法，在当时极左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国人心目中，特别是在思想理论界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两年前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按胡福明的说法，批“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批评“两个 ”——毛和华！文革是毛亲自发动的，其是非曲直也该由实践检验说了算。而实践已经摆在那里：它就是一场大浩劫，是国人的悲剧！指责这篇檄文为文革翻案铺路，也不为过。
一石激起千层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引发中国思想理论界一场大风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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