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朝代的频繁更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导致朝代更替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为什么只在中国这块土地频繁发生？它的根源到底在哪？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解开王朝兴衰周期之谜的一把钥匙。
关于农民起义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土地兼并说。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和欧洲中世纪的庄园所有制及世界上其他地方形形色色的领主式所有制不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为增加产出，农民必然不计成本地向土地增加劳动投入，这也是中国古代精耕细作传统的由来。这就导致边际劳动生产率的降低甚至变为负数。从而产生土地集中的需要。土地集中必然减少土地上的农民，更多的人租佃不到土地，沦为流民，聚众山林为寇，严重便形成农民起义。
鉴于此，中国历朝历代都禁止土地兼并，最严厉的措施莫过于王莽的王田制度，从根本上禁止土地买卖。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是社会财富和生息财富的主要形式，土地兼并和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专制压迫说。这是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的。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之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这个东方专制主义最为典型的国家，不可能形成像古希腊、古罗马那样不同阶层利益竞争的博弈局面。不同阶层利益矛盾的解决，只可能诉诸于暴力。处于底层而人数众多的农民，只能通过起义和暴动来维护自身权利。阶层之间矛盾的缓和与否，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能够实施所谓的“仁政”，自愿减轻对农民的压迫和盘剥。而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会采取严刑苛政，以致于激发农民暴动。
——人口压力说。这是从资源的角度来分析的。每个王朝之初，由于刚刚经过动乱，人口比较少，人口和资源矛盾并不突出，因而社会也比较稳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增长，不可避免地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即在粮食产量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增长到一定限度，会通过战争、疾病等自动减少）。在农业革命发生之前，对人口和资源的调节只能通过减少人口来进行。在欧洲是瘟疫，在中国就是农民起义，通过战争和暴动来减少人口。当人口矛盾与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接近极限的时候，农民起义就发生了。
——自然灾害说。这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分析的。中国处于亚洲大陆的东岸，水旱灾害多发。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大多数与自然灾害相伴发生。德国一个科研小组对雷州半岛湖光岩湖取得的钻孔岩心进行了高分辨率古气候研究后认为，造成盛唐衰败的重要原因是长期干旱和夏日极其少雨，因为连年干旱造成谷物歉收，激起农民起义，并最终导致唐朝在907年灭亡。每逢大灾，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大批农民流离失所的现象，而当时的封建王朝，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没有能力去安抚大量处于生存边缘的农民。农民只有铤而走险，起义举事。
——农民地下组织说。这是从农民自身的组织行为来分析的。由于幅员辽阔，中国古代的专制政权，一般只控制到县一级。乡以下基本实行的是乡绅自治，农村自治机构比较发达。而农民采取秘密方式结社的传统，则更是由来以久。很多农民起义，如黄巾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等，都由秘密团体的组织有关。太平天国起事前，民间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已相当兴旺，洪秀全更是以传教起事。
探寻农民起义的根源，对于我们解决今天的“三农”问题，仍有重要的借鉴。随着物资的丰富，特别是温饱问题的完全解决，农民起义已经失去了产生的土壤；而且，热兵器时代的到来，农民起义已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但众多农民权利受到侵害的现象，因拆迁、税负而时有发生的农民群体性事件，以及地下教会、迷信组织在农村的猖獗，仍在提醒我们，起义的基因仍在当代农民中延续，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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