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将和平的时间定格在了1937年7月26日。在本集开篇之前，让我们再重温一下“七七事变”后到7月26日这段时间的惊天巨变过程。
7月9日凌晨3点，29军与日本方面达成第一次协议。协议达成后双方开始撤军，9日中午撤军完成。同日，蒋介石电告在山东乐陵家乡的宋哲元，他已命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的2个师向保定和石家庄靠拢，同时还命驻在山西运城的庞炳勋部也向石家庄集中，要求宋哲元迅速前往保定坐镇指挥。11日，宋哲元从乐陵直接去了天津面晤驻屯军司令官求和。11日下午4时20分和5时15分，日本首相近卫、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分别上奏天皇，奏明用兵事宜。这一次与“九一八事变”不同，天皇裕仁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很快予以了批准。18时24分日本政府发表了经天皇裕仁签署的《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18时30分，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出“临参命第56号”指令，命关东军第1和第11共2个独立混成旅、6个航空中队、2个高射炮中队、铁道第3联队主力和电信、汽车等部队从吉林公主岭市和北京古北口出发，于20日前到达指定位置。19时40分，闲院宫载仁亲王又命令驻朝鲜的第20师团20日前到达天津。以上部队统归驻屯军司令官调遣。
12日，香月清司临危受命出任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当天即从日本本土飞到天津。同日，蒋介石又致电宋哲元劝其不宜久留天津应速往保定。13日晨，香月清司拟出《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向日本陆相和参谋总长呈报。香月报告中对宋哲元29军的军事部署为：将酒井镐次第1独立混成旅部署在现北京的怀柔县、铃木重康第11独立混成旅部署在现北京顺义县的高丽营和北京通州。临时航空队部署在山海关、锦州和大连沿海地带。除了上述军队部署外，还报告了准备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的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从冀察撤去排日的中央系统各机关；(四)从冀察撤去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对北平的警备将来由保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声称，如中国方面不答应以上要求，即要求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和二十九军撤出冀察。”
此时国民政府的多数大员因蒋介石主办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而聚集在庐山。蒋早在4月16日即到庐山疗养，6月26日庐山训练团开课。6月4日及7月13日两次会见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商讨国共合作及军队改编事宜。蒋是7月8日获悉“七七事变”发生的。当时在蒋看来这只不过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司空见惯的小事件而已。以日本此时在华北仅有的不足6000人的日本驻屯军是无法与10万之中的29军真刀真枪开战的。7月11日，外交部方面报告，在京的日本使馆参赞日高当日发出声明称：若中国调兵北上，日方必下最大决心。且蒋获知日本决定向华北增兵的声明。但蒋依然认为日本的目标只是欲将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而不是真打算扩大战争。其增兵声明不过是吓唬中国而已。不过此时蒋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何不趁此机会对日摆出强硬姿态呢？或许在日方犹豫不决时，中方摆出的强硬姿态会有利于事件朝着有利于中方转变呢。于是才会命令孙连仲等部队共计6个师的人马迅速北上。7月1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上通过决议，赞同军队北上，以此向日方显示中国无惧战事的决心，意图因此增加冀察当局对日谈判的筹码。当日，孙连仲所部沿平汉线乘火车到达河南安阳，得到蒋的指示“不必再顾虑何梅协定”之约束，于是部队再北进至河北石家庄。下午7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陕、豫、鄂、皖、苏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与平汉线集结；山东境内的部队担任津浦铁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往太原集结。除军队调动之外，军火粮草的调动也马上开始了。德械师是国军的绝对主力，战争所用军火弹药须按能够保证20个德械师3个月所需、粮草储备按50万人、马匹按10万匹准备。驻守在山东的韩复榘部队优先得到了补给。所有备好的粮弹均需迅速运往黄河北岸。
7月13日增调装备精良的国军第二师补充旅秘密从河南商丘市的柘城调至苏州，其第二团换上保安队服装秘密进驻上海市区的虹桥机场等战略要点。在上海附近地区已集结了国军精锐第87师王敬久部和第88师孙元良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国军95师则从河南南阳和陕西商县北调至河南郑州加强黄河以南防御。当日，在南京的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请示蒋介石可否愿意接受西方国家出面调停中日冲突，蒋表示同意经过外交部斡旋。当日夜，心存与日本人苟合幻想的宋哲元向平津发布命令，释放所有被逮捕的日本人，解除北平戒严令，以此向日军示好。当闻听宋哲元与日方意欲妥协时，蒋担心宋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单方所为扰乱他所制定的大谋略，急忙电告宋：卢沟桥事件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日方最终则在以冀察区域不得驻兵与区域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为目的，即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日方必得寸进尺无休无止。国民政府早已下定决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为我们国家与个人之人格。14日，日本军部根据香月的报告确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言称不扩大和就地解决。对于宋哲元的示好则不予理睬，继续进行军事部署。继11日调兵之后，闲院宫载仁亲王又从国内抽调7个飞行大队、4个独立飞行中队、2个机场勤务中队派往中国华北。加上之前的6个飞行中队，日军飞机已达到了222驾。待第一期各种兵力到齐时，华北日军将达6万人左右。
宋哲元对蒋介石的电告置若罔闻。14日下午，宋哲元命张自忠到天津参加斡旋。当日晚，张自忠受命于宋哲元前往拜见香月。香月以初来乍到尚不了解情况为借口指派了一名少佐参谋与张自忠周旋谈判。宋虽未到场，不过迫于日方压力，口头上承诺了北平不驻军，由保安队代行维持治安的要求，但请日方准许其分步落实。为表示诚意，宋下令即日起北宁铁路正常运行、取消北平戒严、释放双方交战中被俘的数十名日军官兵。同日，中国空军在太原设立航空兵基地，部分空军主力进驻。各类型炮也被增配到各个北方各要地。中方还开始着手长江流域防御，将88毫米高射炮移至江阴要塞，撤出长江上的灯塔及航标，设立封锁线控制往来。
7月15日，香月根据《处理华北事变方针》拟定了作战计划：
第一期：进攻29军直至将其赶至永定河以西；抽调独立混成第11旅团和第20师团各一部兵力，分别警戒平绥线和津浦铁路，以防止中国军队从晋绥向东增援北平和29军从天津撤退。
第二期：将29军再赶至河北保定和沧州市西北的任丘县一带。待国内3个师的援兵到来之后，进兵至河北石家庄市和山东德州市一线，在那里再准备与中国中央军决战。从香月的这个作战计划来看，日军作战区域只在河北境内。
同日，宋哲元在其天津寓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采取对策解决当前危机。冯治安主战、张自忠主和，会议未能做出任何决定。第二天，宋哲元签署了“战字第一号”作战命令，任命冯治安为北平地区总指挥。在南京，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与王宠惠见面时向王宠惠提出调解的意见，并问中方是否愿意事态扩大。王在请示蒋后告知：中国绝对只谋自卫，不愿扩大，且愿意接受英方斡旋。但英国的调解遭致日方拒绝。
17日，日本军部批准了驻屯军的作战计划，并指示以19日为对中国方面的最后期限。当日，南京日本驻中国代理大使日高信六郎通告中方违反何梅协定条款，日方将采取断然行动，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由中方负责。日方还以备忘录形式递交中方，要求中方停止挑战言行，并不得妨碍冀察当局与日方的谈判。王宠惠收到后急忙派人前往路上向蒋介石报告此事。同一天，在南京的何应钦密电宋哲元，除通报日军调动情况外，要求宋在北平南苑29军军部所在地构筑工事，集结兵力加强防御。
在庐山由国民党高层及社会各界精英158人参加的谈话会上，蒋介石在征求多方意见后，发表《最后的关头》演讲，表达中方对 “七七事变”的解决底线和解决方式。他表示中国应战而不是求战；希望和平但不苟且偷安。同日，蒋命令商震第32军、庞炳勋第40军及国民党中央嫡系李默庵第10师、关麟征第25师、刘勘第83师等部队立即沿平汉、津浦路北上，火速推进至保定与石家庄一线布防，协同二十九军与日军决战。为保证29的战斗力，国民政府紧急拨发300万发子弹与大批武器装备运往29军。
苏联。17日当天，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蒋廷黻面见苏联外交委员利特维诺夫时说：“日本发动对华战争，不仅破坏东亚和平，而且严重写世界秩序”。蒋廷黼原本是南开大学的历史系主任，被蒋介石看中后从政，于1936年10月被派驻苏大使。蒋廷黼之所以说这番话，是因为蒋介石让他试探性地了解苏联方面是否愿意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希望在当前中国相当困难的时期给予中国武器和经济援助。中苏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外交关系后，苏联和中国面临一个共同的威胁就是日本的侵略野心。苏联虽然强大，但面对着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剿”，远东安全始终受到日本的威胁。 “七七事变”之前，苏联主动向美国提出建立环太平洋共同防御体系，其真实意图主要是限制日本。但美国罗斯福总统却提出建立以英美为主导、日本参与的国际合作计划，而苏联则被限制为仅限海军可以参与其中。这个回应与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相称、显然是一种羞辱。之后，苏联退而求其次，意欲联合中国遏制日本，保证苏联远东安全。蒋廷黻的提议恰好与苏联的战略策略相符，因此利特维诺夫马上提出两国可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双方一拍即合。
18日下午在天津，宋携张自忠到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吊唁病死的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并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向香月清司道歉，此为宋哲元与香月清司的第一次见面。见面自然是谈双方亲善罢兵事宜。只是此时宋哲元是真心委曲求和，而香月则是缓兵之计。会谈后宋宣称“和平已无问题”。
19日晨，宋心情轻松地返回北平，张自忠留在了天津。当晚10时，日本驻屯军鉴于对中国的最后期限已到，宣布从20日零时开始采取自由行动。23点张自忠在情势所迫下与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达成《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誓文内容与香月清司上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七项内容基本相同。对外不予发表全部内容，只称双方就取缔共党及其他排日的具体内容达成协定。至此，中日双方已达成三次协议。在庐山，蒋介石力排众议公开发表了对卢沟桥事变的四点声明。
7月20日，离开南京已久的蒋介石返京。南京位于长江上前清留下来的的海琛和海荣等4艘巡洋舰载实弹在水面游弋警戒。“七七事变”以来，中日双方表面看刀兵相见的趋势甚强。其实无论是日本的近卫首相还是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均有和解之意。近卫文磨秘密派遣西园寺公望的长孙西园寺公一参议员到上海面见宋子文，双方商议了近卫首相特使宫崎龙介（孙中山密友宫崎滔天长子）访华日程安排。之后宫崎龙介首先乘法国客轮秘密到上海会见宋子文，商定了到南京谒见蒋介石的细节。宋子文将商谈内容向蒋做了报告，蒋亦答应可以商谈。待宫崎龙介返回日本将一切汇报给近卫文磨，再带着近卫的密令准备从神户搭船去上海时，却在码头被杉山元派来的宪兵逮捕从而使由日方掀起的和谈流产。
北平当日，宋在冯治安陪同下视察北平。宋哲元在途中看见交通要道口防御工事林立颇感不满并下令拆除。宋本欲再命令37师向北平西苑集结，以便撤往保定，改由赵登禹的132师接替该师防务，想以此再向日本方面表示诚意，但遭到佟麟阁副军长和冯治安等的力阻。双方僵持之间，日本人的隆隆炮声证明了佟、冯等人的力阻是十分必要的。20日下午3点左右，日本驻屯军再次炮击宛平城和长辛店，中日双方不得不继续进行谈判。日方要求冯治安的37师111旅221团和222团（1933年喜峰口大捷的部队）立即撤出长辛店和宛平城，南调北平城40公里以远，改由保安队接替两团防务。
宋哲元委曲求全的和解梦终止于来自宛平城日方的炮击。尽管他依然对和解抱一线希望，但从南京及其他各方面得到的日军不断增兵的消息让他不得不开始重视北平的防务。宋哲元从老家一出来没按蒋委员长的要求去保定备战而是去天津求和，原因在于29军是处在日本人和中央政府的夹缝中生存的弱旅。从29军的处境看，相比中央政府，眼前的日本人更得罪不起。弱势的29军想要求和将不得不以妥协和退让来求得一时安定。本以为“和平已无问题”，但突如其来的日军炮弹破碎了他的美梦。骑在墙头上的他只得面对现实重新布防。他采取了偷梁换柱的方法。先用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队接替了37师城防，命37师从城内撤出前往保定。表面上看，29军已经开始执行双方的协议了。随后他又秘密将37师调回城内，全部换上保安队服装留守城内。再命城内保安队全部撤往河北沧州下辖的河间县和任丘县一带。随后又命132师石振刚的独立27旅换成保安队服装进入北平加强城防，旅长石振纲出任北平城防司令。
此时的29军下辖4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一个特务旅和2个保安旅，分散驻于冀、察两省及平津地区，人数约10万，军部驻北平南苑。
宋对北平城内外的兵力也做了部署，其防御部署为。
北平城外的防御部署：
刘汝明的143师和骑兵第13旅驻察哈尔省和河北省内的平绥铁路沿线，卫戍北平北部；赵登禹的第132师在北平西面的永定河以南集结，卫戍北平西部、南部和河北邯郸市大名县及沧州市河间县一带；冯治安的37师师部设在保定，其何基沣110旅驻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陈春荣109旅和张凌云独立25旅驻保定和任丘。骑兵第9师驻南苑和河北保定市易县、廊坊市的固安县。张自忠的第38师师部设在北平南苑（驻有38师特务团大部），卫戍南苑、团河（38师特务营）、北苑、昌平、小汤山、廊坊、天津周边并继续留住天津监视驻屯军司令部。若战事一开，38师进攻驻屯军司令部，143师出南口进攻昌平、密云和高丽营，占领之后阻止关东军通过古北口越过长城增援。
北平城内的防御部署：
第37师刘自珍111旅停止撤退，留守北平城内；132师所部石振刚的独立第27旅进入北平与第37师共同承担北平城防。刘自珍111旅的221和222团依然防守北平的德胜门、西直门和阜成门的西北方向。石振刚旅的681团防守从朝阳门、东直门到安定门的东北方向。679团防守广渠门、东便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西便门到广安门一线的外城。38师阮玄武的独立第39旅驻北苑，冀北保安司令部驻北平北面的黄寺，特务旅及骑兵第九师部分驻南苑。
20日，何应钦主持的军政部决定调河南巩洛警备司令部所属高射炮部队全部调赴保定归属宋哲元指挥，并向29军补给了300万发子弹。同日，日军从中国东北和朝鲜调来的增援部队陆续到达了指定位置。按照香月清司的作战计划，日军首先须清除天津到北平间火车大站的29军驻守部队。为保护日本侨民，还需要派小股部队进入北平保护住在那里的日本侨民。第二天上午，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从日本国内增派3个师团到华北。天皇则以暂时出师无名为由予以拒绝。
21日下午，宋哲元向来访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等人保证力阻中央军于保定以南，并发表通电谢绝海内外的劳军捐款。日本的特务们此时虽沉得住气，慢条斯理地与宋哲元周旋。可宛平城那边的日军却似乎谁的面子也不给，21、22日连续两天又继续炮击了宛平县城，给守城的219团官兵造成大量伤亡。
日本国内，以天皇裕仁为核心的日本“扩大派”虽然决定增兵华北，但他们还是有一点挥之不去的担心，那就是苏联可能会对中国华北发生的事变出兵干预。因此，在7月21日上午，天皇裕仁质问杉山元陆相：若是中方一切按照协议照办，日本将如何处之？杉山元的回答是：出兵作罢。天皇只得敕令国内动员暂停。
南京方面在直接与日方和谈受阻后，开始谋求第三国从中斡旋。7月21蒋首先约见当时国际社会的老大英国。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三天后谒见蒋，向蒋报告英国已知会日本，暂时停止计划中的英日谈判，敦促日军克制，因为中国的忍耐有限。23日，中国驻日总领事报告，日本除本土留5个师团和朝鲜留1个师团外，本土其他7个师团和在满洲的3个师团，均调向华北。此情报让蒋明白，他之前调兵遣将所造声势并没有起到对日的威慑作用，大战看来在所难免。23日晚，参谋次长熊斌奉蒋介石之命（代表何应钦与日本人达成《何梅协定》的将军）从保定到达北平，向宋哲元传达国民政府的抗战策略和决心。24日，熊斌将蒋介石发来的电文转宋哲元阅。蒋在电文中告知宋哲元：日军从22日起正向华北输送机械化部队，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规模行动，务望时刻防备。熊斌不辱使命，在他言辞恳切、历数多方情报的事实面前。宋哲元终于确信了两点：日本人要用武力将他赶出平津；国民政府欲誓死抗战。但是，宋的春秋大梦醒来得太晚了！
24日午后，已对和解几近绝望的蒋紧急召见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告之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战将至。手令各部务于一星期内完成各项准备。布置停当之后又致电在欧洲忙于为可能到来的战争筹款的孔祥熙言：情势日急，战事无法避免；国民政府已决心抗战，恐再无回旋余地矣；如英法借款一时不能完成，就请兄即飞回国。
尽管大战将至，但此时的蒋介石却继续为能避免大战做着最后的努力。7月25日，蒋接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蒋言：美国是九国公约的发起国，无论是从道义还是从法律义务方面看，美国都有义务协助制止日本发动战争。并表示，中央对宋哲元与日方的谈判结果予以认同，但我方已尽最大程度的容忍，请美方向日本转达。7月26日下午，蒋会见法国大使那齐雅，那齐雅给了蒋精神上的慰藉，他说中日战争好似当年的英法百年大战，日本终将无法征服中国，还得再退回到日本列岛。此外，蒋还会见了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和德国大使陶德曼等人，请求各国出面斡旋阻止极可能发生的中日战争。由于德国与中国的特殊合作关系，陶德曼是所有国家驻华使节中最为努力的一个人。蒋介石委婉地提醒德国，若中日战争爆发并持续下去，中国将会重新考虑与苏联的关系，这一点是德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尽管陶德曼愿意促成和平，但中日和谈的最好时机已经丧失，由于日本军方的强硬态度，日本政府已声明不希望第三国干涉此事。至此，中日大战如箭在弦上，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战争的脚步停止了。
25日，日本第一批援军全部到位。香月清司召开军事部署会议。会后日军立即开始执行香月清司的作战计划。因为日军卸到塘沽港口的十万吨军用物资和部队必须利用铁路才能运送至北平等地，所以必须得保证铁路安全、彻底清除铁路沿线的29军守备部队。第一个目标选择了从天津到北平沿途上的河北廊坊火车站。当天，从朝鲜调来华北的川岸文三郎第20师团步兵77联队第十一中队约百人左右的日军，借口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天津通北平的电话线经常出现故障需要维修为由，向29军守备部队要求进入廊坊车站。日军第十一中队从天津乘火车于16时30分抵达河北廊坊火车站。一下火车便有廊坊警察分局局长和驻军代表前来接洽。中方提出要求，请日军按29军的命令只准在车站内停留，不得走出车站。日方则坚称不出车站无法完成任务，同时日军还要求驻军让出营房给日军留宿。双方意见相左、互不相让、争执不断无法达成共识。随后，日军无视守军劝阻，分组走出车站并选择有利地形开始构筑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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