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怎样处理炎黄蚩尤问题

　　 〇“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这种传统认识没有可靠的文献依据、没有考古学证明及其它相关学科的证据，目前面临着来自考古学和考古材料本身的挑战；“炎黄距今六七千年”有更多的文献和考古学证据以及天文年代学证据。主流学术界已开始摈弃“炎黄五千年”这种百年传统、千古成见。

　　 〇“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这种传统认识已经导致中学历史教材和教师教学用书陷入自相矛盾、思路混乱、不合逻辑、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人教版教科书第2课《原始的农耕生活》直接否定第3课《华夏之祖》。《华夏之祖》一课及《教学用书》相关内容极不严谨、科学，严重违反思维常识和逻辑，违背历史学科和《教学大纲》的基本宗旨。教材面临的这种困境和尴尬局面亟需改变。

　　 〇建议中学历史教材既讲“炎黄五千年”说，又讲“炎黄历史6500年”新说，实事求是，说明炎黄历史研究的现状，两说各自的依据，存在的问题，同时要与时俱进，跟踪学术进展，直到新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和新的知识结构形成。

　　 〇孙中山《祭黄陵词》不是史料，也无史料价值，仅是一文学作品，其中用语“平定蚩尤乱”与《教学大纲》要求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引导学生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等基本精神相违，不宜作为教科书内容，应予撤下。

　　 炎黄被华夏儿女尊为人文始祖，讲中国历史必讲炎黄。在国人眼中，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也就是炎黄以来的历史。现在小学没有历史课，大学非历史、考古等文科专业，一般也不再学历史，所以我们中国人对炎黄的了解和认识主要来自中学历史课（当然实际上，小学生接触的课外读物、大学历史考古等专业以及一般历史书、工具书对炎黄历史的介绍也都大体一致）。中学历史怎么讲炎黄和蚩尤，基本上就决定了一个中国人乃至所有中国人对炎黄和蚩尤有什么样的了解和认识。中学历史课是个基础乃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以前的教材就不管它了，我们这里以课改 [1] 后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材及教师教学用书为例，来探讨一下历史教材和教学目前应该怎样处理炎黄和蚩尤这个问题。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和老师们批评、指正。

　　 人教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2]（初中一年级使用）第一单元“中华文明的起源” 第3课《华夏之祖》正文有三个小节“炎黄战蚩尤”、“黄帝——人文初祖”和“尧舜禹的禅让”。其中“炎黄战蚩尤”基本内容是：“距今约四五千年，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活动着许多部落。炎帝和黄帝，是我国古老传说中黄河流域著名的部落首领。那时候，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东方有强大的蚩尤部落，相传他们以铜作兵器，勇猛异常。黄帝部落联合炎帝部落，在涿鹿一战中大败蚩尤。从此，炎帝、黄帝部落结成联盟，经过长期发展，形成日后的华夏族。” “黄帝——人文初祖”的基本内容是：“相传，黄帝建造宫室，制作衣裳，还教人们挖井，发明舟车，为后世的衣食住行奠定了基础。他的妻子嫘祖发明养蚕缫丝，他的属下仓颉发明了文字，伶伦编出了乐谱，等等。后人尊称黄帝为‘人文初祖’。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后人对华夏始祖黄帝的尊敬。至今，海外华人常自豪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 “尧舜禹的禅让”起句是：“传说继黄帝之后，我国黄河流域杰出的部落联盟首领还有尧、舜、禹……”

　　 正文之外，课前有导入框，是清明节华人祭奠黄帝的图片及相关文字说明。“炎黄战蚩尤”一节配有一段阅读文字“相传，涿鹿之战十分激烈。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施展法术，突然间风雨大作，使黄帝、炎帝部落迷失了方向。黄帝命部下制造指南车，辨别了方向，才把蚩尤打败”和孙中山的一首祭黄帝词。“黄帝——人文初祖” 一节配有阅读文字：“关于黄帝时期发明的传说，我们可从考古实物中得到验证：河南汤阴和洛阳等地，都发现了距今数千年的水井遗迹；山西夏县和浙江湖州，发现了四五千年前的蚕茧和绢布；半坡和大汶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更与仓颉造字的记述相符。”此外有一组说明“传说中黄帝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的图画，以及“动脑筋”思考题：“你对上述神话有什么看法？认为哪些是可信的？哪些带有神话色彩？怎样看才更科学？”教材后面附有《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其中关于“炎黄”年代是这样界定的：“距今约5000——4000年 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和尧、舜、禹时期”。

　　 人教版高中选修课本《中国古代史》（全一册）[3]第一章“祖国历史的开篇——先秦”第一节“远古社会和传说时代”第四小节“炎帝、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基本内容与初中教材大体一致（但更为简洁）。其与炎黄有关的部分是：“炎帝、黄帝是距今约四五千年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首领。炎帝部落后与黄帝部落联合，与东方的蚩尤部落大战于涿鹿之野，蚩尤战败被杀。炎黄部落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息、繁衍，构成了后来华夏族的主体部分……尧、舜、禹是黄帝以后黄河流域的几位部落联盟首领……”供阅读的文字是《通鉴外传》中的一句话：“黄帝命仓颉为左使，制字，使天下义理必归文字。”教材后面附有《中国古代史大事年表》，其中关于“炎黄”的部分是：“距今约四五千年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父系氏族公社。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时期。” 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教材分必修课与选修课，可能或可以涉及炎黄的必修课《历史Ⅰ》、《历史Ⅱ》、《历史Ⅲ》以及选修课《探索历史的奥秘》均没有涉及炎黄。

　　 以上是课改后人教版中学历史教材关于炎黄蚩尤的教学内容（就基本内容而言，它与课改前也大体不差）。在目前的学术背景以及基础教育转向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以上中学历史教材关于炎黄蚩尤的教学内容存在以下问题以及需要进一步改进、调整的地方。

　　 一、“黄帝距今四五千年”没有可靠的依据

　　 现、当代的文史工具书一般都把黄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26世纪，即距今4600年左右。如《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纂《中国历代人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民国时王云五总编纂《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年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均是。这个年代有什么依据呢？《辞海》有一个说明，所附《辛亥革命期间所用黄帝纪年对照表》，列出三种黄帝纪年：一是《民报》的4609年，二是《黄帝魂》的4622年，三是《江苏》等报刊的4402年（均以公元1911年为始点上推）。“各纪年中，以《民报》所用年代为多数革命党人所接受。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广告，即以此为据，各省响应的文告亦多采此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中华民国元年”（《辞海》附表说明） 。《民报》纪年又怎么来的呢？宋健在《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一文中说《民报》所用纪年“大概是由当时在东京的史学家推算的”[4]。史式指明其推算方法是：卢景贵根据邵雍《皇极经世书》称尧元年为甲辰年，推定这一年为公元前2357年，再据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载黄帝在位100年、少昊金天氏84年、颛顼78年、帝喾高辛氏70年、帝挚9年推算黄帝元年为前2698年。史式说，《皇极经世书》是一部术数书，邵雍和皇甫谧二人均非史学家，“所谓‘黄帝纪元’，不过是大胆地猜测估计而已，全无可信的根据” 、“《民报》当时采用黄帝纪元，不过是‘古为今用’，是清末革命党人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宣传需要而提出来的，未经过慎重的考证，当然不足信”[5]。

　　 除上所述卢景贵的方法外，现今的学者多是以《帝王世纪》、《竹书纪年》等古书所载“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及禹、夏、商、周的积年为基本资料，再以一个可靠的历史纪年如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为基点进行推算。由于对“五帝”的理解不同（有的增加少昊或帝挚）、古书中关于“五帝”各自的在位年数也有差异，同时夏、商、周各王的年代也没有定论，所以不同的学者得出的黄帝纪年便各不相同，但黄帝年代大都在前26世纪——前25世纪及其左右徘徊。如翦伯赞得出的黄帝元年是前2550年[6]，杜正胜认为黄帝年代“不会超过西元前2500年以前”[7]。当然也有黄帝年代在“距今四五千年”这个框架之外的研究和认识，如许顺湛以《春秋命历序》关于三皇五帝各朝帝世及年代为基础，以夏代立国约距今4100年左右进行推算，得出黄帝始年距今6420年左右[8]，曹昱将《春秋命历序》与其它资料综合考虑，得出黄帝出现时间为公元前3706——前3306年的认识[9]。

　　 在古代，也有学者推算黄帝年代。如《汉书•律历志》载元凤三年（前78年），“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桮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三千六百二十九岁”，按此黄帝元年为前3706年。晋人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卷六十《张辅传》）。司马迁《史记》以黄帝开篇、下限为前101年（太初四年），叙事三千年即上溯到前3000年，距今约5000年。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认为“太史公作《史记》，起黄帝、高阳、高辛、唐尧、虞舜、夏、殷、周、秦，讫于汉武帝天汉四年，含二千四百一十三年”，据此黄帝元年为前2510年。

　　 上述各种黄帝年代都是依据古代文献资料进行推算、研究得出。这种文献资料大都是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四、五千年前没有文字资料（夏朝可以视为文献的成文资料至今没有发现，被视为夏朝帝都的二里头遗址各期遗存都有发掘，尤其早、中、晚期的宫殿、祭祀遗址已发掘多处，但没有夏朝已使用系统文字的迹象），古人只能根据一代一代的心传口授记录历史或者加上他们的研究和理解。所以这种文献资料所载可能有正确的，也可能有不正确的，它需要多方面的研究和证据加以证明。以笔者之见，至少要有这几方面的研究和证明：1、要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进行判断；2、文献资料本身没有问题，不会与已有的知识、常识发生冲突；3、对“三皇五帝”传说历史要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弄清它们本来的意思表达。而且这几方面要能够吻合起来，这是最基本的。

　　 显然，古代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推算都没有考古学证明，这是其一。其二，《竹书纪年》和《帝王世纪》等文献说黄帝在位100年、少昊在位84年、颛顼在位78年、帝喾在位70年、尧在位100年、舜在位50年等存在明显的问题：根据考古材料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人口大部分在24——55岁间死去，活到56岁以上者少见[10]，仰韶时期成年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左右[11]。四五千年前的黄帝、尧等活到100多岁、在位100年是不可能的（历史时期在位长者康熙也才61年）。其三，古代文献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和说法非常混乱，其年代也多有出入，“黄帝距今四五千年”的主张者都没有对这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究明其真相。所以“黄帝距今四五千年”这种认识可以说没有一点可靠的依据。

　　 二、目前的学术研究和发展趋势不支持教材的基本内容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界主要倾向于认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前3000——前2000年），如苏秉琦、严文明等著名学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等在此期间的有关文章和认识[12]。但是迄今都没有一个学者、一篇文章从考古学角度对此作具体、深入的论证和研究，这种倾向和认识仅仅停留在一种猜测、感觉、估摸阶段，或者说它是在“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这种没有可靠依据、未经论证的传统认识上，对龙山时代的一个感觉和简单比附。比如严文明说龙山时代“这一时期很象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的文章说“尤其是将五帝时期‘万邦’、‘万国’林立的现象与龙山时代的众多城址或中心聚落群址相比较，有着很大的参比性”[14]、曹桂岑说“我们可以认为‘五帝时代’距今4070年—4500年之间。这期间的考古文化是龙山文化，其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4100—4900年，文献记载与考古文化是相吻合的”[15]。相反，有少数学者如许顺湛、黄怀信等认为炎黄的年代要上溯到仰韶时代（前5000——前3000年）、炎黄的历史文化与仰韶文化有关并结合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资料作了一些论证[16]。

　　 2002年，国家启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又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明确提出要探索炎黄的历史文化。由于“炎黄距今四五千年”是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也是当今考古学界的主流认识，所以这种未经论证、没有可靠依据的认识为“探源工程”所采纳，成为“探源工程”的一个预期认识和依靠点。“探源工程”启动前后公开和宣传的基本目标、任务和思路是：探索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文明进程和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历史文化，并将龙山时代与“五帝时代”等同起来，认为炎黄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左右，以落实“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这种习惯提法[17]。2003年，笔者撰文对此提出异议，从考古学研究、古史传说、易学传说等多方面分析，认为炎黄的历史文化可能在仰韶时代而不在龙山时代，并对“探源工程”的思路和做法提出调整建议，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18]。

　　 笔者的基本认识是：“三皇五帝”是先秦至秦汉时期古人建立的一个传说时代古史体系，它删繁就简、高度概括，燧人、伏羲（太昊）、神农（炎帝）等“三皇”各自代表人类不同的发展时期，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代表“三皇”以后的传说时代正统历史。这个古史框架是在夏、商、周及秦汉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所以它基本上不涉及长江流域和长城以北的史前文化、原始部族，而主要反映了渭水流域、黄河中下游的史前史（古代文献中各种不同的“三皇五帝”人选便是不同的族群历史、传说系统及编纂者的立场、观念所致）。将古代文献及传说中“三皇五帝”的文化特征、谱系与渭水流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主要的考古学文化及相互关系进行比照，我们发现二者非常吻合。在此基础上，可以给出一个大致的《中国史前史年代简表》如后：

　　 中国史前史年代简表

　　时代　　　　年代　　　　　　　　　　　文化特征或活动范围

　　盘古　　　　创世时期　　　　　　　　　东汉时古人创造的一位创世大神

　　有巢氏　　　旧石器时代早期　　　　　　早期猿人还带有许多原始性质，晚期猿人体质已与现代人相似，是中国古书说的

　　　　　　　　约240万—15万年　　　　　“构木为巢”时期

　　燧人氏　　　旧石器时代中期　　　　　　晚期猿人进化为早期智人，其体质形态与现代人接近，有丰富的用火经验并已懂

　　　　　　　　约15万—5万年　　　　　　 得人工取火

　　伏羲氏　　　旧石器时代晚期　　　　　　晚期智人阶段，数学、天文历法、宗教及刻画图案已经起源，陶器、畜牧和种植

　　　　　　　　约5万—1万年　　　　　　　农业也开始起源

　　太昊　　　　新石器时代早期　　　　　　距今9000—8000年的贾湖文化为太昊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安徽淮河流域，文

　　　　　　　　约1万—8千年　　　　　　　明程度高于伏羲时代

　　神农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神农时代是原始农业趋于成熟的时代，无具体考古学文化可指，泛指农业初创和

　　　　　　　　约9千—7千年　　　　　　　初步成熟时期

　　炎帝　　　　约7—6千年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史家类型，主要分布在渭河流域

　　黄帝　　　　约6.5—5千年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主要分布晋南豫西、关中东部

　　蚩尤　　　　约6.5—6千年　　　　　　　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主要分布豫北冀南

　　少皋　　　　约6.3—5千年　　　　　　　大汶口文化早、中期，主要分布泰山南北、汶泗流域

　　颛顼　　　　约6—5.3千年　　　　　　　大河村文化中期(或仰韶文化阎村类型)，主要分布河南

　　共工　　　　约5.5—5千年　　　　　　　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主要分布豫北冀南

　　祝融　　　　约5.3—4.8千年　　　　　　大河村文化晚期(或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主要分布河南

　　喾（俊）　　约5.3—4.5千年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主要分布鲁东南、皖北、鲁西南、豫东

　　尧　　　　　约4.5—4.2千年　　　　　　核心为陶寺文化，统治黄河中下游及渭河流域

　　舜　　　　　距今约4200年　　　　　　　继尧为古国联盟首领，核心考古学文化待定

　　 说明：

　　 1、本表制作主要依据王先胜著《“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

　　 2、中国古籍以及古人心目中的“三皇五帝”产生于夏、商、周时期，而夏、商、周的族源均在黄河、渭河流域，故“三皇五帝”历史主要是夏、商、周及其后人的历史，长江流域、辽西灿烂的史前文化基本没有进入这个体系，但大致可按年代比对确定时代。

　　 3、“三皇五帝”的年代界定主要依据其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比如炎帝八代末世是与黄帝联合杀蚩尤的榆罔（约前4500年），按古史传说这时转为黄帝世系而炎帝世系结束，这是古人编朝代更替历史的需要而将榆罔之后的炎帝部族历史剪去，实际上它是存在的，就是半坡类型、史家类型一直延续到前4000年左右才结束的年代。其它年代也如此理解。

　　 4、关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年代界定参考张之恒、黄建秋、吴建民著《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2版）。

　　 上面的框架考虑了整个古史体系、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并且是将每一个传说帝王与其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作了论证、研究之后排出来的[19]，所以笔者认为它在古史传说和考古学方面都不会遇到大的障碍。这里再着重谈一下炎黄和蚩尤：

　　 笔者认为渭水下游半坡类型（含史家类型，下同）几个典型的多人二次葬墓地临潼姜寨二期、渭南史家、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阵等即是传说中的“炎黄大战”和炎黄联合杀蚩尤所致：早期的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主要是距今约6500年的人骨和遗存，为炎黄联合杀蚩尤所致；略晚的渭南史家、临潼姜寨二期主要是距今约6200年的人骨和遗存，为炎黄之间的战争所致。这个认识与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趋势吻合——“黄帝文化”庙底沟类型（含西王村类型，下同）早期自晋南、豫西溯渭河向西发展，“炎帝文化”半坡类型在渭河流域发展到极盛期（炎黄联合时期）后是自东向西退缩，直至甘肃、青海地区[20]。也与《逸周书》所说炎黄联合杀蚩尤在前、炎黄之争在后相合（《史记》的说法是炎黄之战在前，杀蚩尤在后），与苗族传说黄龙公（黄帝）是从浑水河的下游逆水而上进犯蚩尤坝（渭河平原）相合（《蚩尤神话》），与《山海经》、《逸周书》、《尸子》等先秦文献说黄帝杀蚩尤在冀州、中冀相合（先秦文献《禹贡》“冀州”地域非后来的“两河之间”，而是包含渭水流域、不包括今之河北涿鹿、阪泉），也与《路史》等古书说“蚩尤姜姓，为炎帝之裔” 相合（早先有共同的考古学文化半坡类型）。传统的半坡类型发展到距今6500年时有一个重要变化即典型器物、“礼器”尖底瓶的出现[21]，也有学者将此作为重新界定后的“半坡文化”的开端[22] ；庙底沟类型以前被认为始于6000年前，但近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晋南、豫西“北橄遗存”应归属庙底沟类型，其始年接近前4500年[23]；“蚩尤文化”后岗类型的始年约前4500年[24]，据学者研究濮阳西水坡45号墓死者当为蚩尤，其尸骨在下葬前已遭到肢解[25]，而其年代在前4500年左右[26]，说明它是后岗类型中最早的遗存。这些年代关系确证约6500年前渭河、黄河流域发生了一件大事，即炎黄联合在渭水下游平原（“中冀”）杀蚩尤，蚩尤族人抢（或偷）得蚩尤尸骨东逃河南濮阳西水坡为其隆重下葬，从此在豫北冀南生存、发展，即后岗类型的出现。

　　 《春秋命历序》说炎帝共八世在位520年、黄帝十世1520年、少皋八世500年、颛顼二十世350年、帝喾十世400年、尧98年、舜53年（《易纬稽览图》有类似的说法）。许顺湛认为“五帝”各自代表一个族团及其历代领袖的称号，并说“帝喾生尧”（《史记》）其积年包含尧在内而少皋非黄帝后裔不能计入黄帝年代，以夏年距今4100年为基础得出黄帝距今约6420年的认识[27]。这种观念和认识与上面的分析非常吻合（按《史记•五帝本纪》尧98年不该省去，则黄帝年代在前4500年左右）。按《春秋命历序》的年代，炎帝始年距今约7000年，与半坡类型始年吻合，黄帝1500年左右正是庙底沟类型跨越的年代（前4500——前3000年），同时炎黄杀蚩尤的战争应发生在炎帝末世“榆罔”期，而古书也正是这样说的（《周书•史记》、《庄子•盗跖•释文》）。赵永恒根据《史记》等古籍所载黄帝历法资料、黄帝时代天象资料进行计算、分析，认为已酉朔旦冬至黄帝“迎日推策”应在前4375年、黄帝作《调历》为前4377年、杀蚩尤为前4392年、黄帝生年为前4428年等等[28]，这些年代也基本支持前面的认识（细节问题尚需继续甄别，因为考古学年代目前误差较大，有关文献及夏、商、周年代也有小的出入）。

　　 2005年11月下旬，“探源工程”秘书长王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表示“探源工程”将探讨前4000年——前700年间即仰韶文化中期至西周末年，空间上涵盖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和北方地区[29]。2006年1月，王巍又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再次发表了同样的意见[30]。始于仰韶中期必然及于仰韶前期，因为仰韶中期前4000年是传统认识上的庙底沟类型（即本文所称“黄帝文化”）的始年，而近年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北橄遗存应归属庙底沟类型，其始年接近前4500年，前已述及。至此，可以认为国家“探源工程”已接受笔者《“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等文的基本认识和建议，中国主流学术界已开始改变“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这种百年传统、千古成见。

　　 教材说蚩尤是“东方”的强大部落、炎黄杀蚩尤在今河北涿鹿（见于课文“注释”），都是没有可靠依据的，也得不到考古学研究的支持。古代文献没有资料明确说蚩尤是东夷、东方部落。与蚩尤有关的遗迹有些在河南、山东交界地区，但河北北部、山西南部、渭水下游也有（《续夷坚志》说“华州界有蚩尤城”，华州指华县、华阴市一带）；蚩尤为九黎之君，徐旭生考证以“黎”名地主要见于晋、冀、鲁、豫四省相邻地区，也不说明蚩尤是东方部落。杀蚩尤的地方，涿鹿、阪泉是小地名，冀州、中冀是大地名，前者应在后者范围内。先秦文献说杀蚩尤在冀州、中冀，《禹贡》“冀州”含渭水流域（“治梁及歧”），最北的地点于山西是恒山（“恒卫既从”）、于河北是其中部（“夹右碣石以入河中”），渭水下游平原（古代“华州”）正是“中冀”。司马迁《史记》说杀蚩尤在涿鹿，郦道元《水经注》明确此“涿鹿”在河北，但二人均不言冀州、中冀，很可能他们都知道先秦时“冀州”含渭水流域而不包含今之河北涿鹿、阪泉（《史记》多次写渭水流域歧、梁并举，《水经注》“渭水”条下有冀川、冀县、冀南山、冀水、冀谷、冀城、冀治等一系列以冀为名的山川河谷及城邑，此现象不见于河北），为避矛盾故然。此后，学者沿袭司马迁、郦道元二人说法，错误至今。当然，无论在龙山时代还是仰韶时代，炎黄杀蚩尤在今河北涿鹿、阪泉都不能从考古学上得到证明。

　　 三、教材和教学活动本身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教材说黄帝和炎帝时期的发明有：建造宫室、制作衣裳、挖井、发明舟车、养蚕缫丝、文字、乐谱、织布、草药、天文观测，分别见于正文、阅读文字和图画。因为黄帝年代“距今四五千年”，这些发明当然也应该是距今约四五千年前才有，不会早于这个年代。但是，这些发明事实上绝大部分都不是四五千年前才有，下面我们了解和分析一下教材及教师教学用书的相关内容（由于高中教材相关内容较少，又基本上重复初中教材，所以仅以后者说明即可）：

　　 关于建造宫室，七年级上册《教师教学用书》（以下简称《教学用书》）[31]解释为“指能建造房子”。初中教材第2课《原始的农耕生活》说：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原始居民住着干栏式的房子，过着定居生活”；距今约五六千年的“半坡原始居民住在半地穴式的房子里，房内有灶坑，供炊煮和取暖用”。教材还展示了河姆渡干栏式房屋和半坡居民住房的复原图。《教学用书》也说河姆渡的居民“住着干栏式的房子，过上定居的生活”、河姆渡的干栏式房子是“一种木结构的地面建筑”，而“半坡遗址的房屋有圆形，也有方形，大多采用‘半地穴式’的建筑形式……半坡还有少量从地面建筑起来的房屋”，并且还让学生观察、比较、讨论河姆渡干栏式住房与半坡居民的住房“这两种房屋建筑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此不同？”等等。学生刚学了七千年前古人已能建造很不错的房子，普遍过着定居生活，自然应该得出来结论：黄帝时期发明宫室是假的。

　　 关于织布、制作衣裳，教材第2课说“半坡原始居民已会纺线、织布、制衣”，并展示了半坡遗址出土用于纺织的纺轮图样。《教学用书》“参考资料”说：“我国原始农耕时代，已出现了原始纺织业。最早的织机遗存出土于河姆渡遗址。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织机。半坡原始遗址则出土了用以捻线的石制陶制纺轮。从半坡陶器底部发现的麻布印痕分析，当时最细的线纹直径0．5毫米，已和今天的线差不多。半坡居民使用原始的织机，织成麻布，制成衣服。”还有一段文字专门对教材展示的半坡纺轮的使用方法进行说明。同时在学习河姆渡、半坡居民的农耕成就中，要求教师注意把握教科书中涉及的“原始农业与饲养业、手工制陶和纺织的关系”、“原始陶器和纺织与定居生活的关系”，提示当时“妇女主要从事耕作、纺织”，将“原始农耕生产对家畜饲养业、手工制陶和纺织业的带动作用，对定居生活的影响”作为教学重点之一。学生已知七千年前已形成纺织业，自然应该得出结论：距今四五千年的黄帝时期开始织布、制作衣裳是假的。

　　 关于挖井，教材第2课展示了一幅“河姆渡原始居民的水井和草棚复原图”，并且说河姆渡的原始居民“他们已经挖掘水井，饮水比以前方便了”。《教学用书》也说河姆渡的居民“已挖掘水井，饮水更加方便”，并对教材展示的河姆渡水井和草棚复原图作了说明：“这是1973年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构水井遗址复原想象图。井口呈方形，边长2米，井口为榫卯套接的木框，每边竖以排桩为井壁；水井深约1．35米，外围有一直径约6米的栅栏和28根木柱，专家据此推断，井上可能盖有简单的井亭。这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水井。”同时《教学用书》“参考资料”还介绍了汤阴、洛阳的古井：“考古材料表明，现已发现的最古的井为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居民的水井。在黄帝活动过的中原地区，则有河南洛阳矬李遗址和河南汤阴白营遗址发现的古井，距今约四千多年，恰与黄帝时代相符。”既然七千年前（实际应是6000多年前，河姆渡的水井出在第二层，但教材和《教学用书》都没有说明）古人已经发明了井，教材怎么还说汤阴和洛阳的水井遗迹使黄帝时期发明水井的传说“从考古实物中得到验证” 了呢？学生已知七千年前古人已经发明水井，当然应该得出结论：四千多年前黄帝时期发明水井是假的。

　　 关于发明舟车，教材中除了图示以及涿鹿之战中“黄帝命部下制造指南车，辨别了方向”的传说，之外没有相关内容。《教学用书》“参考资料”介绍了黄帝为什么被称为“轩辕氏”，其说法是：“古书上说是因为他在战争中发明了一种车战法。打仗时，将士都站在战车上；停战休息时，战士围成一圈，指挥员立在中间，只留一个空当做出入的门，起到保护指挥员的作用。古人把有布幕的战车叫做‘轩’，两车中间空当称为‘辕’。因此发明这种车战法的黄帝，就又称为轩辕氏了。”这样解释“轩辕氏”是否正确暂且不论，但黄帝发明舟车是没有材料证明的了。实际河姆渡遗址出土了8支木桨，当时应该是有船了，最近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八千年前的独木舟；而车，最早的证据是近年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距今不到四千年。教师如果知道这些信息，可以给学生讲，但与黄帝发明舟车也无关。所以黄帝时期发明舟车，也基本上是假的了。

　　 关于黄帝时期发明养蚕缫丝，教材说山西夏县和浙江湖州发现了四五千年前的蚕茧和绢布是从考古实物中使之得到了“验证”。《教学用书》“参考资料”说“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带、丝线和绢布，以及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现的切割整齐的半个蚕茧，说明那时我国先民确已养蚕缫丝织布。” 钱山漾发现的丝绢出在遗址下层、年代在5200年前，山西夏县发现的蚕茧属仰韶文化，年代在距今6080——5600年之间[32]，二者都不是教材所讲的黄帝时期。另外在河南正定南阳庄发现两件陶蚕佣、在山西芮城西王村发现一件陶蚕佣，经研究被认为反映的是人工饲养的家蚕，但它们也都是仰韶文化遗物[33]。河姆渡遗址出土象牙盅上雕刻的编织纹和蚕纹，也被认为反映了人工养蚕的出现[34]。可见，教材所说“黄帝时期”发明养蚕缫丝也是假的。

　　 关于文字，《教学用书》解释说“指原始文字”。教材第2课说半坡遗址“陶器上还出现一些刻画符号，有些学者认为这是我国早期文字的雏形”。《教学用书》“参考资料”说：“距今五六千年的半坡彩陶，上面已有形似文字的刻画符号。我国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距今四千多年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郑州二里岗陶器上也曾发现一些象形符号，更是接近史书上所述的‘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而初创的文字”。教材还说“半坡和大汶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更与仓颉造字的记述相符”，所以它们使黄帝时期发明文字的传说“从考古实物中得到验证”。教师要真是这样讲给学生，那学生恐怕只得云里雾里了：其一，半坡刻画符号在六千多年前，怎么是证明四千多年前黄帝之史仓颉造字？其二，二里岗陶器符号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怎么用来证明四千多年前的仓颉造字？其三，大汶口刻画符号在山东地区，属于教材所说的东方“强大的蚩尤部落”所在，怎么用来证明黄帝之史仓颉造字，还“相符”？其四，《教学用书》说大汶口和二里岗的陶器符号“更是接近史书上所述” 仓颉“初创的文字”，难道我们（或作者）见过仓颉“初创的文字”吗？

　　 关于“伶伦编出了乐谱”，教材没有列举考古资料说明，自然也不能说证明了它是黄帝时期的成就。教材第2课说“河姆渡的原始居民还制作简单的玉器和原始乐器”，这种原始乐器就是该遗址出土的“几十件骨哨”。《教学用书》也说河姆渡人“能制作简单的玉器和原始乐器”。河姆渡人有原始乐器，当时是否有乐谱不确定。无论河姆渡人有无乐谱，都不证明黄帝的属下伶伦“编出了乐谱”。但是据研究，半坡和姜寨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演奏时“能达到与现在五声音阶完全相同的水平”，尤其1984至1987年河南舞阳贾湖出土距今八千年的骨笛，经研究证明其“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徵调音阶”[35]。这让人猜测，当时可能是有乐谱的。贾湖出土的骨笛在河南博物院有展出，而且有说明文字，说它具备六声音阶或七声音阶。看过这个展览的中学生，他可能会想：黄帝时代伶伦发明乐谱大概是假的。

　　 教材“传说中黄帝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图画中间上面一幅被《教学用书》解释为是黄帝“尝百草、创医术”，此外再无内容。虽然古代有《黄帝内经》传世，文献也说黄帝和他的臣子歧伯等讨论养生、医术，但“尝百草、辨药性”在传说和文献中主要是炎帝神农的功劳（如果让学生去搜集资料，他自己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教学用书》在“活动与探究”部分就说“炎帝发明了农业、医药、陶器”，这种引导与教材将“尝百草、创医术”归为黄帝的贡献是矛盾的。炎帝发明医药虽然也可说是“黄帝时代”的事，但它对说明黄帝为人文始祖没有用，所以发明医药归黄帝与归炎帝是有区别的。就教材和《教学用书》的相关内容来判断，黄帝“尝百草、创医术”这一功劳也要悬置起来，不论。

　　 教材说黄帝“为后世的衣食住行奠定了基础”，其中衣、住、行（舟车）都不是黄帝时代的发明，上面已经讨论。而食，就更不是黄帝时代的发明：教材第2课《原始的农耕生活》主要就写河姆渡、半坡的农业成就，这是仰韶时代的成就，而不是四五千年前黄帝的发明；大汶口的农耕年代晚点，但它属于教材所说强大的东方部落蚩尤所在地区，当然也不能归在黄帝名下。另外，农业的发明主要是炎帝神农氏所为，文献、传说、教材都这样处理。学生刚学了这些知识，你再说种粮食、吃饭问题是四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解决的，他就觉得虚假。

　　 教材“传说中黄帝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图画右边中间一幅被《教学用书》解释为是黄帝“观察出天文的星座”，此外再无内容。没有考古材料证明，黄帝的这一项贡献也要悬置不论。但是动脑筋的学生会想：河姆渡和半坡时期已有较成熟的原始农业甚至可以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时应该有一些天文历法知识，观察天文、星象应该早已产生。所以说黄帝“观察出天文的星座”不仅没有证明，而且可疑。有条件的学生，比如他参观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博物馆，知道早在仰韶时代原始人就画了不少天文、星象图在陶器上，他可能会想：说黄帝“观察出天文的星座”也是假的。

　　 据上可知，按照教材和《教学用书》，一个教师实事求是地教，一个学生实事求是地学，他们就会发现，黄帝被尊为“人文初祖”一点依据都没有：传说中黄帝时代的发明、创造几乎全部是虚假的。除了个别的要悬置起来不论，它们的出现既不能归功于黄帝，也不能归功于黄帝时代。黄帝战蚩尤、杀蚩尤自然也不能视为黄帝对中华民族作的贡献。那么课文《华夏之祖》开篇的问题“黄帝为什么受到后人尊敬？他对中华民族有什么杰出贡献？”就只能这样回答：黄帝不应该受到后人尊敬，他对中华民族没有杰出贡献。如果一个教师不强词夺理，不诡辩，一个学生认真地学，他们不是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和认识吗？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黄帝还要不要讲、这一课还要不要学呢？我们的意见是：当然要讲，当然要学。上面的讨论和分析表明：传说中黄帝和黄帝时代的发明创造绝大部分都出现或成熟于仰韶时代，也就是前面我们主张的炎黄时代（如果象古人那样，将神农与炎帝合并为一，那么基本上将课文所说的所有发明、创造都囊括在内了）。炎黄时代对应于仰韶时代（神农更在距今9000——7000年的裴李岗时代），教材所面临的尴尬、问题和困难大部分得以消弭。这或许不是偶然的，它无意中从另外一个角度佐证了我们的主张即炎黄在仰韶时代，不在龙山时代。纷乱的材料、传说也被印证，它们具有一定的真实背景，传递着一些较为真实的信息。

　　 四、关于蚩尤问题

　　 由于蚩尤一直被我国苗族同胞视为祖先，受到尊敬，所以教材处理炎黄和蚩尤问题要非常慎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1995年在河北已召开“炎黄蚩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总的来看，中学历史教材和教师教学用书在涉及炎黄、蚩尤及其关系时，用语还是中性的，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教材也选了孙中山的一首词：“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笔者觉得，这首词不宜选入：其一，它不是史料，也没有史料价值。“轩辕”五千年之说没有依据；黄帝发明指南车也是传说，今已可以证明无据。这首词并不能增加黄帝或中国的光辉，也不能帮助考辨历史。其二，“平定蚩尤乱”是站在炎黄、华夏和汉人的立场上，视蚩尤为乱臣贼子（不少苗族神话和传说都讲炎、黄、蚩本是兄弟、亲戚，由于各种矛盾才发生战争；笔者考证，蚩尤族也出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前已述及），这是不当的。这种说法与《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要求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引导学生尊重其它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成果”、“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等也不吻合。其三，“世界文明，唯有我先”值得商榷。按恩格斯定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古埃及、印度、苏美尔、克里特都不晚于中国；讲农业起源，西亚也不晚于中国。所以这首词只是文学作品。

　　 总之，“炎黄距今四五千年”、炎黄联合杀蚩尤在河北涿鹿这些传统认识不仅没有可靠的文献支持、没有考古学证明及其它相关学科的证据，而且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材料极大丰富、考古学文化体系基本建立的今天，它已经面临着来自考古学和考古材料本身的挑战。这种传统认识已经导致中学历史教材和教师教学用书陷入自相矛盾、思路混乱、不合逻辑、无法自圆其说的窘境。以人教版教材和《教学用书》为例，基本上是第2课《原始的农耕生活》否定第3课《华夏之祖》的主张。第3课关于炎黄蚩尤的内容及《教学用书》的相关内容极不严谨、科学，没有证据，不合逻辑，不仅完全没有说服力，甚至是虚假的、诡辩的，严重违反思维常识和逻辑，与历史课程和《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精神相去甚远。那么怎样改变这个局面，怎样处理炎黄蚩尤问题呢？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和意见供参考：

　　 1、既讲传统观点，又讲新的进展。讲传统观点“炎黄距今四五千年”（在龙山时代），与已有的人们普遍拥有的观念、知识结构相衔接；讲新的进展“炎黄距今六七千年”（在仰韶时代），作为向可能出现的新的结论和知识结构进行过渡。讲清楚两种观点各有什么证据，有没有证据。哪种认识可能是正确的或者都还存在问题，不作定论，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甚至进入高一级学校直至成人），直到炎黄蚩尤问题完全解决。

　　 2、实事求是，没有解决的问题要如实讲给学生。这不限于炎黄蚩尤问题，所有的历史问题，无论大事与细节都这样处理。我们的教材习惯于将完整的结论、固化的完美无缺的东西灌输给学生，这不是研究性学习。既然历史这样清楚明白固定，学生除了背诵课文给出的知识应付考试，还有什么兴趣和动力主动去汲取历史知识，以便去探讨和解决前人未解决的问题，或者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见解？还有什么必要树立远大理想去当历史学家去考古？

　　 3、关于蚩尤，上面已讲，不再重复。

　　 4、不要强行论证、强词夺理。教材和《教学用书》为了塑造黄帝形象、灌输某些观念和认识，整体上都是强行论证、强词夺理，上面已经分析。这里有必要再说两例：其一，初中《教学用书》说“通过介绍炎、黄战胜蚩尤，进一步说明黄帝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打破了氏族之间狭隘的界限，促进了相互间的交流和融合，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又说教师可引导学生“得出涿鹿之战为华夏族的形成奠定基础的认识”，高中《教学用书》更将炎黄战蚩尤称为“交往”，说“战争是古代部落、民族交往的一种形式，涿鹿之战就具有部落之间交往、融合的作用”。虽然战争的产生和结果会伴随交往、交流乃至融合，但战争是战争，交往是交往。无论古今，战争都是不幸的，都是人民遭殃，但交往却是应该鼓励和提倡的。交往有比战争更好的方式、形式，不进行战争就不能打破“氏族之间狭隘的界限”吗？不进行战争华夏族就不会产生就没有中华民族吗？如果《教学用书》的理念成立，我们怎么给学生讲鸦片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我们不是应该歌颂这些战争吗？其二，初中《教学用书》说“我们通常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是从中华文明的始祖黄帝算起的。黄帝发明了衣裳、舟车、宫室、挖井等，为后世的衣食住行奠定了基础。后人还把其他一系列发明创造都归于黄帝名下……”。显然这里是肯定衣裳、舟车、宫室、挖井为五千年前黄帝发明的了，但第2课却早已讲了衣裳、宫室、井存在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该书又说“炎帝、黄帝时代的传说，不仅在《史记》中的《五帝本纪》有记载，而且已被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所证实”。距今9000——5000年的东西，怎么用来证明四五千年前炎黄的伟大？如果学生学到教材和《教学用书》的论证方式、思维方式，那不是很可怕吗？

　　 5、如果不能证明炎黄的存在或炎黄的伟大，就不要进行“塑造”和拔高。炎黄不存在中华文明和历史就不存在吗？炎黄不存在中华文明和历史就不悠久、不辉煌么？炎黄不伟大，中国古人和中国人就不伟大么？我们有三千多年的成文历史，史前时代发掘出那么广阔、丰富、悠久的文化遗存，没有谁能够否认中国古人和中国人的伟大。我们提出了“炎黄历史6500年”新说，自认已经证明了炎黄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也还有问题没能完全解决，还可能有异议、怀疑。讲“炎黄历史6500年”也要告诉学生还有那些问题没能解决，有那些地方是值得怀疑的。总之要实事求是。

　　 6、教材和教学要与时俱进。历史教学和其它学科的教学都应该与时俱进，要尽可能跟上学术研究的进展，这样的教学才会是更成功。即使某个学术问题没有结论，还在进行之中或者有争论，都应该或可以告诉学生。研究性学习，我以为不但要学习研究，也要让学生在校期间就一直跟着学术研究前行。

　　 由于其它版本的中学历史教材及教师教学用书在炎黄蚩尤问题上与人教版不会有大的差别，只要讲“炎黄距今四五千年”就不可能避免人教版教材面临的尴尬和困境，所以不再赘述。大学历史教材一般不会象中学教材那样试图用考古材料和传说资料去论证炎黄的伟大业绩，所以就暂时避免、化解了“距今四五千年” 的炎黄“传说业绩”与考古材料之间的严重错位与矛盾（如果存在，当然也应调整），故暂时不论。

　　 注释：

　　 [1]“课改”，指中小学课程改革，是国家推进素质教育的主体工程，也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前所未有的重大举措。“课改”始于2001年秋季。当年，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义务教育阶段18科课程标准（实验稿），编写审定了各科实验教材，并在全国38个试验区启动新课程实验工作。

　　 [2] 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开发研究中心编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3]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中国古代史》（全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4] 宋健《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光明日报》1996年5月21日。

　　 [5] 史式《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华文明史新探》，《新华文摘》1999年第9期。

　　 [6] 翦伯赞《 中外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5版。

　　 [7]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

　　 [8]许顺湛《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9] 曹昱《中国最早进入青铜器时代》，《社会科学报》2000年8月17日。

　　 [10]陈铁梅《中国新石器墓葬成年人骨性比异常的问题》，《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

　　 [11] 朱乃诚《人口数量的分析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复原》，《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王仁湘《仰韶文化人口与社会研究检视》， 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编《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

　　 [12]、[16]王先胜《“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3] 严文明《东方文明的摇篮（摘要）》，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4期，2002年3月。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1991年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述评》，《考古》1998年第6期。

　　 [15] 曹桂岑《论中国古代的“五帝时代”》，《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

　　 [17] 王巍《关于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构想》，《光明日报》2000年3月31日；王巍《关于开展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研究的构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

　　 [18] 王先胜《“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第1期；《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社会科学报》2005年4月21日转摘报道。王先胜《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国先秦史网家学术网站及其它网站转载、传播这两篇文章。

　　 [19] 王先胜著《“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待出（同时可参见中国先秦史家学术网站及其它网站转载、传播）。

　　 [20] 张瑞岭《略论渭南史家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1] 王先胜《关于尖底瓶，流行半个世纪的错误认识》，《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5年第6期。

　　 [22]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23] 宋建忠、薛新民《北橄遗存分析——兼论庙底沟文化的渊源》，《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薛新民、宋建忠《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

　　 [2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9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25] 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87—88页、107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26]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伊世同《北斗祭——濮阳西水坡45号墓贝塑天文图的再思考》，《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27] 许顺湛《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

　　 [28] 赵永恒、王先胜《黄帝年代之历法钩沉》，《科学》2005年第5期。

　　 [29]桂娟《中华文明探源取得新进展》，《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30日。

　　 [30] 桂娟　刘畅　喻菲《古学加多学科，上千专家将追寻“五帝”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全面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讨公元前4000年至前770年间的文明面貌》，新华每日电讯。

　　 [31] 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开发研究中心编著“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32]、[33] 许顺湛著《黄河文明的曙光》164——16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34]陈忠来《太阳神的故乡——河姆渡文化探秘》149页，宁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史式《记河姆渡遗址》，《社会科学报》2000年5月11日。

　　 [35] 许顺湛著《黄河文明的曙光》251——25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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