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岂能过正——义和团运动史实述评
作者：子乔
一、题解
程歗先生说：“历史学的诫鉴功能，应该建立在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的基础之上。”([27]P.9)林华国先生说：“只有在弄清历史真相后，才能对历史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27]P.19)这些话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平淡无奇，想来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感触，但它们却是两位义和团研究专家几十年历经风雨之后的金玉良言，不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研究的复杂性，就无法体会到它们的份量。
作为一名置身事外的业余历史爱好者，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比能知道历史真相更幸福的了（当然，严格地说只能接近真相）。我们知道的历史真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少历史问题，一旦事实基本澄清，结论自然就出来了，但却往往求之而不得。要接近历史真相，唯一的途径是从史料入手。傅斯年先生说：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那个主义。……史学便是史料学。”([57]P.420-421)
这话虽有些绝对，但其合理成分却不容忽视。上世纪下半叶的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历史学不正是在“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那个主义”吗？义和团研究就是一个代表。但是，本文要批评的并不是这种语境下的义和团研究——因为别人已经说得够多了——而是表面上与其对立，但实质上却如出一辙的另一种语境下的义和团研究，一种矫枉过正的义和团研究。【子乔按：其实矫枉过正的现象并不限于义和团研究。】
义和团运动自产生以来，就有着多种不同评价，包括同一时期并存的不同评价和同一评论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评价，详情可见王学典先生的《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37])、柯文（美）先生的《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23])或资中筠先生的《老问题新视角》([38])等文。其中不少论者笔下的义和团，用王学典先生的话说，都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义和团，而非学术层面上的义和团，“多数是政论、时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论’，实际上是通过研究历史来曲折地表达政见”([37]P.18)。用林华国先生的话说则是“在虚构历史的基础上任意发挥”([27]P.231)。
王学典先生的评语在原文中是指“反西方”冷战语境和“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下的义和团研究。我想，如果将此话用于王先生前文提到的“反传统”启蒙语境和“反帝国主义”救亡语境，也应该是符合其本意的。此外，他下文还提到了“反激进主义”学术语境。但我发现还有一种新兴语境，似乎前途看好，不知如何命名，网上广为流传的《重评义和团运动》([26])这类文章可视为该语境在义和团研究领域的代表。我认为傅斯年、王学典、林华国三位先生的话也完全适用于该语境。
最近读了一些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论著和历史文献，我发现，和传统语境下的“教科书观点”一样，新兴语境下的“反教科书观点”也有不少对史实的隐匿和歪曲。现以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39])和北明先生的《重评义和团运动》([26])两文中的有关内容为例，作一简要说明。
袁伟时先生在《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一文中说：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这段文字犯了和教科书一样的错误，它为了证明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而隐藏了1900年5月27日之前的一些重要史实。请看有关时间表（以[28]P.102-115为基础，并参考其它文献整理而成）：
5月12日：义和团在直隶涞水县高洛村杀伤教民数十人。【子乔按：伤亡数字中外文献记载不一，这里暂不讨论。】
5月13日：义和团转移到定兴县仓巨村，烧教民房屋十数家。直隶布政使延杰、直隶按察使延雍派兵前往镇压。
5月14日：直隶巡防营务处总理张莲芬到达涞水，立即致电直隶总督裕禄：“拟请饬派杨分统再带马队—二哨，多带枪子前来；并饬罗提督派大沽李营官带步队二三哨，由塘沽搭火车至高碑店驻防，以遏京师门户。”(转引[28]P.104)
5月15日：涞水县令祝芾于高洛村抓捕团民多人。
5月16日：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率马队八十余名由天津乘火车赶往涞水。【子乔按：天津至涞水无直达铁路，需经津卢铁路至卢沟桥，再由卢保铁路至涿州或高碑店。】
5月17日：张莲芬、杨福同抓捕、杀死团民多人。天津镇总兵罗荣光派营官李瑞带步队四百名由塘沽乘火车开赴高碑店。
5月21日：应裕禄之请，直隶提督聂士成加派武卫前军先锋马队统领邢长春率马队二营赴保定一带防缉义和团。
5月22日：附近义和团纷纷前往涞水助战。义和团采用围点打援的办法，伏击杨福同，将其杀死。
5月23日：裕禄调聂士成部步队三营、邢长春部中营一哨及左营全队（均为马队）、原驻津马队一营、原驻高碑店步队一哨开往涞、定、涿一带，会同剿团。
5月24日：涿州义和团纷纷开赴涞水，准备与清军对仗。
5月25日：张莲芬在涞水追查杀死杨福同的凶手，并劝团民解散，团民不允。
5月26日：一些团民打算从高碑店乘坐火车去涿州，在买票时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怒而将高碑店铁路拆毁，并拔去电杆。【子乔按：是北京南边卢保线上的高碑店，不是北京东边的高碑店。】
5月27日：大批义和团占领涿州，并开始拆毁卢保铁路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一线及沿线设施，一直持续到6月上旬。【子乔按：这是运动开始一年零七个月以来，义和团第一次大规模拆毁铁路。此前山东高密的毁路事件不是义和团所为。】
其中5月26日拆毁高碑店铁路主要是报复铁路员工，有一定偶然性，规模不大，故当时很少有人记载（相比之下27日毁路的记载就很多）。据《高枏日记》载，义和团“烧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买火车（票），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放火。”(转引[40]P.55)可见，义和团不但乘坐火车，而且还照章购票，只是因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才怒而毁路。其行为虽然过激，但与“敌视现代文明”毫无关系。【子乔按：另据陈振江先生说，杨典诰的《庚子大事记》里有更详细的记载，“它同样说明乡民照章购票而被铁路人员欺弄和敲诈才烧铁道、毁火车的。”([40]P.55)因我暂未找到杨书，故仅供读者参考。】
至于从5月27日开始的行动，则主要是为了防止清政府继续由卢保铁路调兵前往涞、定、涿一带，其次是为了打击报复洋人，也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此说以陈振江先生为代表）([41]P.241-254)。从时间表看，清兵通过铁路的迅速调集对义和团构成了巨大威胁，而且义和团又杀了清军分统杨福同，他们料到清政府还要增兵，故先毁路以阻之。据日本人佐原笃介等编辑的《拳事杂记》说：“二十九夜烧琉璃河，初一日早晨复有长辛店之事……涞水……团匪专志焚站毁路，果何为乎？答：正以见团匪之愚也。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此等举动，非至愚至蠢者必不出此。”([15]P.245-246)
廖一中先生在《也论义和团反对先进科技的问题》一文中认为，聂士成是在卢保铁路被毁后才出动的，而且是去保护铁路，不是去镇压义和团。所以义和团此前拆毁铁路就不是为了“阻止聂士成运兵”（其他学者的说法），不是出于作战的需要([43]P.69-70)。这显然是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事实的。首先，怎么能用后来的实际情况去否认主观动机呢？其次，该文偷换了概念，把“聂士成运兵”换为“聂士成奉命率军”，说的是聂士成亲自出马的情况，而此前聂士成的下属和其他清军部队已经由铁路赶往涞水一带镇压过义和团了（详见上表）。【子乔按：那些学者说“阻止直隶提督聂士成运兵”([40]P.247)也不严谨，义和团就是针对清军，而不是特别针对聂士成。】
再请看6月上旬义和团因对敌需要而拆毁铁路的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括号内为公历，后同）：
《拳匪纪略》([清]艾声)：五月九日(6月5日)，“高碑店兵拳开仗，拳死数十人。大沟等村拳闻之，急欲赴高碑助战，而白沟拳欲拆北河铁桥以阻运兵。定兴拳因与官绅约，不拆路，力阻之，甚至叩头，白沟拳不允，竟烧桥。”([07]P.454-455)【子乔按：作者为当时的定兴县官员。傅斯年先生说：“一分材料出一分货”([58]P.475)。以上这条史料话虽不多，但信息量很大。我看至少有六点：一、西摩尔军6月10日强行向北京进发之前，清政府仍在镇压义和团，另可参见6月6日的上谕([01]第26册P.120，NO.456)。当然，此时主抚派已经占了上风，但主剿派仍在行动。慈禧最终决定利用义和团抗击外敌则是在6月16日（详后）；二、北河铁桥在6月5日之前仍是完好的，而此时直隶义和团运动已经蓬勃发展好几个月了；三、白沟拳焚毁北河铁桥是为了阻止清军调动；四、义和团组织松散，各地拳民各自为政；五、当时有一部分义和团还是比较理智的，而且颇守信用；六、某些地方官绅与义和团的关系很微妙。】
《拳乱纪闻》([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五月十日(6月6日)，“近日京中到有西兵，为数虽微，而居民等已均甚惶惑。拳匪大队，近已由京乘坐铁路火车至津，一路即将铁路拆毁，并将黄村之车站纵火焚烧，铁路桥梁亦遭毁去。”([14]P.122)
《拳乱纪闻》([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五月十日(6月6日)，“闻有俄兵四人，因遭团匪杀伤，俄国现特调派可萨克马兵五营，火速进京，顷刻可到，拳匪恐俄兵即至，故将天津铁路毁坏，以阻俄兵来攻。”([14]P.123)
其实，在运动的高潮之前，义和团破坏外来事物的程度是有限的——高潮中很多团民确已完全丧失理智，但文明之邦的正规军又何尝不是呢？——这一点被很多人忽视了。仍以铁路、电杆为例：
从1898年至1900年4月底，除山东高密县外，各地义和团和其他民众并没有大规模的拆毁铁路、电杆的行为，连这类口号都较少（高密反筑路的主力不是义和团）；从1900年4月底至8月中旬，“义和团在京津地区和直隶、东北一些地方，广泛地掀起拆毁铁路、电杆和焚砸其它洋物洋货的活动，还采用遍贴传单的形式造成强大的宣传攻势”([40]P.246)，而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际行动，学界一致认为是从5月27日开始的。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不但义和团拆毁铁路，清政府也命令清军拆毁铁路以阻挡敌军([01]第26册P.144，NO.564)；从1900年8月中旬北京陷落到1902年各地义和团运动失败，“拆毁铁路电杆的活动与宣传转入尾声，而日趋销声匿迹。”([40]P.249)
可见，义和团开始广泛宣传拆毁铁路、电杆，正是在列强以战争威胁逼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时候，而采取大规模实际行动，则正是在清政府镇压期间以及八国联军战争期间。这绝不能说是偶然的，因为卢保铁路1897年4月就已开工，1899年2月就已通车([35]P.81)，义和团为何要等到1900年5月底才拆毁呢？周锡瑞先生也认为：“在5月的最后几周里，涞水冲突不久，马上又发生了义和团占领涿州和首次破坏铁路线的事件。义和团最先攻打北京至保定的铁路线，其动机无疑是期望阻挡前来镇压的官军。”([18]P.332)这位客观严谨的美国学者应该没有为义和团开脱之嫌吧？【子乔按：义和团的口号主要用于震慑洋人，评价时应主要看实际行动。国内外学术界一致认为，义和团大规模拆毁铁路是从1900年5月27日开始的。】
即便是在运动的高潮中，义和团也没有“逢洋必反”。上面已经举了义和团买票坐火车和“与官绅约，不拆路”的例子，下面这条史料则更能说明问题：
《畿南济变纪略》([清]刘春堂)：六月初(6月底)，“拳匪谬称奉旨，妖氛遍地；凡铁路官募工役，概谓之‘二毛’，欲尽除之。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或献计曰：‘莫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迎师教练，诫毋焚杀。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然匪首持权搜杀教民，与他厂无异，观察不敢禁也。”([12]P.314)
当时八国联军战争已经爆发，但因为铁路官员支持义和团——哪怕是被迫的——而且保定也不是对敌前线，所以义和团就不拆毁铁路，并能与“洋务人员”即“二毛子”和睦相处。此外，义和团也不拒绝洋枪洋炮，清军就曾从山东义和团手中缴获过多支洋枪([04]P.341)，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将一些洋枪洋炮发给天津一带的义和团，后者遂用以攻击八国联军([27]P.179)。
不能否认一部分民众意识落后，认为火车是不祥之物，但这显然不是拆毁铁路的主要原因，而且也不是所有参与拆路的民众都有这种意识。显然，义和团敌视的主要不是现代文明本身，而是被敌人用作侵略工具、镇压工具或具有侵略背景的具体事物。同一事物，如为敌人所用则摧毁之，如对自己有利则使用之。当然，其中也有很强烈的对洋人的报复情绪，因为列强在修筑铁路时严重侵害了沿线居民的利益。
袁伟时先生不提那些铁路被毁前清政府以之运兵镇压义和团的史实，不提列强及其中国帮凶在修路时对沿线居民的巨大伤害，如强购土地、擅掘坟墓、拆毁民房、糟踏农田、破坏水系、拖欠补偿、调戏妇女、滥杀无辜等等([04]P.30-33、248；[56]P.88-90)，更不提由此引发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拆毁铁路的肇始“高密反筑路运动”([56])，而只顾指责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这属于严重的隐匿行为，已经对读者产生了误导，我就曾经是其中之一（当然该文的出发点是好的）。
【子乔按：义和团虽然也参与了山东高密的反筑路运动，但不是主力，不过该运动对义和团此后的口号、行动应有一定影响。《筹笔偶存》所记德国欺压、屠杀高密民众事（该书是山东巡抚衙门经办有关洋务交涉的文牍辑录，作者姓名已佚）：“查明此次聚众阻工，实因华德铁路公司屡议改道，致有碍濠里水利。实因办事不遵章程，挖毁麦苗、莱蔬；遇有坟墓，不待迁徙，即行刨掘；地价又未预发，所雇华工，复遇事借势欺压乡民，乡民愤恨已久。”([04]P.248)“五月十一日，有铁路公司小工在集上买鸡，瞥见年轻妇女，肆行无理。是日适逢集期，致触众怒，群起殴辱。该小工回诉公司德人，即以拔标阻工等情，以耸其听。此系当时肇事实在情形。而公司小工及各项厮役人等，平日仗势横行，与民间积仇不解，亦非—日。肇事后，人多势众，拔标泄忿，亦难保其必无。高密县葛之覃既未能调和于事先，又不能补救于事后，徘徊观望。德员遂于十五、六等日派兵来密。十七日路过大吕庄，民间并未阻拦。德兵遂由大吕庄到堤东庄。其时乡民闻洋兵远来，避圩自卫，并未先开枪炮。因洋兵见圩内悬有团练局红旗一面，疑为拒抗，遂先开枪。其实该庄团局仅有红旗，时时悬挂，并非故意敌拒德人。德人不知内地情形，见有红旗，即援向例开枪，攻入圩内。共轰毙民人十五名口，其余受伤甚众，至今尚未医痊者尚有三、四十人。二十日在刘戈庄搜查军械，又轰毙民人五名。另有挑卖果子二人在庄外，亦被轰毙，迄未查出姓名。查以上所毙各庄民，均系老弱佣工之人，并非能执军械打仗者。猝遇轰毙，妇稚无依，情形极为惨酷。再十八日德兵入高密县城，借住书院，将书院所存书籍桌櫈悉数焚毁。又向城乡各团局、民舍搜查枪械，扰累滋多。”([04]P.30-31)】
对于袁先生说的“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39])，我们不禁要问：义和团运动产生之前又发生了什么？对于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仅仅截取一个只有一年多的小片断来评判是非，是否公允？即便是在这一年多内，只要认真了解一下史实，我们也不应该把责任都算在义和团头上。
在那种新兴的语境中，有人对历史上反抗压迫的农民暴动大加指责，言必称匪，而对现实生活中同样遭受不公的农民却寄予无限同情，甚至为他们的暴力行为拍手叫好。这种头脑，未必就比义和团高明。当然我不是说袁伟时先生，写本文时我只读过他这一篇文章。
再如北明先生在《重评义和团运动》([26])一文中说：
“不了解中国拳乱的情况，难以对八国联军在中国的作为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对于一个因果相连的事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会使人对于事物的结果全然无知；但是只知其二不知其一，却使人无法正确了解和评价那个造成结果的原因……义和团拳众是在6月13号大量涌入北京的。而在拳众大量涌入之前的六月上旬甚至五月，他们在北京及外围的焚烧抢掠屠戮就已经开始了……外国驻华公使馆（现今的外国驻华大使馆）全部遭到围攻，是受害各国组成联军出兵中国（实行紧急解救）的直接原因……八国联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登陆中国，进兵北京的。”
“但冤有头债有主：义和团拳乱在先，围攻西方驻华公使馆，戕教士、杀中国教徒以至于杀害外国公使在先，八国联合紧急出兵制止在后。慈禧政府无视国际公约、不理各国出兵前长达数月的呼吁警告而持续纵容拳乱，终于引起八国联军出兵，最后导致巨量庚子赔款。按照‘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发展顺序，明眼人都清楚，庚子国难乃是慈禧政府自取其辱的必然结果，由此引发的造成中国元气大伤的庚子赔款巨大债务，理应算在‘横挑邻衅，自启祸源’（1900年《中外日报》语）的义和团和慈禧政府头上。”
其实，只知其二不知其一或只顾其二隐匿其一的正是北明先生本人，这些说法的主要错误是：
1、颠倒了八国联军入侵和使馆被围攻的时间顺序。八国联军入侵的标志是1900年6月10日西摩尔军不顾清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北京进发，而此前北京内城的使馆、教堂和外国人在使馆卫队和清政府的双重保护下并未受到任何攻击，义和团的破坏主要在北京周边和郊区（外城都很少）。6月12日早晨，使馆人员才首次在使馆附近看见义和团([16]P.19)。对使馆的第一次进攻发生在6月14日夜，实施者是义和团和北京市民（事出有因，详后），但这是一次自发行为，规模也不大，被使馆卫队轻易击退，与20日开始的大规模围攻不能同日而语([17]P.277；[27]P.153)。6月16日，联军强行索要大沽炮台，遭到拒绝。6月17日，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战争正式爆发。清政府下令围攻使馆则是在6月20日([27]P.154)。
2、隐匿了外国使馆人员率先违反国际法的事实。对6月12日德公克林德主动袭击、擅自逮捕团民并拒绝释放的举动([16]P.19；[28]P.148)，对各国公使和卫队从6月13日开始的主动“猎取拳民行动”([17]P.271-278)，对这些行为的严重后果，都只字未提（“主动”是他们自己的说法(转引[17]P.275)），而北京城里的大规模冲突正是从6月13日开始的([17]P.273)。
3、歪曲了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隐匿了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事实。慈禧一开始并未“纵容拳乱”，只是在对付义和团的策略上和列强有严重分歧。列强主张全面镇压义和团，就连印刷、散发揭帖的人和给义和团提供活动场所的房主都要“一律正法”(转引[17]P.202)。清政府则认为这样大开杀戒反而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只肯“严拿首要，解散协从”([01]第26册P.110，NO.423)，这种顾虑是很正常的。慈禧剿灭义和团的原政策发生松动，是在6月初列强派遣远超限量的卫队进驻使馆之后([01]第26册P.117，NO.446)，而她正式决定招抚义和团则是在6月16日([01]第26册P.133，NO.518)。
4、把义和团在北京郊区甚至周边的破坏和6月12日开始的在内城的破坏混为一谈，以突出使馆受到的威胁，为列强出兵找理由。这是一种不太容易识破的把戏。简单地说：中外文献一致显示，1900年5月间，虽然北京郊区和周边的义和团活动很频繁，但城外义和团并未大批进入北京——北京有重兵防守，义和团根本进不来，况且外省义和团此时并没有进京的迫切愿望——而北京城内原有的义和团数量很少（相对于6月），且大部分是少年儿童，他们只是在教师的带领下练习拳术，散发传单，并没有任何针对城内使馆、教堂、外国人的暴力行为（详后）。为了不给列强借口，这一时期清政府（慈禧）对义和团的政策仍是以剿为主([01]第26册P.100，NO.377；P.110，NO.423；P.114，NO.433)。在京外国人绝对安全，大部分人也没有感到危险([16]P.4-5)。那么，是什么改变了这种局面呢？是列强在5月底派了远超限量的卫队进驻使馆，威胁到了近在咫尺的皇宫，引发了连锁反应，而稍后的西摩尔军强行进京则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子乔按：从5月12日的涞水事件到6月21日清政府“宣战”，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此处暂不赘述，详见下文。】
5、6月20日开始的对使馆的大规模围攻，其基本力量是清军，而不是义和团。林华国先生对此有精彩论证([27]P.152-159)。还有其它一些硬伤，如杀死杉山彬的不是义和团而是清朝的甘军([16]P.19)，延杰并非被延雍“以六百两黄金雇佣了拳匪”所杀，而是比延雍还多活了11年([34]P.133)，就不多说了。
时间坐标是认识一切历史事件最根本的基础，如果时间顺序错乱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将随之错乱，结论自然不可能正确。不论是袁伟时先生的错误还是北明先生的错误，只要把历史事件及其时间顺序弄清楚，就都一目了然了，而不必一一反驳（主要是后者）。因此，我决定根据读过的资料，按时间顺序整理一下义和团运动的基本史实，并对重要事件进行简单的介绍和评论，以供对义和团运动感兴趣的朋友们参考，但不涉及对义和团运动的总体评价和历史定位——与其争论这些东西，玩弄概念和符号，不如静下心来梳理一下基本史实。
【子乔按：顺便请教各位一件事。《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1900年6月2日下有一条“京师义和团焚烧麦加利银行”([28]P.123)，但未说明资料来源。在我已经阅读过的文献中，也未发现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我去网上搜索，竟也没有搜到（明显抄自《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的除外）。按常理，麦加利银行（渣打银行）是英国银行，如果当时被义和团烧了，应该是一件重大的涉外案件，会留下很多记录才是，有关义和团的著作也应该提到。我只查到，现北京东交民巷有麦加利银行旧址，但它是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才设立的（）。因此，我不得不对该条记录表示怀疑。如果哪位朋友知道该条记录的原始出处，或者北京最早的麦加利银行的设立时间和地点，麻烦告诉我，谢谢！如果就是东交民巷的那个，则说明《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有误。】
【本节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包括本节后面的部分）
一、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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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
[03]：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
[04]：[清]佚名：《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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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祝芾：《庚子教案函牍》，载同[05]第四册，P.363。
[12]：[清]刘春堂：《畿南济变纪略》，载《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P.306。
[13]：[清]郑观应：《传教》(《盛世危言》14卷本)，载《郑观应集》上册，夏东元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P.409。
[14]：[日]佐原笃介、浙西沤隐：《拳乱纪闻》，载同[05]第一册，P.105。
[15]：[日]佐原笃介、浙东沤隐：《拳事杂记》，载同[05]第一册，P.235。
[16]：[英]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
二、国外论著：
[17]：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18]：[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重印)。
[19]：[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996年重印)。
[20]：[美]周锡瑞：《论义和团运动的社会成因》，载《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P.576。
[21]：[美]舒曼：《义和团的起源》，载同[20]，P.551。
[22]：[美]柯文：《义和团、基督徒和神——从宗教战争角度看1900年的义和团斗争》，载《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P.59。
[23]：[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P.24。
[24]：[德]狄德满：《基督教、帝国主义与清末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载同[23]，P.336。
[25]：[德]李维纽斯：《义和团运动与在华基督教会》，载同[23]，P.382。
[26]：北明：《重评义和团运动》，网络版。
三、国内论著：
[27]：林华国：《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
[28]：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
[29]：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编年》第12卷(光绪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2004年重印)。
[30]：路遥：《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
[31]：路遥、程歗：《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
[32]：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
[33]：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34]：廖一中等：《义和团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5]：金士宣、徐文述：《中国铁路发展史(1876-1949)》，中国铁道出版社，1986年(2000年重印)。
[36]：史树青：《有关义和团反帝斗争的文物二三事》，载《文物》，1960年第10期，P.35。
[37]：王学典：《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P.13。
[38]：资中筠：《老问题新视角》，载《读书》，1998年第1期，P.122。
[39]：袁伟时：《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网络版。
[40]：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载《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P.44。
[41]：陈振江：《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说明了什么？》，载同[20]，P.241。
[42]：陈振江：《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载同[23]，P.230。
[43]：廖一中：《也论义和团反对先进科技的问题》，载《天津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P.69。
[44]：王守中：《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山东教案》，载同[20]，P.462。
[45]：王守中：《山东教案与义和团散论》，载同[22]上卷，P.519。
[46]：王守中：《梨园屯教案浅探》，载《历史教学》，1983年第11期，P.13。
[47]：程歗、张鸣：《晚清教案中的习俗冲突》，载《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P.67。
[48]：张广生：《日常生活、权力与真相——玉皇阁庙产之争的历史记忆》，载同[22]上卷，P.420。
[49]：赵树好：《晚清教案发展阶段新探》，载同[22]上卷，P.568。
[50]：行龙、赵英霞：《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载同[22]上卷，P.371。
[51]：成晓军、范铁权：《中西文化冲突与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载同[22]上卷，P.396。
[52]：张守常：《教民小议》，载《教案与近代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P.20。
[53]：李宏生：《毓贤与山东义和团》，载同[20]，P.483。
[54]：喻大华：《东直督抚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载同[22]下卷，P.903。
[55]：陶飞亚：《山东士绅与反教会斗争》，载《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P.278。
[56]：马庚存：《山东的铁路修筑与义和团运动》，载同[55]，P.85。
[57]：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P.419。
[58]：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同[57]，P.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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