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人类已经熟练使用核武器、生化武器和卫星精确制导的今天，谈论剑器，显然有些下里巴人。然而，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代，剑器、侠客极其浪漫、色彩浓烈的故事，却成为那个时代独有的景观和旋律，以致影响着中国漫长的历史，形成了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
最早记载剑侠事迹的，是《史记》和《战国策》。
第一个出现在司马迁笔下的剑客，是鲁人曹沫。曹沫勇力过人，深得鲁庄公的喜爱。但与齐国交战，曹沫却三次败北，连连失地。后来，齐国与鲁国在柯地会盟。当齐桓公与鲁庄公在坛上订立盟约时，曹沫却手持短剑，要挟桓公归还失地。齐桓公被曹沫突如其来的举动所震慑，在短兵相接之际，不得不答应了曹沫的要求。
其后的晋人豫让，为了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铤而走险，变名伪身，替智伯报仇。第一次豫让扮作受刑的奴隶，进入赵襄子的宫中，想用短剑刺杀襄子，不料失败了。被放出来以后，豫让用生漆乱身子，吞木炭哑声音，成天在街上行乞，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他的一个朋友知道情况后，劝说豫让，说以你的才能，去委身于赵襄子，一定能得到重用。但豫让却回答说，既然我已答应替智伯杀襄子报仇，再用这种不忠之心去侍奉襄子，那我是做不到的。于是，他躲藏在赵襄子外出必经的桥下，寻找机会行刺，不幸又被抓住了。但这次被捕的豫让却理由十足，他说，壮士能够为知己者捐躯。既然不能为智伯报仇，我请求得到你的衣服，来砍它几刀，以表达我替知己报仇的意愿，这样，我死而无憾。赵襄子为其忠义所感，答应了他的要求。至此，豫让不再遗憾，即伏剑而死。
这是一个平常人难以接受和理解的壮举，更是使今日追逐名利之徒无法望其项背的境界。勇士的气节竟是如此的伟岸不凡!
如果说曹沫、豫让的故事，点染了先秦乱世的历史，让壮士的剑歌拉开了刺客悲剧的帷幕，那么，荆轲这个先秦时代最后一位刺客，则以他血溅秦廷的壮举，使动荡不安的战国逼近了尾声，为那个剑气浩荡的大时代烙上了浪漫主义的印记。
荆轲刺秦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壮举。弱小的燕国，在强秦将要吞灭诸侯、一统天下的非常时刻，以太子丹为首的燕国君臣，把微弱的希望寄托于荆轲一人。为了找到这个人选，太子丹费尽心思。他先是请教太傅鞠武，鞠武向他推荐田光；而田光认为自己身体孱弱，有负厚望，向太子推荐了荆轲。太子丹找到荆轲后，将燕国的存亡大事委托给荆轲，并拜其为上卿，以上宾相待。荆轲接受使命后，也做了相当的准备：花百两黄金，买下了天下最锋利的赵国徐夫人短剑；带上秦国名将樊于期的首级、燕国最肥美的督亢的地图和著名的勇士秦舞阳。有了这些准备，荆轲的行动，应该是成功的。但是，就在这时候，太子丹突然忧虑荆轲反悔，便敦促他上路。荆轲忠心赤胆，却遭人怀疑，十分恼怒，于是便有了易水送别和血溅秦廷的悲壮。许多人只注意了悲歌慷慨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特殊场景，却很少探究荆轲心情的变化。被误解和怀疑的荆轲，心里在汩汩滴血。此时此刻，壮士的易水悲歌，更是为实践诺言而歌。千百年来，人们在阐释荆轲刺秦的深刻影响和强烈震撼的同时，也在揣测荆轲久久等待，而终于没有出现的那个人是谁?是缺少了那个没有谋面的英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使这一谋杀计划功败垂成?
从春秋末至整个战国时代，侠客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趁乱世的风云际会，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活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领域。这一时期的侠客，布衣之侠除曹沫、豫让、聂政、荆轲外，要数毛遂、唐且最为著名。
赵孝成王九年，秦国军队进攻赵国，赵都城邯郸危在旦夕。赵王派平原君前往楚国求救。平原君打算从食客中挑选二十名文武兼备的人随行，却只选出十九人。毛遂自荐随行赴楚。到了楚国，平原君与楚王谈合纵之事，楚王却有意拖延，从早上到中午毫无结果。随行的其他人无计可施。毛遂见状，挺身而出，登上台阶，按着宝剑对想叱退他的楚王说：你之所以要叱退我，是因为你仗着楚国强大。但是，在十步之内，你却无法依靠强大的楚国。你的性命已悬在我的手里。接着，毛遂力陈合纵既为了赵国，也有利于楚国的道理，把楚王说得心悦诚服。毛遂担心楚王事后反悔，当场要求楚王歃血发誓，终于使赵楚两国达成互助协议，共退秦军。
《战国策·魏策》中，作者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记述了魏国使臣唐且不辱使命的历史。秦王凭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借口用五百里的土地与魏国斢换安陵，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安陵君既不愿换地，又不能得罪秦王，只好派外交官唐且出使秦国。在态度强硬、性格暴躁的秦王面前，唐且巧言善辩、针锋相对，使秦王自觉就范，别无选择。唐且说，如果作为布衣的我发怒了，就会倒下两具尸体，流血五步之远，天下人都穿素戴孝。随之挺剑而起，寒冷的剑光逼得秦王真正懂得了“布衣之怒”比“天子之怒”更为现实，“伏尸二人”比“伏尸百万”更刺刀见红。唐且不畏强权，维护正义，创造了新的外交奇迹。魏国傲视强秦，不仅在于主权平等，真理在握，更在于有唐且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外交官身份的剑侠。他以最简洁有效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安陵君十分棘手的问题。
战国时的卿相之侠，自然要数平原、信陵、孟尝和春申四公子为最。
平原君养士数千，权倾一国，为取信门客，斩宠妃以谢下人，一时成为佳话。信陵君竭诚待客，为存魏救赵，冒死窃符矫诏，拒强秦于国门之外。孟尝君礼贤下士，妥善安置天下士子，这些人中，有像魏子那样可以一死明志的烈士，有像冯谖那样目光远大之人，也有不少鸡鸣狗盗之徒和闾巷布衣之侠。他在薛地时，曾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六万余户。相比之下，春申君的侠烈比不上其他三公子，但他上书游说秦昭王，使昭王派使者买通楚国，让楚国北伐灭鲁，使秦国得以振兴。
二
综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秦以后至清代末，侠客这个特殊的人群，其兴衰发展呈波浪状起伏，经历了几个大的曲折。
受春秋以来仁人忠勇之士的影响和侠客先驱无畏精神的感召，战国诸侠客大多持身谨，持节严，那种爱名誉、急公义、重知音、赴国难的精神，对后世剑侠有着积极的影响，乃至成为他们精神的动力。
汉初，承袭战国以来任侠之风，加之强秦暴亡，各种势力交攻纷起并作。
在秦时，已有韩国贵族后裔张良，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以家财养士”。后来，他得到了一名能使百余斤铁锤的大力士为客，趁秦始皇东游经博浪沙时，张良与壮士共同狙击，结果误中副车。秦始皇悬赏缉凶，遍索天下，张良只得改换姓名，匿居下邳。尽管处境堪忧，但他任侠习性不改，当时，项伯杀了人来投奔他，他竟能将项伯留下来。
到了刘邦为汉朝天子后，这些人仍按过去习惯行事，专横意气，并不尽君臣之礼。剑侠田横，曾拥兵对抗汉楚两家，还烹过刘邦的说客郦生。等到刘邦登基称帝后，他为避报复，带着下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刘邦知其可用，强招来朝。田横耻于与刘邦同朝为君臣，竟在赴京途中自杀了。陪同他的两名随从奉遗命持首级晋见。刘邦见后很是感慨，命手下人以王者之礼厚葬，并加封两随从为都尉。谁知这二人安葬了主人后，却相继自杀。刘邦闻讯大惊，知道田横的门客皆为可用贤才，急忙派人入海相招，但是余下的五百余人听说主人已死，竟集体自杀。
西汉时期，侠客的身份十分复杂，有像朱家、郭解和剧孟那样的平民，即所谓闾巷布衣之侠；也有像灌夫、宁成这样交通豪猾、役使千家的暴富之侠；更有像袁盎、栾布、郑当时这样的亦官亦侠、兼侠客官僚于一身的卿相之侠。但是，从西汉后期开始，随着汉政权的稳定，侠客逐渐远离战国时期和汉前期生存的特定社会土壤，他们中为官者日众，不仅任侠之人年长后多为高官，即使正在任气作威的侠客，也可位达封侯。
东汉时，以高官为侠者更多。如窦融，早年为强弩将军司马，以军功显赫封建武男，家在长安城里，常与闾巷豪杰交往，以任侠为名。光武帝刘秀为布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门”，在行为上与侠客如出一辙。但是东汉统治者大力推崇儒学，剿灭侠客，与西汉相比，侠风有日衰之势。不过，当汉末君主庸弱、军阀混战之际，侠客们又成批涌现，其影响绵延后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有名的乱世之一。此时的剑侠，呈现了衰世放狂的景象。东汉后期，特别是和帝、安帝以后，朝纲混乱，政治昏暗，土地大量兼并，豪强势力膨胀，苛捐杂税沉重，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逼得大批失去土地和生存能力的农民背井离乡。这些流民生存无着，只好铤而走险，继张伯路、章和、张婴等领导的流民暴动之后，终于酿成了黄巾起义。
流民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其中强悍有力者，有的就变成了侠客，有的干脆沦为强盗，这是当时布衣之侠的重要来源。而随着黄巾军的被镇压，一批拥有私人武装的权贵和豪强地主羽翼渐丰，开始不受中央的制约。这些从军阀混战中涌现出的乱世英雄，以及他们身边的人身上，可以看到侠客的影子，他们是公族豪侠的来源。如镇压过黄巾军起义，后官至右车骑将军、封钱塘侯的朱俊，性情刚直，轻财好义；河内太守王匡，乐善好施，以任侠闻名；董卓性情粗野，尽与羌中豪杰交往。在混战中渐成气候并最后称孤道寡的曹操、刘备、孙权等人，都有侠客气质和任侠的经历。至于像鲁肃、徐庶、典韦、张邈等豪杰，更是不计其数。两晋南北朝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侠客的活动更见频繁。
隋唐五代社会治乱交错，崇尚强力，侠客风行。李渊夺取天下时所使用的豪杰中，有不少是侠客。唐太宗李世民更是诚结天下豪俊，以至藏亡匿死，颇有战国时平原君、孟尝君之风。唐人崔融描述唐代侠客情景：“轻沙任侠之徒，斩龙刺蛟之党，鄱阳暴谑之客，富平捍壮之夫，居则藏镪，出则竦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暗鸣则弯弓，睚毗则挺剑。”五代时期侠客势力与隋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汉高祖刘知远，少为军卒，牧马晋阳，曾夜入农家，窃取民女李氏，即后来的李皇后。周太祖郭威，青壮年时就喜好赌博任侠，不拘小节。吴越王钱鏐“权勇有谋，性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他们所重用的大臣，更多侠客出身。
宋元明清时代，由于封建专制统治日益强大，侠客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艰难，这一特殊的社会人群，逐步走向岑寂。
但是，到了晚清，侠客的流风余韵，在历史的大变局中，又有了寂寞已久的回响。这是绵延数千年的民族精魂不死的闪现；这是海潮与岩石相约百年的拥抱；这是埋藏于地底的岩浆长久沉默后作出的抉择。
三
剑器的来历源远流长。最早的剑，大约是新石器时期的原始人用兽骨雕制成的骨剑，这从西安半坡村出土的文物中可见一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剑的制造和使用，已经达到了最辉煌的阶段。从山东临朐发现的吴王夫差铜剑、湖北江陵发掘的越王句践铜剑和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铜柄铁剑中可以看出，剑器已经成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等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器具。特别是1965年从湖北江陵发掘的越王句践剑，虽然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但出土时依然寒光四射，剑气逼人。
古时候的名剑，有记载的就有干将、莫邪、巨阙、太阿、龙渊、纯均、胜邪、鱼肠、湛卢九剑。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载，当时铸剑有名的，吴有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越有欧冶子。而在韩国，所出宝剑最多，河南西平县有冶铁炉，有棠溪村，都是韩国著名的铸剑处。西平有龙渊水，用它淬刀剑特别坚利，称为龙渊之剑。相传越国的欧冶子和吴国的干将是同学，他们的老师在铸剑时，因矿石不能熔化，夫妻二人投身冶炉中，剑才铸成。干将和莫邪夫妇为吴王铸剑，他们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精英，悉心冶炼，竟然三月不出铁汁。为了成功地炼出铁水，他们先是向炉中投进毛发和指甲，铁汁仍然没有流出，最后只好效法他们的老师，双双投入火中，以身殉剑，才有了干将、莫邪两柄雌雄剑的诞生。这些传奇，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细细品来，却发人深省：铸剑人化身为剑，在炉火中涅槃再生，这剑就有了生命，这剑就张扬了人的灵魂，人的价值从剑中体现，剑的分量渲染了时代的色彩。
春秋战国时，佩剑的重量和长短，标志着士的身份。剑有上、中、下三制之分，士又分为上士、中士和下士三种。所有佩剑者，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身份佩带相应重量和长短的剑。从江陵出土的大量剑器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富可敌国的王侯将相，还是穷得无片瓦寸土的布衣百姓，都把青铜剑作为随葬的必需品。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人们，如此生必剑佩在身，死必剑随人葬，剑器与人如此形影相吊、生死不离。也许，从造剑的神秘、神剑的无所不能中，人们对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膜拜，以至剑人相熔、人剑合一；也许，身处那个战祸连年、英雄辈出、霸权迭兴的特殊时代，任何丈夫气节、英雄气概，有了一柄寒剑，便能以最简捷、最自由、最豪气的方式，使之发挥得尽情尽意酣畅淋漓。
四
然而，一旦离开了那个特定时代，剑的功用，便变得有名而无实。
先秦之后，文人雅士们吟剑且佩剑，是敬慕先贤，高扬剑气；是借他人之杯盏，浇心头之块垒；还是倚寒剑威武之胆，壮书生文雅之色?
晋代文士陶渊明，避乱世而采菊东篱之下，竟作了一首不为人们提及的《咏荆轲》：“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荆轲和陶渊明都生于乱世，所不同的是，陶渊明生活的世界，更阴森可怖，血腥味更浓，社会动荡，仕途污浊，人才受压，凭着一柄长剑，怎能刺穿黑暗?他只得远离官场，退隐田园，不为五斗米折腰，用优美的文笔，描绘梦幻中的桃花源。但是，这位有雄才大志却报国无门，洞明世事而不愿同流合污的大智者，只有借酒浇愁装傻隐忍，远离尘世却追念先贤，抚剑长叹。
比陶渊明早一个世纪的嵇康和阮籍等“竹林七贤”，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他们看不惯篡位的司马氏政权，便纵酒谈玄，故作狂放，游会于竹林，超脱于当世。他们怀想春秋战国前贤，想必也常常抚剑长叹，感慨万千。
其后的大诗人李白、杜甫、陆游，虽所处的时代不同，所逢际遇有异，但都无一例外地长剑随身，诗剑相融，求索于滚滚红尘，漂泊于天地之间，一副侠客气派，一生落魄命运。李白不仅诗酒闻名千古，而且仗剑任侠，颇有盛名。他年十五而好剑术，轻财重施，遍干诸侯；曾路见不平，手刃数人，后混迹渔商，常与江湖侠客交往，是一个十足的侠客；成年后，仍放荡不羁，蔑视权贵。故此，龚自珍《最录李白集》称：“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一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至于杜甫、陆游他们，虽然也吟诗使剑，梦想将诗笔难以捣毁的现实黑暗，以神剑的功力去完成，但这种遗憾却始终如影随形，伴随一生。就是后来的剑客辛弃疾，这位文武兼备的英雄，纵然有过“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历史，有过“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辉煌，但南渡以后，在贪生怕死的权贵手下，勇士冲天的豪气，也无法吹开宫廷重重帷幕，剩下的只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了。
在中国历史上，除少数文武兼备的所谓“儒侠”外，更多的文人，是借剑言志，剑发心声。唐人郭震作《古剑篇》，以龙泉宝剑比喻沦没的人才，借咏剑发议论，吐心中不平。贾岛的《剑客》诗思奇僻：“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是以剑客的口气，托物言志，抒发自己兴利除害的政治抱负。
诗界的前辈屈原，其佩剑或许很名贵。他行吟泽畔，忧国虑民，郁乎不得志之时，正是佩陆离之长剑，戴切云之高冠。但据推测，这剑与后世诸多骚客雅士之剑，已没有太大的区别。试想，一个身在高位之外，行不能险走极端的人，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清人龚自珍在读了陶渊明的那首《咏荆轲》后叹道：“陶渊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想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他咏叹的是前朝事，讽喻的却是当世风。诗人感慨侠风衰微，豪情不古，颇为遗憾。他的另一首《漫感》：“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也不过是一种纯抒情式的自慰而已。
五
古人爱剑，可谓如痴如狂。今人爱剑，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浩如烟海的武侠小说中，金庸、梁羽生等名家，将历史故事与艺术创作有机结合，塑造出一批人物性格鲜明、剑术高超绝伦、文化底蕴深厚而深受欢迎的剑侠形象。加之现代影视艺术的再造和烘托，更令人百看不厌，回味无穷。
文武之道，素来相隔如山。然而，古今文人，数千年来却一直挚爱着剑侠，或仰慕怀想，或仿效任侠，或诗文寄托，正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侠客梦桃园。这其中自有其不解之迷。
从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无论什么时候，文人能施展才干之时，侠客便变得很少；文人毫无用处之时，侠客便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此消彼长的现象。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剑侠的滥觞阶段，也是他们展示形象的鼎盛时期。在那个礼崩乐坏、法度失丧、道德沦落的乱世，文人无用武之地，一群具有强烈使命感、献身精神和浪漫色彩的剑侠，便从水深火热的生活底层澎湃而出，他们浪迹天涯，奔走四方，幻想用手中之剑，来拯救现实，以实现理想社会。他们是一些驰骋纵横于现实之中，又超然独立于现实之外的人。春秋战国如此，魏晋六朝如此，五代十国如此，清末民初莫不如此。
文人与侠客之间，也是一种互补关系。遭遇乱世，文人自叹生不逢时，理想幻灭了，文籍虽满腹，不如一柄剑。李白称“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帏复何盖”。王昌龄《少年行》言“结交期一剑，留意赠干金”。文人做不了的事情，希望侠客来补救。侠客也只有具备了文人的品格，才能上档次。
文人和剑客之间，其实都是一家人。他们的理想与精神，从来就是一脉相通。孔夫子、孟夫子教人实现美政世界，老聃、庄周引人返璞归真；而千古侠客共同的理想和愿望，都是救民众于水火，使生灵免遭涂炭，建立一个道德淳美、清平无争、民乐融融的桃园世界。他们殊途同归，只是方式不同，一个以书，一个用剑。真正的文人和侠客，都是现实的批判者和矫正者。他们时刻都用最敏感的神经感悟世界，用最健全的人格影响他人，用最前卫的手段修正时代。正因为他们总是走在社会现实的前列，对时代的发展走向，总比他人感受更真切更准确，对社会的弊端审视更及时更透辟，批判也更尖锐。他们的忧患意识与生俱来，如影随形，因此，他们的形象才有了永恒的魅力。千百年来，既当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无数仁人志士的人格理想。这种集文人和侠客优点于一身的“儒侠”，既克服了侠客卤莽粗野的缺陷，又弥补了文人文弱无力的不足。有了这种价值取向和形象模式，苏东坡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才豪气冲天，文采飞扬；岳武穆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才成了千古名句，流传后世。
剑侠与文人，从来都是难兄难弟。剑侠的长剑虽然锋利无比，终究不能杀尽不平而破旧布新，更无力将传统社会改造成真正的桃园乐土。故此，隐居山林或者殉难死节，就成为他们必然的人生结局。壮志难踌而抱憾终身，即是他们命定的精神归宿。文人寄情于侠客，在现实中期望侠客回天有术，希望幻灭后，便在武侠小说中塑造剑侠无所不能的形象，以虚幻的世界自慰慰人。文人做不成侠客梦，侠客也做不成桃园梦。这对患难与共的兄弟，只得无数次地奋斗，殉难，再奋斗，再殉难，使人类社会发出一声声振聋发聩的撼响，使中国历史在激情澎湃中不致沉没。
六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剑侠的人格十分复杂，夹杂着崇高、伟大和悍顽的成分。正像陡立的石壁上，生长出挺拔遒劲的松树，因了阳光、空气、土壤、水分和时间，这是在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品格。
唐代李德裕在《豪侠传》中指出：“夫侠者，盖非常之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这就道出了侠客的最基本特征，那就是慕义。冯友兰教授说，侠客对义的理解要比常人严厉、苛刻、绝对，因此，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超常规超道德的特征。如果将这种执义不移的精神和义薄云天的侠举施之于国家与民族，施之于天下百姓，为社稷苍生利益勇往直前，临难不苟，义无返顾，那么，这就是侠客的忠勇无私，是侠客人格中最令人敬佩称道，也最为闪光的品格。明人李贽说过：“忠臣侠忠，则扶颠持危，九死不悔；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它。”这里的侠忠，就是义的意思。战国时信陵君魏无忌，在国家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不避艰险，奋起抗秦，围魏救赵，成为历史佳话。史圣司马迁对这种豪侠之举十分赞赏，故此，在为孟尝、平原、春申君立传时，均以封邑系，惟独对信陵君尊以国系，称魏公子，并以魏亡写于传末，以示其一身关系一国存亡。明人王世贞、清人洪亮吉等，对信陵君深明大义的侠举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战国之后，依然可以看到如此忠勇的义士。宋靖康年间的李彦仙、孙益，宋末抗元各死难烈士，明嘉靖年间的杜槐、谢介夫等人，有的身任微职，有的是布衣百姓，但是，当国家民族面临危难之时，奋勇前行，不屈不挠，铁肩担道义，风流写丹青。
剑客尚气任侠，感于意气，激于义愤，凭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古道热肠和超人膂力，实践着独特的人生理想，张扬了憎爱分明的个性特征，这种人格内涵，就是重气轻死，不爱其躯；豁达大度，疏放狂怪；性格刚烈，宁折不弯；无所畏惧，一往无前。曹植在《白马篇》中，称赞幽并游侠儿：“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唐代高适《送浑将军出塞》诗中有“塞上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鲍照《代雉朝飞》：“握君手，执杯酒，意气相倾死何有。”崔颢《游侠篇》：“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
修行励名，爱重名誉，也是历代大侠禀赋的人格特征。汉代侠客朱家，赈济别人，从贫贱者开始，自己家无余财，生活十分简单，并且他做好事从不希望人酬谢。他救了季布，等到季布做了官后，他却终生不见季布。
在诸多为人称道的高洁品性之外，剑侠也有悍顽专横、擅作威福的一面。正因为这些，凸现在世人眼中的剑侠，才是一群鲜活真实、非神非怪、可亲可爱、呼之欲出的英雄，才是一群惊世骇俗、光照日月、经天纬地、芳泽百世的伟人。
七
先秦剑侠精神如清溪出涧，奔流不息，差不多贯串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建桃源世界，为理想殉节，这是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作弥足珍贵的大侠精神。这并非那些逞血性之勇，却不顾民生疾苦，不思国家民族命运的好武之徒的作为。大侠精神那种不朽的气节，构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翻开厚重的历史，至少有这些线索不容忽视。
摆在最前面的，是秦末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大泽乡起义的全部意义，不在于是否推翻了一个残暴的秦帝国，也不在于其结局的辉煌与悲凄，最紧要的是第一次大胆地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于第一次把豫让、荆轲等英雄们秘密的行动，变成公开的战斗；在于第一次把先秦虽引人注目的极端个人行为，升华为一种号召民众震撼天地的民族精神!
这种精神，在张角、黄巢的冲天正气中丰富了内涵，在窦建德、杜伏威义军身上散发着光彩，在岳飞、文天祥浩然侠节里增添了魅力。直到北宋末年，各路英雄豪杰聚集在水泊梁山，高举起“替天行道”的杏黄大旗，谋破立大计，发奇兵神功，展十八般武艺，打破天罗归水浒，撞开地网上梁山，把先秦豪杰们的剑气渲染得如火如荼酣畅淋漓，让历史前进的脚步，汇成一泻千里势不可挡的滚滚洪流。
到了近代，面对社会的大变革，侠客精神成为时代的需要，崇武任侠，渐成风尚。清朝以来，特别是从康雍乾之后，政治已渐呈腐败气象；至同治年间，土地兼并加剧，田地赋税日增，官场腐败，外强侵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一些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随着康梁维新的失败，人们看到了废除帝制的必要。革命者用历史上的侠客义士相号召，以激励斗志，焕发精神。有改良思想的文人郑观应，将明清小说中的剑侠故事，编成《续剑侠传》，与前人侠义小说《剑侠传》合并刊行，并在该书的序言中，阐明了编此书的宗旨，号召天下剑侠行动起来。谭嗣同著《仁学》，也以侠义精神相号召。梁启超作《中国之武士道》，对自春秋及秦汉侠客的生平行事，给予了特别的彰扬。杨度为此书作序，他比较和总结了中日两个民族尚武精神的差异，提出要向日本学习，振兴几于荡失的侠客人格和精神。在维新人士和革命党人的组织领导下，那些沉沦于江湖的豪侠义士，精神振奋，侠风劲吹。千百年来，侠客“千里颂义，为死不顾世”的品格，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时代大潮相融汇，升华为一种更崇高伟大更感天动地的不死的精神，沸腾了无数仁人志士鲜红的血液，使之为民族为正义视死如归。
改良派代表谭嗣同，不仅倡言振兴侠客精神，自己也是一位仗义任侠的勇士。革命党人陈天华称他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谭嗣同少年时历尽坎坷，故好读《墨子》，倾慕侠客为人，以致学习骑射击刽。在《报刘淞芙书》中，说自己曾“斗酒纵横，抵掌《游侠》之传”。在《望海潮》词中，他高吟“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其刻意效法古代侠义之士，立志救世，不惜以身赴天下之难的情怀，让人感动教人激奋。谭嗣同积极参加维新运动，变法失败后从容就义。他在狱中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活脱脱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侠形象。与谭嗣同订作生死交、二人有“浏阳双杰”之称的唐才常，也是一位侠肝义胆之人。戊戌之年，他应谭嗣同电召赴京参与新政，刚到武汉，政变猝起，他只得亡命日本。激于挚友之死，他从此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以实现宿愿。写于此时的《侠客篇》，将壮士般的情怀袒露无遗：“丈夫重意气，孤剑何雄哉。良宵一灯青，啼匣风雨哀。不斩仇人头，不饮降王杯。仰视天沉阴，揽衣起徘徊。民贼与乡愿，颈血污人来。我闻日本侠，义愤干风雷……要当舍身命，众生其永怀!”后来，唐才常回上海组织自立会，反对当局。起义失败后，他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于武昌。鉴湖女侠秋瑾自幼放纵自豪，仰慕汉代著名的侠客郭解、朱家的为人，常到越王句践观天文、卜吉凶的小丘上练习刀剑。在日本，她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任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回国后，她运动杭州军界学界，与徐锡麟约定在浙皖两省同时起义。失败后，清军三百人赶赴绍兴抓她，学生们劝她逃走，她却神色自如，命其他人先走，自己端坐在内室不动；就义时，年仅三十一岁。她生前的一首《对酒》诗，让多少人热血沸腾奋勇向前：“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因为鲁迅等人的先行，而成为向西方各国同时也是向先秦寻找文化的时代。一个寻找的时代，其实就是一个匮乏荒芜的时代。在漠漠荒野，在无边沼泽，在茫茫黑夜，晚年的鲁迅于孤寂无援中，神游于先秦，凝思于远古。《铸剑》表达了鲁迅对先秦时代深刻而独到的理解：素昧平生的黑衣人，要求眉间尺给他头颅和剑，以帮助他杀楚王报父仇。这位黑须黑眼睛、两眼放着磷火般光芒、铁铸一般的黑色人，讲到他为什么要代眉间尺复仇时，他断然否定了出于所谓仗义或同情之类的拔刀相助，明白表示“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灵魂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黑色人与眉间尺，以及所有被压迫者，有着共同的仇恨和命运，因此，复仇的斗争也是共同的。眉间尺与黑衣人似乎早就心灵相通，似乎等待了一个世纪，黑衣人的声音刚刚停止，眉间尺便举手向肩头抽起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将剑交给黑色人。就在《铸剑》写成后的第五天，即1927年4月8日，鲁迅到黄埔军校讲演，他说：“……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剑侠时代已与我们渐去渐远。但是，那寒凉透骨、桀骜高雅的大侠精神，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显强烈。从戊戌变法，到五四风云；从南昌起义的枪声，到雪山草地的脚步；从邓世昌黄海正义的悲歌，到闻一多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拍案而起……
作为后来人，我们没有权利回避那迎面扑来或者擦肩而过的大时代劲风，我们更别无选择地珍视那渗入血液和骨髓的民族精神。正如一位诗人泣血的吟咏：
神剑啊，我飘零的魂灵
来自天地日月
聚于千年一瞬
炉中熔炼血里淬火
横空出世已铸就了精神
爱之恨之浑然不觉
歌之哭之兀立独行
苦雨凄风征途漫漫
浩然之气点燃正义的黎明
神剑啊，我不朽的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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